1978-2015年东莞豪华酒店时空演变与制度重构

东莞豪华酒店作为社会文化地理现象备受学术界与理论界的关注。本文采用深度访谈和文本分析方法,援引制度与空间的相关理论,探讨东莞豪华酒店时空演变背后的制度根源,试图解释在国家与地方的制度环境下,显性正式与非正式制度、隐性正式与非正式制度是如何成为一种内在的力量影响东莞豪华酒店的时空演变。研究发现：① 在地方尺度下,东莞豪华酒店经历了酝酿期（1978-1993年）、投资和投机探索期（1994-1999年）、腾飞发展和扭曲变异糅合期（2000-2004年）3个阶段,分别呈现出制度推动空间发展、制度与空间磨合、空间反作用于制度重构3个不同的特征;② 在区域尺度下,东莞豪华酒店迎来平行和稳步建构期（2005-2012年）,体现出权力空间从东莞流向外围。空间变化暗示权力关系的变化,表明东莞豪华酒店从深层次影响制度重构已经迫在眉睫;③ 在国家尺度下,东莞豪华酒店进入自上而下的整顿和转型重构期（2013-2015年）,显性正式制度迫使空间行为选择进入理性阶段。研究完善了制度与空间关系的理论,提出空间的发展最终受制于显性正式制度,中间经历了空间尺度的转换,经历了各种显性与隐性、正式与非正式制度的博弈,最终回归到显性正式制度。空间演变是一个被制度化的过程,制度在空间权力关系中不断完善与变迁才能形成符合空间景观与空间形态规律的制度体系。     

邻避或迎臂效应：东莞豪华酒店与社区的互动关系

“酒店—社区”是一个不同行动者进行角力的场所。本文采用参与式观察和深度访谈方法,援引邻避效应与迎臂效应的相关理论,试图探究东莞豪华酒店与社区的景观模式及其互动关系。研究发现：① 权力与资本逻辑推动着“酒店—社区”景观的建构。东莞豪华酒店特有的迎臂因子形成了酒店与社区互动的四种景观类型：“酒店+房地产”型、“酒店+村庄”型、“酒店+镇中心”型、“酒店+政府”型。② 酒店黄色产业的存在是“迎臂”或“邻避”矛盾的焦点。豪华酒店所衍生的“精神垃圾——黄色文化”成为邻避的主要因子,促使社区居民进行非暴力反抗,然而,地方情感与现代性促使社区居民在反抗与选择性消费中和“精神垃圾”共存,豪华酒店成为社区居民的一种日常生活方式。③ 居民的生活实践、记忆与想象共同强化了社区的豪华酒店情结。迎臂效应最终战胜邻避效应,形成“请到我家后院来”的社区与酒店共存画面。研究丰富了邻避与迎臂效应的理论,在社会、生态和心理维度上补充了邻避效应的文化维度——“精神垃圾”,同时提出迎臂效应的物质维度——“酒店房地产”和心理维度——“地方情感和主体想象”,并且指出邻避与迎臂效应并非矛盾对立的存在,其影响因素的抗衡会促使“邻避效应”与“迎臂效应”在特定的时空相互转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