甘青地区马家窑文化彩陶贸易及其动力探讨

马家窑文化是甘青地区仰韶文化晚期阶段一个重要的文化遗存类型,其以精美的彩陶闻名于世,对于马家窑文化彩陶的交流传播研究受到了学术界的广泛关注。本文运用X-荧光光谱分析法对甘青地区5个典型马家窑文化早期阶段遗址出土的92件彩陶陶片样品和各遗址附近采集的42份红粘土及黄土样品进行化学元素组成分析,追溯彩陶的产源地及贸易。同时基于陶器的起源传播理论,收集整理马家窑文化区遗址出土的粟（Setaria italica）、黍（Panicum miliaceum）农作物以及动物骨骼遗存鉴定资料,探讨马家窑彩陶贸易的动力。Ti/Al-Na/K和主成分分析结果显示宗日文化区宗日遗址的马家窑文化彩陶元素组成特征和马家窑文化主体区域的彩陶一致,表明宗日遗址马家窑类型彩陶是从马家窑文化主体区域贸易而来;马家窑文化彩陶的传播和该地区粟黍农作物的交流传播具有时空一致性,粟黍农业人群沿黄河上游谷地向共和盆地的扩散带来了新的文化元素;宗日文化区和马家窑文化核心区生业模式的差异带来了跨区域间文化交流的动力,这也可能是马家窑文化彩陶贸易的动力。

     

亚洲中部干旱区丝绸之路沿线环境演化与东西方文化交流

基于环境记录、考古发现,以及同位素资料,对亚洲中部干旱区丝绸之路沿线的全新世以来的环境变化和东西方文化交流进行了梳理。结果表明,研究区独特的地理环境和环境变化过程,深刻地影响着文化的发展和传播。河西走廊受季风影响,表现出季风—西风过渡带干湿变化的模式,晚全新世气候趋向干旱;从新疆到中亚的丝绸之路沿线的环境变化比较一致：在早全新世（BC 6000以前）主要为干旱环境,植被以荒漠类型占优势;中晚全新世,湿润程度增加,草原植被扩展。新疆和中亚全新世中晚期较为湿润的环境为东西文化交流提供了较适宜的环境基础。得益于环境条件的改善,东西方文化交流融合的进程在BC 2000以后明显加速。在BC 2500-2000期间,东西方农业文化在丝绸之路沿线接触融合,是史前丝绸之路的首次贯通;在BC 2000-1000期间,丝绸之路沿线绿洲地带形成了以小麦—/大麦—粟黍—畜牧为特征的混合型经济特征,并扩散到欧亚草原带,和周围的畜牧业形成鲜明的对照,并持续到历史时期。这种空间分异,是地理环境和东西方文化交流共同作用的结果。在史前时期,东西方农业的相向传播和融合,基本沿着山前地带的绿洲蛙跳式前进。到了历史时期,政治版图的变化是影响丝绸之路的首要因素,但环境变化仍然是不可忽略的因素。     

