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千多年前广州古城区有过半岛和河汊吗--与《广州秦汉考古三大发现》作者商榷

从第四纪地质学及历史地貌学出发，对《广州秦汉考古三大发现》一书中提出的，在2100多年前广州古城区曾经出现过东、西半岛和古河汊地貌表示怀疑。据当时的古地理环境看，古代南越国王宫遗址的建筑是在已干涸的陆地之上进行的，而王宫建筑底部的本质结构是一种建筑基础措施，而非“造船工场（船台）”。     

从岭南三郡至南越国——秦汉之际“陆梁”说新论

历史上的岭南地区纳入统一王朝版图,经历了从秦始皇的岭南三郡之设至汉武帝平定南越国的历程。司马迁对秦汉之际中央王朝经略岭南的记述中,以"陆梁"指称岭南百越之地,既是一个地理区域的所指,更是岭南自然地理和人文地理性格的指称。其中寄寓了秦汉之际官方话语系统中的岭南观念和为解决岭南百越孤悬问题所采取的特别措施。"陆梁"之说兼有了地理和文化的双重内涵。     

让青山不再有伤痕——天台县积极治理矿山生态环境

“这里是天台山最美的山体,这里是每一位慕名而来者必经之处。但在,就在每一位爱山者的眼皮底下,美丽的山体已遭到无情的破坏。”——2004年7月,天台县国土资源局在“天台效能网”（一个受理群众网上诉求的县政府网站）上收到了“猪自清”、“秦汉人家”两位网友的投诉意见,字里行间,透露出一位爱山人的拳拳之情和殷殷期盼。     

秦汉地图的应用与传承

秦始皇统一中国后,采取统一度量衡等措施来巩固政权的统一。这些措施客观上对社会生产力和科学技术的发展起了促进作用。秦王朝灭亡后,继之是汉王朝的统治,汉武帝刘彻和光武帝刘秀统治时期是东西两汉发展的鼎盛时期,社会经济、科学文化得到了较快发展。秦汉时期的发明和创造对地图制作技术的发展有着直接的影响和促进,使地图脱离了迷信色彩,跨入了有科学理论指导的新阶段。     

秦汉简帛中不定数的表示形式及发展

不定数是称数法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秦汉时期又是称数法剧烈发展变化的时期,出土材料的发掘整理又为这一研究提供了新的语料来源。对秦汉简帛中不定数的表示形式进行系统考察,发现秦汉时期表不定数的词增多,数词连用表不定数的形式更为丰富,出现了不定数表示的羡余形式。     

南沙群岛属于中国的六类史记

据古籍籍记载,远在秦汉时代,我国已经有了大规模的远洋航海通商和渔业生产活动,南海已成为当时重要的海上航路。从此,我国人民频繁航行于南海之上,穿越南海诸岛,最早发现了这些岛屿礁滩,并予以命名。一、东汉班固(公元32—92)撰写的《汉书地理志》中已有汉武帝派遣使臣从南海航行海外各国的记载。书中完整描述了自广东徐闻出发,经南海,历数国,远至今日印度东南部的康那弗伦和斯里兰卡等国的航行路线。二、三国时期。公元226年,东吴孙权派朱应、康泰出访东南亚各国,船队航经南海到达扶南(今柬埔寨)等国,与这些国家建立了友好关系。康泰回国后根据经历所写成的《扶南传》,对南海诸岛的地理情况作了准确的记载。     

谈长沙地名的成因

长沙作为地名,最早见于《逸周书·王会篇》。《逸周书》又名《汲冢周书》,传为晋太康二年(281年)得于汲郡(今河南汲县)战国时期的魏安厘王墓中,其成书至少在战国以前,虽然战国至秦汉时期篇章有所增变,但据历代学者考证其记载的史迹多有     

古郡县名称“渔阳”及区划考

渔阳作为古地名,在中国历史上曾经使用多年,它既为古郡名亦为古县名。按照中国历史发展的时间顺序,有秦汉时期的渔阳郡和渔阳县,有隋唐时期的渔阳郡和渔阳县。渔阳郡作为中国古代郡级行政区划,所管辖的范围历代有变化,曾包括今北京、河北和天津三省市的部分地区。渔阳县由秦代设置,到明初结束,前后经历两个阶段。北京市密云地区的渔阳县存在将近800年。天津市蓟县称渔阳县又有750余年,北齐至隋代断档30年左右的时间。     

不要炮制第三个国际性笑话

这是评析麦英豪先生今年(2008年)4月3日奇文的第五篇文字. 今年春,在<文史纵横>编辑部召开的作者座谈会上,我面对几十位文史专家有个发言,评说"广州秦汉考古三大发现",要点:麦英豪先生们对南越王墓的研究是粗放经营,有些问题还没弄清楚,更不应将那个"墓"字去掉;定性命名"秦汉造船工场遗址"与"南越国宫署遗址"是两个国际性笑话.     

鄂尔多斯高原秦汉遗址空间分布及环境指示意义

人类活动遗址是反映过去人类生产、生活环境的重要指标。基于野外调查、文献资料整理和城市地理学相关理论,分析了鄂尔多斯高原168处秦汉聚落遗址的空间分布特征。结果表明,遗址空间结构呈典型的十字模式分布,其中心为今东胜区、伊金霍洛旗所在。秦汉遗址的分布密集区,以鄂尔多斯高原东部的黄土丘陵山地、毛乌素沙地和库布齐沙漠的中间地带为主。库布齐沙漠流动沙丘区没有遗址分布,毛乌素沙地内部尽管分布有不少遗址,但规模相对较小,不存在大型遗址,可能只是区域连接的中转站,不具备区域中心功能。这一分布模式或表明毛乌素沙地在秦汉时期的环境并不宜居,该研究为长期以来鄂尔多斯高原秦汉时期人类活动的环境影响争论提供了新视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