警用视频监控的犯罪防控效果及空间差异 ——以苏州市姑苏区为例

采用双重差分法,对苏州市姑苏区2014~2016年的警情数据进行分析,评估警用治安视频监控的犯罪防控效果。结果表明,视频监控对犯罪具有明显的抑制性作用。在案件类型上,视频监控对盗窃类案件的防控效果较好,但对盗窃电动自行车、盗窃电动车电瓶的防控效果较小。在时间维度上,与节假日相比,对工作日犯罪的抑制效果更好;与晚上相比,对白天犯罪的抑制效果更好。针对通过局部空间自相关分析所获取的重点区域,与警务人员访谈和实地调研后发现,视频监控的犯罪防控效果与周边地理环境、人流密集程度、警务情况等密切相关。     

1958—2019年云南省拐卖未成年人犯罪的时空格局及影响因素

拐卖犯罪的时间跨度长、社会危害性高,会对受害者造成一生的记忆创伤。未成年人作为弱势群体,极易受到拐卖犯罪的侵害。早前拐卖的相关研究主要集中在法学和社会学领域,基于地理学视角的研究起步较晚,且缺少针对犯罪高发区云南省的研究。为此,文章基于公益平台“宝贝回家”网站的数据资料,运用数理统计、空间分析等方法,从未成年受害群体视角探究云南省拐卖犯罪的时空格局及影响因素。研究发现：1）来自乡村的被拐未成年人占总体的77%,从乡村拐入乡村的拐卖数量最多;同时,被拐未成年人整体趋于低龄化,呈现较强的低龄男童偏好以及大龄女童偏好。2）1958—2019年云南省拐卖未成年人数量在时间上呈现“倒V型”波动特征,高发期为1994—2005年,其时间演变受特殊历史事件、国家政策和打拐活动等的影响。3）空间上,云南省东部犯罪总量较高,扩散速率较快,其中曲靖、昆明、昭通为热点区域;县域尺度上,官渡区、昭阳区、盘龙区、西山区、五华区、镇雄县、宣威市的被拐未成年人数量占总数的49.5%;同时,过半案件发生在居住场所附近,封闭式公共场所附近案件发生量最少。4）影响因素上,自然因子对拐卖犯罪的影响力度最小,人口因子对犯罪快速增长期影响显著,社会和经济因子对犯罪高发期和低发期的作用显著。     

近10年来犯罪时空预测国内外研究与实践进展

基于地点的犯罪时空预测由于不直接涉及个人数据，且可与警务巡逻和精准化治安防控策略有机结合，现已成为预测性警务领域的研究热点和主要实践方向。本文对2013年以来国内外犯罪时空预测的最新进展进行综述，主要工作包括：(1)总结了该领域研究在文献数量快速增加、研究主题日益多元、主要研究群体分布相对集中等方面的总体特征；(2)梳理了犯罪时空预测的目标主体、时间尺度、空间尺度、模型方法、精度评价、实践效果评估六大基本要素的新变化、新指标或新进展；(3)介绍了常用犯罪时空预测软件及各国预测性警务实践；(4)探讨了在实践应用的各个阶段所面临的伦理问题及挑战，以及各界为规避此问题做出的尝试；(5)展望了犯罪时空预测后续研究重点。本研究为犯罪时空预测领域勾勒出一个较为全面和清晰的轮廓，可为国内犯罪地理、智慧警务、警用地理信息系统（PGIS）等相关领域的研究者和从业人员提供有益参考。     

犯罪数量与危害的空间分布及建成环境影响——基于北京市刑事案件的纵向研究

既有犯罪地理研究存在“重犯罪数量、轻犯罪危害”“多横向分析、少纵向分析”“求本地影响、弃空间依赖”等局限。为此,论文利用2012—2017年北京刑事案件、兴趣点、道路网等3期面板数据,以个案刑罚结果衡量其社会危害性,探究犯罪发生数量与危害程度的空间结构,厘清建成环境对两者的影响异同。研究表明：① 犯罪数量与危害均呈集中集聚格局,但犯罪危害的集中程度高于数量、集聚程度低于数量、稳定程度相对偏弱。② 如防卫空间理论所言,高强度土地利用、多样化城市功能、通达的次干道支路网、邻近诱发地都对犯罪数量和危害发挥正向作用,后者所受影响更大。③ 建成环境的上述影响大多存在空间依赖,3D维度和商业场所具有集聚溢出效应,管制较严的教育科研机构、公园广场、旅馆、公交站、停车场、居民区表现出内低外高式的空间竞争效应。     

警用视频监控的犯罪转移和效益扩散

基于加权转移系数法和双重差分法提出象限统计法,分析了警用治安视频监控对苏州市姑苏区2014—2016年警情数据的犯罪转移和效益扩散现象。研究结果表明,警用治安视频监控设备的安装对于总体犯罪、不同类型案件、不同时段案件均有效益扩散现象,且效益扩散现象比犯罪转移现象更加明显。在案件类型上,盗窃类案件及违反公共秩序类案件的犯罪转移现象较为明显,斗殴类案件次之,而诈骗类案件最不明显。盗窃电动车电瓶类案件的犯罪转移情况相对于盗窃电动车案件更为明显。在时间维度上,节假日和白天的犯罪转移现象更为明显,而工作日和夜晚的效益扩散现象更为明显。     