不食周粟之地

据《明一统志》,＂……卢龙镇,土色黑,山似龙形,即古卢龙塞云。＂卢龙县商代为孤竹国地;春秋时期属燕国;西汉建县,名肥如;隋唐之际改为卢龙。     

山西太原盆地龙山文化时期的生业经济——以阳曲县西殿南遗址人和动物骨骼的C、N稳定同位素分析为例

以山西太原阳曲西殿南遗址(38°03′45″N,112°45′55″E)出土的3例人骨和34例动物骨骼(3例鹿、3例狗、5例牛、6例羊、17例猪)为研究对象,运用AMS-¹⁴C测年与C、N稳定同位素分析的研究方法,研究该遗址所处的年代、动物和人的食物结构以及先民对家畜的饲喂方式,进而还原龙山文化时期太原盆地的生业经济。AMS-¹⁴C测年结果显示,M1墓主人骨骼的¹⁴C年代为4200±30 a B. P.,树轮校正后的年代范围为4844~4620 cal.a B. P.,结合该遗址遗存及其组合群特征初步判断其应为一处龙山文化时期遗址。C、N稳定同位素测试结果显示,鹿(δ¹³C：-20.8‰ ~-18.7‰,均值-19.6‰ ±1.1‰;δ¹⁵N：2.9‰ ~3.6‰,均值3.3‰ ±0.4‰,n=3)主要以C₃类食物为生,说明当地野生植被主要为C₃类植物;与鹿不同,羊的δ¹³C值和δ¹⁵N值(δ¹³C：-17.2‰ ~-14.3‰,均值-16.2‰ ±1.0‰;δ¹⁵N：6.7‰ ~9.6‰,均值8.1‰ ±1.2‰,n=6)明显高于鹿,其内部存在一些差异性,可分为A、B、C三组：A组羊(YQ17和YQ19)的δ¹³C值偏高(分别为-16.4‰和-16.3‰),δ¹⁵N值(分别为9.3‰和9.6‰)较高,其年龄较小,食物中包含较多的羊奶或生活于缺水的环境中,抑或被投喂了高蛋白的饲料;B组羊(YQ16、YQ18、YQ20)的δ¹³C值偏低(分别为-16.8‰、-14.3‰和-17.2‰),但δ¹⁵N值(分别为8.3‰、7.4‰和7.2‰)偏高,其受到人工干扰的可能性最大,特别是在冬春季节,野外植被较少,羊群很可能无法自行获得充足的食物资源,这时人为投放的饲料(如粟黍的秸秆等)可能作为其食物的补充;C组羊(YQ15)的δ¹³C值(-16.3‰)和δ¹⁵N值(6.7‰)都较低,其食物来源以C₃类植物为主,也有少量C₄类食物,其数值符合羊作为食草动物的特征,同时反映出当地野生植被主要以C₃类植物为主。显然,以野外放养为主的羊,它们的食物结构仍然受到粟黍农业的强烈影响。大部分牛(δ¹³C：-20.2‰ ~-14.6%,均值-16.4‰ ±2.6‰;δ¹⁵N：3.5‰ ~6.8‰,均值5.3‰ ±1.6‰,n=4)的食物主要以C₃类植物为主,但也添加了少量的C₄类食物;家猪(δ¹³C：-7.5‰ ~-6.3‰,均值-6.9‰ ±0.3‰;δ¹⁵N：6.1‰ ~8.4‰,均值7.5‰ ±0.6‰,n=17)、家犬(δ¹³C：-7.3‰ ~-6.8‰,均值-7.0‰ ±0.3‰;δ¹⁵N：6.6‰ ~7.9‰,均值7.1‰ ±0.7‰,n=3)及牛YQ13(δ¹³C：-10.7‰;δ¹⁵N：8.7‰)主要以C₄类食物为生。其中,猪和狗则主要以粟黍及其副产品为生,并食用了较多先民食物残余和/或残羹冷炙,甚至先民的粪便等;牛YQ13可能受到先民的特殊饲喂,其食物中添加了大量的粟黍及其副产品。先民(δ¹³C：-8.6‰ ~-7.1‰,均值-7.7‰ ±0.8‰,δ¹⁵N：9.5‰ ~10.3‰,均值10.0‰ ±0.4‰,n=3)主要以C₄类食物为生,即粟黍及其副产品饲喂的家猪和家犬。因此,西殿南遗址所在太原盆地龙山文化时期先民的生业经济以粟黍农业及家猪饲喂业为主,也对外来的牛和羊进行放养和饲喂;与处于同时期且邻近的中原腹地新砦遗址、临汾盆地的陶寺遗址和清凉寺墓地、忻定盆地的辛章遗址以及陕北地区的神圪垯梁遗址已发表的人和动物骨骼的C、N稳定同位素相关数据进行单因素方差分析发现,西殿南遗址所在太原盆地的生业经济相比略显单一,社会复杂化程度有限。

     

新石器时代晚期凉山地区粟黍农业初探——来自河东田、河头地遗址先民骨骼生物磷灰石的稳定同位素证据

中国西南地区是新石器时代粟黍向外传播、发展的重要交流通道,然而该区域粟黍南传的具体过程和路线尚不明确。鉴于此,本研究对四川凉山地区河东田遗址（26°10'7.78″N,102°6'51.83″E）和河头地遗址（26°10'25.20″N,102°6'54.84″E）先民骨骼生物磷灰石进行了碳、氧稳定同位素分析,以探讨凉山地区先民的生存策略以及粟黍在该地区的传播。河东田遗址和河头地遗址共获取了6例人骨生物磷灰石的有效数据,其δ¹³C均值分别为-5.5‰±1.8‰（n=4）,-5.5‰（n=2,-6.9‰和-4.0‰）,结果显示该区域人群的饮食呈现为兼具C₃和C₄类食物的混合食物结构,且粟黍等C₄类食物在本地区先民的食物结构中具有重要的贡献;河东田遗址和河头地遗址先民的δ¹⁸O均值分别为-12.3‰±0.4‰（n=4）,-12.0‰（n=2,-12.0‰和-11.9‰）,显示两处遗址先民摄入的水分来源相对一致,当时的先民可能是在本地生活,围绕城河定居。在此基础上,结合中国西南地区同时期稳定同位素数据和其他考古研究发现新石器时代晚期凉山地区的粟作农业应当是当地自然环境和考古学文化互动双重影响的结果,粟黍可能传播至凉山地区后继续南传至云南乃至东南亚地区。

     

粟类作物稃片植硅体形态研究回顾与展望

中国是粟、黍的起源地,但受植物遗存保存状况及研究方法的限制,对粟类旱作农业起源与驯化的时间、地点、种类、过程等的认识仍然存在不同观点。植硅体分析为准确鉴定粟、黍及其野生祖本和亲缘物种提供了新的途径。本文总结了近几年来针对粟、黍种子稃片植硅体研究取得的新进展,获得以下认识：1）进一步明确了稃片表皮长细胞植硅体的形态特征、大小、数量是鉴定考古文化堆积中粟、黍及其野生祖本和亲缘野生物种的可靠指标;2）通过对比我国北方常见的狗尾草属稃片植硅体,发现了ΩⅢ型仅发育于粟和青狗尾草的稃片中部,且其大小与狗尾草属野生植物差异显著;3）分析和说明了稃片植硅体鉴定流程和方法、重点强调了稃片Ω/η类型的鉴定特征和应用范围,以及植硅体统计量等关键问题;4）讨论了粟类稃片植硅体产量与农作物产量的关系以及植硅体埋藏学问题,最后对深化粟类植硅体形态学研究提出了初步建议。希望通过本文的总结与讨论,能够使植硅体分析方法在粟类作物起源和传播的研究中得到更准确、更广泛的应用。

