动态外部性视角的企业再地方化效应及地区影响 ——以皖江产业承接示范区为例

基于动态外部性视角,提出再地方化效应的测度及对地区转型发展的作用机理,以皖江产业承接示范区为研究对象,从MAR外部性、Jacobs外部性和Porter外部性3方面分析企业再地方化效应的时空演化特征,运用双向固定效应模型验证其对皖江示范区转型发展的影响。研究表明:① 时间演化特征与各城市的产业承接政策和转入的产业类型不同有关;② 空间上MAR外部性呈现出“总体均衡-向西增强-向南增强”的演化特征,Jacobs外部性由西南向东北逐渐增强,Porter外部性整体呈增强态势;③ MAR外部性对区域经济绩效和创新水平的效应均表现为“倒U”型;Jacobs外部性能够显著促进地区经济发展,但对区域创新的效应为“U”型;Porter外部性能够推动地区经济发展,但不利于区域创新。     

从地理视角解读动画电影《你的名字》

动画电影作为一种重要的媒介形态,在与观众、社会和地理的互动中呈现出多重的电影地理意义,同其它叙事媒介一样,动画的叙事必然涉及到具体的时间和具体的空间,其通过对地理和空间的艺术性呈现打破受众原有的时空限制和思维定势,引导人们创造"地理影像空间",本文基于地理学视角解读新海诚名作《你的名字》这一动画电影中的地理思想。     

基于全球—地方视角的创新网络研究进展

全球化、创新驱动是新时代的重要特征之一,创新网络成为经济地理学者关注的热点领域之一。在评述现有创新网络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本文界定了全球—地方创新网络的内涵和特征,论述了其类型、结构、作用机理和分析方法,并得出结论：全球创新网络与地方创新网络是不可分割的有机体,地方创新网络是全球创新网络的子系统,知识流是创新网络各主体之间联系的重要纽带,行业协会、技术联盟与成员之间的多次协商是全球—地方创新网络的重要组织方式,而网络知识测量方法则能较好地实现定性分析结论与统计计算结论的融合,能较好地刻画、模拟全球—地方创新网络的形态、结构、演变和机理。从服务国家建设和推动中国创新地理学发展的目标出发,有必要开展基于中国国情和视角的全球—地方创新网络机理与区域经济增长之间互动关系的研究,启动不同产业领域的全球—地方创新网络的比较分析,检验网络知识测量方法的可靠性和准确性。     

“全球—国家—地方”尺度下的国际贸易环境效应研究进展

贸易与环境关系是理解人地关系的重要方面,是“人—地”相互作用复杂性与不确定性的集中体现。国际贸易环境效应研究旨在探究自由贸易和环境保护之间的互补或互斥关系,由此催生了一系列具有关联性和竞争性的理论假说。本文结合全球化过程中全球联系强化、地方力量崛起和国家力量变革等特征,分别从全球联系、国家力量和地方发展3个层面梳理了现有贸易环境效应理论假说和实证研究,指出贸易环境效应是贸易过程(流量变化)与贸易影响(存量累积)共同作用下的结果。建立在比较优势基础上的存量因素包括经济增长、环境规制与地理区位,而贸易与投资一体化的特征则揭示了产业内贸易的重要性。由此,本文发现既有研究更多地建立在比较优势的基础上探讨全球与国家层面的贸易环境效应,表现出“自上而下”的特征,强调环境规制的作用。同时,也存在局限于南北国家关系、对地方化特征关注较少、对贸易政策与环境规制协调机制的理解有待深化等不足。据此,本文提出全球地方化进程中的区域发展分析将为贸易环境效应研究提供有益补充,其作用为：①实现对贸易引致的区域不均衡性的考量;②满足产业内与产业间贸易并存的分析需要;③为协调环境规制与贸易政策提供合宜的尺度。     

旅游地民居景观形态演变中的旅游地方化建构——基于地方口述史的哈尼蘑菇房案例

以云南元阳箐口哈尼蘑菇房民居为案例,运用地方口述史的研究方法,阐释哈尼蘑菇房形态衍化的旅游地方化建构机制。研究表明:1)哈尼蘑菇房形态演变过程中存在土木蘑菇房、砖混平房和旅游景观房3阶段地方性表征差异;2)旅游地方化是当旅游地的地方性受到弱化威胁时,地方风格重构的过程,资源、权力、资本和知识的多行动主体发挥着功能、机制、意象和知识建构作用,主体之间的作用力影响旅游地民居形态衍化方向;3)在旅游地方化过程中需处理好人居环境诉求与旅游地方化建构之间的和谐一致性,规避由于旅游化带来的超越地方性。     

