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化地理学的研究范式:争论、张力与延展

文化地理学研究范式的探索程度,关涉文化地理学学科建设的深度,也是文化地理学科学研究是否成熟的标志。改革开放40多年来,中国文化地理学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成绩。但时至今日,学科内外依然对文化地理学的研究范式存在争论和疑虑。以文化研究的“弱范式”和“强范式”为切入点,对弱、强范式内涵进行了梳理和界定,并对中国文化地理学研究范式进行解析,认为传统文化地理学和新文化地理学在本质上契合文化研究的“弱范式”和“强范式”,在实践中虽然每个范式都引发了争论,但也存在内部张力和延展可能,不应看作是范式的“断代”,将其理解为基于“范式选择”和“阐释效能”内涵更符合实际。在当前流动性和文化混杂性背景下,传统分割式单一范式思维不能较好地回应文化地理发展的新内涵,文化地理学范式探索应该是一个动态且需要不断确立学术话语权的过程,探索“时空综合视角”下的“混杂融合”范式更加符合新的时代诉求。未来中国文化地理学界需要超越“范式分割”和“阶段性求安式”的惯性思维,重新定位和精准把握文化地理学的时代使命和学术承诺,提升文化地理学范式解释能力,赋予文化地理学与时代匹配的范式内涵。     

森林水文生态效应若干争论问题讨论

对国内外若干森林水文生态效应的部分争论焦点问题进行了阐述,指出容量饱和与平衡变化是导致不同森林水文生态效应存在的根本原因.截留量可以用林冠截留率或林冠饱和度计算.对森林水文生态效应的研究方法进行了探讨,指出某些研究结论相反的原因可能是由于实验方法的问题.必须结合水文循环过程的机理,加强森林生水文生态效应机制的研究,要建立不同空间尺度的分布式水文模型,从而准确的回答流域或区域的森林生态水文效应.     

长江演化百年谜题：回溯与进展

长江的形成标志着中国地貌格局的形成与东亚现代地貌格局的建立。文中简述了百余年间长江演化研究的主要争论,梳理了近20年来将物源示踪方法应用于长江演化研究的进展及得到的启示。通过对长江流域的典型沉积体系：包括上游昔格达组、剑川盆地、中下游砾石层、江汉盆地、长江三角洲钻孔沉积及边缘海盆地(莺歌海盆地、台湾岛)的物源示踪结果进行归纳梳理,笔者认为：1)长江演化争论的焦点问题依旧是三峡贯通和石鼓第一弯的形成,但争论的问题已拓宽至古水系模式、侵蚀-沉积过程、夷平面形成等诸多问题。2)三峡贯通和石鼓第一弯形成的时代尚未取得共识,即长江的形成时代和过程还存在争论。长江中下游砾石层和江汉盆地沉积物具有复杂的源区供应,仅依靠碎屑锆石U-Pb年代学无法有效区分长江上游的物源信号;江汉盆地和长江三角洲钻孔沉积记录对于三峡贯通的初始信号仍未达成一致;剑川盆地和昔格达组沉积物的年代及其物源意义对于金沙江南流(东流)的指示意义存在广泛争论;海洋沉积约束长江和红河水系演化模式的物源信号也存在争议。3)在长江流域各沉积盆地进行物源研究时,建议加强海陆沉积对比。从地貌-构造演化-沉积古地理-气候变迁的角度,将能更加全面地...     

水危机”是否影响“经济繁荣”

正早在1996年联合国关于城市问题的第二次人类住区大会上,水就被定义为"2l世纪国际社会争论最激烈的城市问题"。这个听起来像是来自罗马俱乐部的预言,被不幸言中。如今的中国,一方面持续的旱情令河流干涸、土地龟裂,另一方面污染使人守着江河湖泊却无水可饮。中国经改革开放近三十年发展,在经济发展的同时,神州大地满目疮痍,尤     

希腊VAN地震预报方法的进展与争论(I)——进展

该文综合希腊ＶＡＮ小组成员及各国专家发表的有关论文,全面介绍了ＶＡＮ小组自８０年代初以来所进行的地电地震预报方法的探索和效果,包括观测技术、预报程序、地震三要素的估计、预报及对应情况,国际上的评价及争论等。全文包括两部分,即进展和国际评价与争论,本文是其中的第一部分。     

层序地层学研究现状及进展:模式多样化

1977年至1988年,层序地层学从诞生逐渐走向成熟,并且形成了一套完整的概念体系和工作方法,这段特殊时期被称为层序地层学的Exxon时代.之后,将最大海泛面作为层序界面的R-T层序模式则代表了后Exxon时代模式多样化的开始.随后,对Exxon层序地层学概念体系不协调的认识则代表了由模式多样化所表征的后Exxon时代...     

On the Neogene-Quaternary debate

A proposed resolution to the current Neogene-Quaternary debate involves independent, non-overlapping status for the two units and harks back to Lyell＇s original denotation of the terms Older and Newer Pliocene.     

中国文化地理学的研究范式：争论、张力与延展

文化地理学研究范式的探索程度,关涉文化地理学学科建设的深度,也是文化地理学科学研究是否成熟的标志。改革开放40多年来,中国文化地理学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成绩。但时至今日,学科内外依然对文化地理学的研究范式存在争论和疑虑。以文化研究的“弱范式”和“强范式”为切入点,对弱、强范式内涵进行了梳理和界定,并对中国文化地理学研究范式进行解析,认为传统文化地理学和新文化地理学在本质上契合文化研究的“弱范式”和“强范式”,在实践中虽然每个范式都引发了争论,但也存在内部张力和延展可能,不应看作是范式的“断代”,将其理解为基于“范式选择”和“阐释效能”内涵更符合实际。在当前流动性和文化混杂性背景下,传统分割式单一范式思维不能较好地回应文化地理发展的新内涵,文化地理学范式探索应该是一个动态且需要不断确立学术话语权的过程,探索“时空综合视角”下的“混杂融合”范式更加符合新的时代诉求。未来中国文化地理学界需要超越“范式分割”和“阶段性求安式”的惯性思维,重新定位和精准把握文化地理学的时代使命和学术承诺,提升文化地理学范式解释能力,赋予文化地理学与时代匹配的范式内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