可渗透性环境对盗窃犯罪分布的影响及社会解组的调节作用——兼论街道眼理论与防卫空间理论的适用性

为揭示街道眼与防卫空间理论的分歧源头和适用条件,论文以北京中心城区为研究范围,整合法律文书、定位服务、街景图像、兴趣点等多源大数据,将犯罪机会与社会生态理论置于同一分析框架,探讨了可渗透性环境对盗窃犯罪分布的影响以及社会解组因素的调节作用。结果表明,土地利用密度、功能混合度、路网密度、沿街通透性等可渗透性特征与盗窃密度整体呈现正向关联。建成环境对犯罪行为的影响因社会生态分异而变化,随着居住不稳定性、途经人员流动性、就业人员流动性、人口异质性、社会经济弱势地位等社会解组程度的加深,可渗透性环境的犯罪引致作用将不断放大,防卫空间理论更具适用性。而在社会结构稳定的社区中,街道眼能够发挥自然监控作用,街道眼理论的解释力更强,现实生活中该类社区仍属少数,盲目采用新城市主义设计方法恐会加剧安全风险。     

中国犯罪地理研究述评

当前社会犯罪问题严峻,以空间为视角的犯罪地理研究因其独特的综合性在犯罪防控中的作用日益凸显。以中国知网、维普和万方三大数据库中获得的期刊文献为基础,对中国犯罪地理的研究状况进行综合评述。在对国内五大研究主题进行回顾的基础上,围绕“研究主题”和“研究领域”两方面,分析了中国犯罪地理学的发展动态。总体来看,在过去的25 年中,中国犯罪地理研究逐渐起步,发展趋势良好,已经吸引了来自地理学、法学与警务管理、城市规划、应用数学等诸多领域的学者关注。尽管研究焦点各有侧重,但始终注重对国外研究和实践经验的引入,并提出了基于综合分析、情境预防、CPTED、PGIS的诸多防控对策。在犯罪时空分布特征、犯罪发生诱因等方面,研究范围宽广,但研究深度有待加强。未来中国犯罪地理学发展任重而道远。学界应充分重视城市犯罪与农村犯罪、犯罪与微观环境的互动关系、犯罪主体的行为空间等研究,并积极探索虚拟犯罪模拟新技术的应用。     

中国非法采伐林木行为的空间分布及其驱动因子

基于2014—2020年中国50 094份非法采伐犯罪的刑事一审判决书,运用空间自相关分析与地理加权回归模型,探究中国非法采伐的空间分布特征及其驱动因素。结果表明：1）非法采伐多发于胡焕庸线东南侧,集中在云贵高原东南边缘、巫山―雪峰山沿线、武夷山脉―南岭沿线、大别山沿线、长白山沿线等地区;2）受自然、社会、经济条件的影响,上述高发区域的非法采伐特征存在明显的区域差异。3）非法采伐具有较强的空间集聚效应,相同地理分区内相邻地市非法采伐在空间上具有较强的稳定性;但不同区域间又呈各异的空间集聚特征,其中西南与东南地区主要呈高-高集聚态势、西北与华北地区为低-低集聚,东北地区与长江沿线地市则不显著。4）不同影响因子在空间上对非法采伐的驱动作用各异,其中自然禀赋是非法采伐产生的必要不充分条件,区域随着城市化与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能够有效抑制非法采伐的发生。     

Spatiotemporal evolution of urban theft crimes and mechanism in the context of regular COVID-19 pandemic prevention and control: A case study of Haining,Zhejiang北大核心CSCD

新冠疫情的爆发会对区域内犯罪数量产生显著影响。然而,常态化疫情防控是否显著改变了犯罪空间分布格局,仍然有待进一步的实证检验。论文选择始终采取常态化疫情防控措施的浙江海宁市中心城区,采用标准差椭圆、核密度估计方法,对2018年2月—2021年7月城市盗窃犯罪的时空格局演变特征及其机理进行研究。结果表明:(1)新冠疫情爆发后,研究区内盗窃犯罪月均数量较疫情前降幅达53%,并持续在100~200起之间波动,而其日内分布模式却没有明显变化;(2)2020年2月—2021年7月,研究区内盗窃犯罪热点较疫情前有明显减弱、减少,且其犯罪空间分布格局较为稳定;(3)针对疫情前的12个典型犯罪热点区域,其月均犯罪数量在疫情后的降幅在52%~78%之间,其分季度的时间演变模式存在明显差异;(4)根据日常活动理论和犯罪三角理论,常态化疫情防控中有7类具体措施可对各区域的犯罪产生较大影响。研究结果对于理解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下的犯罪空间演变规律和制定科学的犯罪防控策略均具有重要参考价值。     

拐卖犯罪与“后拐卖”研究的关系地理学探新

在地理学视角上,拐卖犯罪是一种非正常的人口迁移活动。随着人文地理学的关系转向兴起,关系地理学给拐卖犯罪研究提供一种多元、复杂、动态的拓扑关系逻辑,有助于探究拐卖犯罪现象和相关主体间的关联性与过程性。以关系地理学为视角,首先梳理关系地理学在拐卖犯罪问题上的理论张力,获得关于拐卖犯罪的关系地理学基本认知;然后从空间、地方、主体性内涵上解构拐卖犯罪以及“后拐卖”情境,进而以此为依据,总结和建构关系地理学嵌入拐卖犯罪治理与后拐卖发展干预的研究逻辑。研究发现,父权文化下的“性别”和“身体”为拐卖犯罪的滋生提供了土壤和“市场”,作为最小的空间尺度,身体的实践是研究拐卖犯罪的重要入口,在拐卖犯罪活动所构成的关系网络中,存在着空间性的身体规训和权力割裂。同时,拐卖犯罪会带来多元的历时的影响,被拐儿童和妇女在后拐卖情境下会存在地方关系和主体间性的重构。拐卖犯罪治理与后拐卖发展干预都需要引入关系地理学视角,以“关系”视角打通逻辑思路框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