     

北魏平城地区的农耕化：山西大同金茂府北魏墓群人和动物的C、 N稳定同位素分析

北魏王朝定都平城前后,大规模的移民潮使得当地人口数量剧增,人群成分骤然复杂,当地的生业经济呈现出多样化的特征。大同金茂府北魏墓群随葬动物及其组合以羊、牛及鱼为基本特征,提示相关人群从事的生业经济可能和当地传统的农耕经济不同。鉴于此,本研究选取山西省大同市金茂府墓地(40°03′54″N,113°17′22″E) 70例人骨及牙齿(27例长骨、 32例肋骨和11例牙本质)和8例动物骨骼进行C、 N稳定同位素分析,还原不同个体长时段内的生业经济及可能的变迁。结果显示,羊(δ¹³C均值：-16.4‰±0.9‰;δ¹⁵N均值：7.7‰±1.2‰, n=7)主要以C₃和C₄类植物为主,但主要偏向于C₃类植物,牛(δ¹³C:-11.6‰;δ¹⁵N:7.6‰, n=1)则主要是C₄类植物为食,尽管牛和羊的饲喂方式存在明显的区分,但都受到了粟黍农业明显的影响。33个先民个体不同部位组织(长骨、肋骨和牙本质)总体的数据(δ     

植物微体化石分析揭示阿敦乔鲁遗址古人生存策略

新疆地区是史前游牧文化与农业文化交融的重要区域,而地处新疆西天山地区的阿敦乔鲁青铜时代遗址,是古代人类活动、文化发展与演化过程的重要时空节点。但是目前对该遗址古人生存策略,尤其是对于当时人们的饮食结构和遗址的季节性使用的认识,存在不同观点。本研究通过对阿敦乔鲁遗址中房址内堆积物、羊粪化石以及遗址周边现代羊粪、自然地层进行植硅体、孢粉分析,发现了农作物植硅体以黍（Panicum miliaceum）和麦类作物的稃片为主,遗址使用后期出现少量的粟（Setaria italica）,揭示了该遗址农作物组成以黍、大/小麦（Hordeum spp./Triticum spp.）为主,兼有粟的混合结构。在秋季（9月份）采集的现代羊粪中,孢粉种类（24个科/属）和浓度（平均65533粒/g）显著高于羊粪化石的孢粉种类（9个科/属）和浓度（平均27189粒/g）,且现代羊粪以蒿属（Artemisia）植物（7~10月开花结籽）花粉为主（平均54.95%）,羊粪化石中蒿属植物花粉仅有19.20%。来自早熟禾亚科（Pooideae）种子稃片的植硅体,在现代羊粪中的含量（平均3.62%）显著低于在羊粪化石中的含量（平均13.84%）,羊粪孢粉和植硅体分析结果,揭示了阿敦乔鲁遗址羊类放牧时间应该处于花期结束后,植物已结籽的秋-冬季节,为阿敦乔鲁遗址冬季牧场的性质提供了植物学证据。同时房址内火塘、活动面和储藏间的堆积中植硅体组合与羊粪化石植硅体组合接近,暗示了羊粪可能被大量收集储藏,作为主要的铺垫物和冬季燃料使用。研究结果对于深化青铜时代以来新疆西天山地区古人生存策略、食物结构等的认识具有重要的推动作用。

     

青海喇家遗址齐家文化时期黍粟农业的植硅体证据

齐家文化时期的农业经济状况是学术界关心的问题。喇家遗址是一处具有中心聚落性质的齐家文化遗址, 已有的研究认为喇家遗址齐家文化时期的经济形态是以粟为主的粟黍旱作农业, 但在具体的认识上还存在一些不同看法, 仍需系统的植物考古学研究进一步验证。对喇家遗址土样的植硅体分析结果显示, 齐家文化时期种植的农作物为粟和黍, 而且以黍为主, 没有发现麦类遗存。以黍为主的种植结构可能与所在区4.5ka B.P. 以来气候趋于干冷有关。植硅体和浮选结果在黍粟含量对比上存在差异, 我们对这种差异的产生原因进行了探讨。这一结果为重新认识喇家遗址乃至齐家文化的农业生产状况提供了新的参考资料。     

不朽的遗迹——渤海丰州

远在1300多年前,一群曾经在东北生活的靺鞨人,从唐朝安东部护府下的营州（今辽宁朝阳）向长白山方向进发。他们的领头人是粟末靺鞨首领乞乞仲象和其子大柞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