迁客离忧楚地颜--略说贬谪文学与荆湘地域之关系及其特点

古代荆湘之地域的特殊性使其成为朝廷贬官吏的首选之地和贬官的中转之地。在此 ,这些被贬官首创了大量关于贬谪的文学作品。其作品物色鲜明 ,楚地风情突出 ,具有近乎凝固化了的悲怨传统 ,早期逐臣、作品及谪地成为凝定的贬谪代码和符号 ,生成并积淀了深厚的人文精神。     

地震预报仅仅是文学吗?

印度和萨尔瓦多均遭受地震灾害的袭击 ,然而却没有一个科学家事先预知 ,布坎南对此作出解释。 为什么科学家们不能在诸如袭击印度西部古吉拉特邦 ,造成多达 1 0万人死亡那样的地震发生之前向我们示警 ?如果天文学家几乎都能看到宇宙的边缘 ,生物学家能够进行无性繁殖活组织细胞的话 ,那么 ,地球物理学家为什么就不能告诉我们地球何时何地会发生振动 ?令人费解的是 ,地震的基本过程非常简单。大陆板块其实是地壳的巨大断片 ,像巨大的木筏一样漂浮在液态地幔上。当两个板块相互摩擦时 (例如两个大陆地块在加州沿圣安德烈斯断层所做的那样 ) ,…     

困境崛起闯新路阳光灿烂风雨后--访中冶集团京诚工程技术有限责任公司董事长、总裁施设

中冶集团京藏工程技术有限公司(原北京钢铁设计研究总院)在2003年就完成了改企建制工作，在冶金系统名列前茅，在全国勘察设计系统也是志在最前面的企业之一。改制后，经济效益获得了显著迅速的提高，2003年在全国勘察设计企业百强排行榜上名列第三，为此我们采访了该公司董事长、总裁施设同志。     

全家福（小说）

刘秘书一边做着会议记录，一边不停地看着时间，心里盼着会议早点结束。弟弟不断地发来短信息：哥，什么时候才能回来，再过一个小时我就必须赶回去了，全家福就又照不上了。     

主编手记

人类在海洋上争夺权益古已有之,从领地到物资,海洋承载着战舰炮艇,承载着征服的欲望,承载着扩张的野心,最终书写了一部历史。这些海上的争斗,虽不能算作人类的光彩,但从一定的角度来看,却也折射出了人类文明的演进历程。而海洋在这部历史中所扮演的角色,除了是货物转运的重要途径之外，也是文明传播的主要通道。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越来越受限于陆地的资源与环境困境，海洋逐渐成为了人们寄托希望的最后领地。     

九十年的辉煌

南湖漂荡一游船，乍看并不很显眼。 东方雄狮已睡醒，冲破禁锢铁锁链。 北伐出师节节胜，血腥镇压露嘴脸。 历史教训尤深刻，枪杆子里面出政权。 井冈山建立根据地，黄洋界打响保卫战。 八角楼里论天下，星星之火可燎原。     

日本海洋文学与“平成”时代

文学,包括以海洋为题材的文学,是一定时代社会生活的一面镜子。对20世纪以来日本海洋文学的考察,可以成为我们了解“平成”时代的方式之一。今年4月30日明仁天皇退们,平成时代结束。     

资源枯竭型城市发展困境与中央政府的作为

在我国,资源枯竭型城市的问题性质更主要的是社会问题而不是经济发展问题。文章阐述了以资源开采为主导部门的城市走向经济衰退的经济规律,细致分析了在我国发生这类问题的制度因素和历史背景。针对具体的资源枯竭型城市,分析了它们在实践中遇到的种种困难。作者认为,中央政府必须为解决资源枯竭型城市的困难承担历史性和制度性的责任,并且提出了中央政府可以有所作为的工作领域、工作措施和措施目标。     

文学地理学视野下香港文化认同

通过文本分析和档案分析的方法,立足文学地理学分析框架和研究范式,分析了香港70年代、过渡时期、后殖民时期三部文学界热门且公认具代表性的作品——《我城》《烦恼娃娃的旅程》和《后殖民食物与爱情》,解构了作品中“本土”“国家”和“全球”3个空间维度下再现的地理物象、空间想象、人物活动、地方文化,窥探其内部隐含的文化认同与身份意识问题。结果发现,由于香港社会历史和文化背景不断变迁等原因,香港的文化和身份意识处于不断重塑的状态。通过文本分析,发现香港文学作品中最早萌芽的是“本土”意识。西西的《我城》被认为是本土意识的发轫之作,其在港英政府和回不去的家这一夹缝中在“城”这一空间尺度上勾勒出浓浓的地方意识。其次,在中国恢复行使香港主权这一背景下,《烦恼娃娃的旅程》这一极具回归题材代表性的作品深刻地刻画了香港人在身份认同尺度升级过程中的迷惘。最后,也斯的《后殖民食物与爱情》通过“食物”为线索讲述了回归后的香港故事,为读者认识后殖民时期多元文化混杂下的香港社会提供了细致的观察。通过对三部文学作品的分析,发现港人经历了由殖民统治时期本土身份意识的觉醒以及对中国文化的归属,到回归过渡阶段身份意识的尺度升级及其不适,再到回归后多元文化的交织和协商,不仅在尺度上实现了由地方到国家再到全球化的身份意识塑造,而且在结构上存在中华文化、西方文化和香港本土文化不断协商与冲突的三重性。更为重要的是,通过文学地理视角的讨论,发现这样的文化和身份意识不是属于某个群体的特有特征,而是根植于香港社会的每一寸肌肤,不仅反映了小说作者对香港社会的细致观察,在一定程度上也反映了社会本身所面临的文化和身份困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