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乡村人口转移和农村道路建设的空间贫困破解机理及其对策研究——以贵州省为例

贫困与地理环境之间交互耦合形成了空间贫困陷阱,本文在对贵州50个国家级贫困县乡村人口转移减贫效应和松桃、威宁、望谟3个典型县域贫困村贫困发生率与农村道路可达性指数空间耦合关系进行实证研究基础上,阐释了破解空间贫困的作用机理,并构建相应政策体系。结果表明：① 贵州国家级贫困县乡村户籍人口向县内城镇转移和县外转移具有显著的减贫效应,但县内城镇转移比县外转移减贫效应的作用力更大。② 松桃县、望谟县极度贫困、可达性较差型和深度贫困、可达性较差型贫困村所占比例在15%左右,威宁为10%左右,对该类型贫困村实施整村易地搬迁和村庄撤并;对具有自然历史文化特色资源的深度贫困、可达性中等型和一般贫困、可达性中等型贫困村应进一步扩展道路宽度,打通断头路,形成网络,增强通行能力。③ 应坚持以县城为中心的就地城镇化和发达地区中心城市、省会城市等异地城镇化并重,加强对转移劳动人口的技能培训,提升其城镇生存能力。继续加大对具有自然历史文化特色资源的保护类村庄的“通村、通组、通户”道路拓宽、硬化等措施,逐步完善自来水、宽带等较为薄弱的基础设施投入力度,推进贫困村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通过发展山区“绿水青山”内生性和外生性产业,引导贫困人口提升自我发展能力。     

中国传统村落人口外流场的空间识别与形成机制——基于第四、五批国家级传统村落的初探

振兴中国乡村关键在人,乡村人口流失现象亟待研究。本文以4223个国家级传统村落为研究样本,运用空间统计分析方法揭示样本人口外流的基本特征和主要源区,识别和界定中国传统村落人口外流场,并从地方性视角对其形成机制进行理论构建。结果表明：(1)中国传统村落人口外流现象普遍且严重,78.74%的村落人口净流出,33.34%的村落人口重度外流,70.09%的村落面临空心化问题,11.93%的村落有衰退趋势。(2)传统村落人口外流的空间依赖性、集聚性、指向性和中心性显著,在浙闽粤3省的13市内形成了唯一一个大范围、连绵分布且具物理场属性的强辐散源区即外流场。(3)传统村落人口外流场的地方性表现为自然、生计、组织和文化“四层一体”的结构,其富于流动性,直接产生流动人口,并通过降低流动的地理门槛、中间阻力和提高流入地的吸引力,间接引致流出行为持续发生。(4)传统村落人口外流场的形成是地方性驱动机制和流动自增强机制双重作用的结果,反映了地方的历史层累本质及与流动的辩证关系。发掘和利用传统村落地方性,促进形成人才环流,是政府施策的可行方向。     

基于城乡人口变动视角的中国城镇化地域类型时空演变

城镇化是城镇和乡村人口变动共同作用的结果。本文从城乡人口变动的视角提出了城镇化地域类型的划分方法,基于历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考察了中国城镇化地域类型的时空演变及其影响因素。研究发现中国的城镇化于1990年后进入快速阶段且当前仍在加速,但城镇化的实现路径存在较强的时空动态性：① 随着人口自然增长减缓和乡城迁移扩张,全国城镇化地域类型由城乡扩张型转变为城镇吸引型,乡村人口减少对城镇化的贡献持续增强;② 城镇吸引型是各地最主要的城镇化地域类型,但2010年以来大量地区因乡村人口加速外流而转变为乡村流失型,城乡扩张型地域的空间范围大幅收缩至西藏、上海等地,而城乡收缩型地域在东北地区的非省会城市大范围扩张;③ 经济性因素仍是当前中国城镇化的核心驱动因素,经济增长带动乡村人口外迁,工业化长期有利于城乡协调共进,而公共服务等社会性因素的作用仍然有限;④ 新型城镇化和乡村振兴的政策效应还有待发掘,西部城市群、中小城市的吸引力以及乡村地区的人口发展等问题仍需更多的研究关注。本文最后对中国城镇化的趋势性、动力机制和未来研究重点展开了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