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居民压力源对幸福感的影响研究——基于乡村旅游休闲参与的角度

居民幸福感研究日益受到重视,以往研究多是从自然环境、社会人文环境和城市化进程等方面探讨大尺度空间环境因素对城市居民幸福感的影响。结合乡村旅游的角度探讨城市居民幸福感的影响研究,目前还较少。运用SEM分析方法,探究处于多维压力之下的城市居民旅游者如何通过前往乡村进行旅游休闲活动提升幸福感,进行模型构建与分析,结果显示：① 压力源对调适策略有显著正向影响,对休闲参与不显著,但不同群体影响差异显著,压力调适对休闲参与有显著正向影响;② 休闲参与对心流体验和幸福感具有显著正向关系,且心流体验对幸福感具有显著正向影响;③ 心流体验对休闲效益具有正向显著影响,且休闲效益对幸福感具有正向显著影响;④ 心流体验在休闲参与对幸福感、休闲效益在心流体验对幸福感均具有显著中介效应;⑤ 旅游者不同背景变项在压力调适、休闲参与及幸福感等分别呈现不同程度的显著差异。     

基于具身认知理论的游客幸福感影响因素研究

基于具身认知理论,选取对游客幸福感产生影响的身体要素指标,建立游客幸福感影响因素研究模型。以重庆市黑山谷景区、梦幻奥陶纪景区和安居古城景区为案例地,通过典型相关分析法对身体要素与游客幸福感的内在关系进行定量研究。结果表明：(1)身体要素对游客幸福感的影响主要体现在身体结构、身体经验、身体行动、身体环境4个维度。(2)身体要素对游客幸福感有显著的正向促进作用,其影响主要体现在身体行动、身体环境、身体经验3个维度,游客对旅游地的了解程度、看到新奇美景、听到美妙声音、身体感到舒适、身体感到刺激、环境干净整洁和人们和睦友善7个指标对游客幸福感的影响较大;身体结构(含性别、年龄和身体健康状况)和旅游活动中的身体参与(含旅游时间长短和旅游体验类型)对游客幸福感的影响十分微弱。     

地理环境与时空行为对主观幸福感的影响研究进展

主观幸福感是目前国内外研究热点,与提升居民生活质量和建设宜居城市密切相关。已有大部分文献侧重单一空间尺度的研究,分析社会经济属性和地理环境要素(包括建成环境、社会环境、环境污染)对主观幸福感的影响;也有部分研究关注居民日常出行属性和活动特征对主观幸福感的作用机制,探讨长期幸福感与短期幸福感的内在关系。论文对上述研究进行较为系统的梳理与评价,综合考虑地理环境、时空行为与主观幸福感的复杂关系,构建主观幸福感的理论研究框架,总结时空行为视角下多尺度、多维度地理环境要素对主观幸福感的影响机制以及作用路径,并探讨主观幸福感的时空动态规律以及微观行为机制,为改善城市人居环境、优化居民行为模式提供科学依据和政策建议。     

中国城乡居民幸福感的差异及影响因素研究

2010年上海世界博览会提出“城市让生活更美好”。然而,当前对城乡居民幸福感的实证研究得出了不同的结论。本研究认为,城市并不必然会带来更美好的生活,而是更好的城市让生活更幸福。为此,本研究运用多层次线性回归模型,基于2014年中国劳动力动态调查（CLDS）数据对中国城乡居民的幸福感及其影响因素进行了分析。结果显示,中国城市居民的幸福感整体上高于乡村居民,这种差异主要源于城乡居民的生活水平、生活环境和生活节奏等方面的差异。因此,要实现“城市让生活更美好”的目标,需要在城市化的过程中不断提升城乡居民的获得感、推动城市住房政策改革、进一步加快城乡公共服务一体化进程、实现以家庭为单位的新型市民化模式以及推行更为健全的劳动政策。     

中国城市PM2.5污染对居民主观幸福感的影响及支付意愿研究

利用2015年中国40个城市大规模问卷调查数据,采用贝叶斯多层级有序分类响应模型探讨了PM_2.5污染对居民主观幸福感的影响,进而核算居民为减轻PM_2.5污染的支付意愿。研究发现：PM_2.5污染对主观幸福感具有显著的负向影响,PM_2.5污染每增加1个单位,主观幸福感将下降0.040个百分点;家庭月收入对主观幸福感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家庭月收入每增加1个单位,主观幸福感将提升0.026个百分点。支付意愿不仅受到家庭收入水平的影响,还受到居民所处城市空气质量的影响;在承受PM_2.5污染的最初阶段,居民为改善空气质量的支付意愿最高。居民为改善空气质量愿意支付的金额平均为226元,占家庭月总收入的2.274%。     