基于地方化、城市化和全球化制造业空间集聚分析——以长三角区域为例

以制造业集聚指数作为测度指标,利用空间面板数据模型检验了地方化、城市化以及全球化要素对制造业整体集聚水平的具体影响。研究发现：① 长三角区域制造业高度集中在苏南?上海?杭（杭州）绍（绍兴）甬（宁波）组成的区域且地位稳固,同时苏北和浙西南地区的制造业虽然比例较低,但是总体地位有所提升。② 地方化要素中的职工工资和开发区变量对县域制造业集聚具有显著的正向作用,土地价格则呈现出显著的负向影响,市场规模和交通的作用不稳定。城市化要素中的城市规模、城镇化率、外来迁入人口以及城市制造业结构多样化均表现出显著的正向促进作用,表明了长三角区域城市化的推进促进了制造业集聚水平的提升。全球化表现出不同的作用方向,其中FDI对制造业集聚指数的影响显著为负,出口变量表现出显著的正向作用。     

全球化下的“生产消费者”——分布式生产系统研究评述

经济全球化背景下,日益精细的劳动分工和跨地域生产协作带来生产片段化和地方专业化集聚。这种生产模式加剧了生产与消费的割裂,并将消费主义作为驱动生产不断扩大的途径。近年来,基于智能电网、可再生能源、3D打印等新兴技术的应用,生产与消费活动紧密联系的分布式生产模式受到可持续发展领域的关注,其中分布式可再生能源的利用和推广成为最主要的驱动力。论文以“生产消费者(Prosumer)”这一概念为切入点,从地理条件、技术基础、市场协作关系和可持续性表现4个方面,探讨分布式生产系统中生产与消费关系的重构。结论指出：以分布式生产为特征的“产消一体”生产模式并非是一种全球化脱钩策略,而是在开放条件下,生产与消费更紧密联系的地方化过程,这种生产模式转型有可能为更多样化的可持续发展实践开辟空间,值得进一步开展以行动为导向的扎根研究和区域比较分析。     

全球地方化视角下旅游地尺度重组——以浙江乌镇为例

权力、资本与空间的作用关系是马克思主义地理学的重要议题,近年来旅游地通过丰富的空间实践接驳全球化进程,为这一领域的研究提供了鲜活的案例。以浙江乌镇为研究案例,通过全球地方化的研究视角,结合Harvey的资本循环理论和Smith的尺度重组理论提出分析框架,将尺度重组理解为一种由权力、资本作用于多尺度空间而形成的复杂过程。基于质性研究方法,对乌镇从“前旅游阶段”向“旅游阶段”和“后旅游阶段”转变过程中的尺度重组进行分析。结果表明：乌镇尺度重组过程是对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社会经济变革的微观映射;乌镇尺度重组是全球、国家、区域、地方等不同等级空间尺度“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双向综合作用的结果;乌镇尺度重组具有作为权力、资本与空间互动作用下的方式和结果的双重属性,权力、资本与空间之间的交互逻辑是其核心机制;乌镇的空间实践在微观层面上拓展了权力、资本与空间相关探讨的研究范围。作为介于城市与农村之间的空间单元,乌镇的全球地方化实践走出了一条“兼容二元”的现实路径,这对改善中国当前城乡发展不平衡现状具有借鉴意义。     

对地勘单位改革与发展战略的思考

本文结合江西地勘局的实际,总结了地勘单位在近年来改革与发展中取得的基本成绩,分析了当前面临的基本困难,就地勘单位如何实现企业化经营提出了基本对策,旨在初步探索地勘单位改革与发展的有效途径。     

可持续饮食系统的尺度逻辑——基于中国、巴西、南非的案例

农业工业化和“去地化”的生产模式、不透明的流通过程以及膨胀的消费欲望致使饮食系统危机不断,其可持续性成为全球尺度的挑战。当前饮食系统的可持续性研究面临尺度问题,涉及从全球地方的目标转化,以及从地方到全球的经验反馈两个方面。首先,全球尺度的可持续目标宏大包容,但是对地方尺度的差异性缺乏关照。其次,部分西方国家的可持续实践垄断了经验表达,过于重视社区等微观尺度而忽略了其他尺度的潜在作用,引发“尺度陷阱”。本文深入剖析中国、巴西、南非的饮食系统内部各类参与者的可持续性建构,提出全球和地方可持续饮食系统互动的尺度逻辑：① 从全球到地方的目标转化需要兼顾地方差异。中国、巴西、南非各自生成优先的可持续目标,分别针对食品安全、食物原真性和食物浪费、结构性的食物匮乏等问题。这些目标之间充满张力和博弈,不能等同替代。② 从地方到全球的经验反馈需要打破西方经验赋予的微观尺度的优越性,转向跨尺度的实践。发展中国家的可持续实践路径的要义在于发挥饮食系统各类参与者的能动性,调动资源形成有效的跨尺度行动网络。③ 发展中国家的经验表明尺度本身是方法,而不是目的,每个具体的可持续目标与适切的尺度方法匹配。有必要研究建议挖掘多元、差异的可持续模式,更加有针对性地促进当地乃至全球饮食系统的可持续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