收入水平、收入差距与主观幸福感研究 ——基于六省份CGSS 2017调查数据的分析

基于2017年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中上海、江苏、浙江、安徽、湖北和江西六省份数据,对居民收入水平和收入差距对主观幸福感的影响和作用进行分析。结果表明:居民收入水平和地区富裕程度对主观幸福感有显著正向影响,收入水平越高居民主观幸福感越强,收入水平较高的江浙沪地区居民幸福感水平高于收入水平相对较低的鄂皖赣地区;收入差距对居民主观幸福感的影响并不显著。提高居民收入水平和人均可支配收入、建立公正合理的收入分配体系是提升居民主观幸福感的关键所在。     

新时代面向美好生活的日常生活地理与城乡休闲——“生活地理与城乡休闲”专栏解读

随着西方学界“日常生活”的兴起与转向,“回归生活世界”与生活本体论成为人文地理学研究的新视角。新时代背景下,中国社会主要矛盾的转化催生地理学人地关系的转变,由静止的、同质的人地关系转变为动态的、异质的人地互动关系,“人”与“地”被赋予日常生活的内涵与外延,“闲暇处才是生活”。在追求美好生活的新时代,地理学需要回答日常生活地理以及休闲具有哪些地理特征,不同主体如何通过日常生活及休闲展演人与地、人与人、人与自我的动态关系,从而建构不同空间尺度的生活实践与地方意义等问题。本专栏主要探讨日常生活及休闲中所展演的主体能动性、空间异质性以及人地互动的复杂性,涉及城市居民的生活休闲与主观幸福感、城市公共空间活力评价以及休闲方式、日常生活中的地方情感与定居意愿等内容,以期尝试用中国本土的实证来回应西方日常生活地理学的研究。期待未来的相关研究能够更加关注边缘群体的日常生活及其休闲,能够弥补城乡休闲中“乡”尺度的不足,能够全面系统地阐述日常生活与休闲在时间演变过程中的变化规律及其机制。专栏旨在推动中国情境的日常生活地理学的理论建构,在实践上以期为新时代美好生活的具体践行贡献地理智慧。     

地方性知识、主客互动与居民幸福感——对江郎山世界自然遗产地的实证研究

基于地方性知识和主客互动理论,以世界自然遗产地江郎山的当地居民为研究对象,构建了遗产地居民的地方性知识、主客互动及幸福感之间的关系模型,以回答拥有地方性知识能否促进当地居民获得幸福感及如何促进幸福感获取的问题。研究表明,知识越丰富的旅游地居民越容易获得生活、工作、心理与人际等方面的幸福感,强调了地方性知识对遗产地旅游发展的重要性,且证明了主客互动能够在地方性知识与幸福感之间搭建桥梁,发挥中介的作用。文章在理论上探讨了地方性知识在居民幸福感形成中的作用,且从主客互动的视角解释了地方性知识提升居民幸福感的机理;实践上,强调培养地方性知识和提高主客互动质量在提升遗产地居民幸福感中的重要性。     

目的地环境恢复性感知对旅游者幸福感的影响机制研究——基于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

关于目的地环境恢复性感知与旅游者幸福感之间影响关系的研究目前多采用线性回归、结构方程模型等传统定量方法,对其复杂性缺乏深入探讨。该文立足于疫情防控的特殊时期,以青岛市为例,运用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法构建旅游者幸福感(享乐幸福感和实现幸福感)的因果模型,并纳入“拥挤感知”变量,以进一步探析旅游者幸福感的前因组态条件。研究表明：(1)在拥挤感知、兼容、程度、心理逃离、物理逃离和迷恋6个前因要素中,“迷恋”的一致性最高,对旅游者高幸福感的生成具有重要解释力,但所有单要素均不能构成两类幸福感的充要条件;(2)共析出9种能促进高旅游者幸福感的复杂组合路径,其核心条件均涉及“心理逃离”,表明该要素是旅游者高幸福感生成的重要基础;(3)旅游者高享乐幸福感和实现幸福感的组态条件存在显著差异,相比享乐幸福感,实现幸福感前因组态的核心条件稍显复杂;(4)在具有最高一致性的路径组合中,两类幸福感均“一定不包含”高拥挤感知。研究结果可深化对旅游者幸福感生成机制的理解,并为旅游目的地的营销和管理提供实践启示。     

乡村旅游地居民幸福感影响因素及其作用路径

采用结构方程模型与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结合的方法,在检验影响因素净效应的基础上分析乡村旅游地居民高幸福感的条件组合,归纳引致居民幸福感的路径类型。研究发现：(1)情感团结、环境获益感知、社会文化获益感知与自我发展对居民幸福感产生显著正向影响,但简单的前因变量均不构成居民高幸福感的必要条件,各变量均需依赖与其他要素的条件组合共同作用;(2) 7种条件组合对居民高幸福感的形成具有较高解释力。自我发展与经济获益感知依赖最为明显、经济获益感知在组合中呈现双向表现、社区参与的表现并不突出;(3)居民高幸福感存在4种作用路径,情感团结、社会获益感知在4种路径中均起到了核心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