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海南设立特别关税区与海岸带区域经济之关系

本文拟就设立海南特别关税区和发挥海南海岸带区域经济优势问题略陈浅见。     

国家海洋局发布:新建国家级海洋特别保护区暨首批国家级海洋公园名单

5月19日,国家海洋局召开新闻发布会,国家海洋局新闻发言人、局办公室(财务司)主任(司长)李海清发布了新建国家级海洋特别保护区暨首批国家级海洋公园名单。经过国家级海洋特别保护区评审委员会评审和国家海洋局局长办公会审议,此次批准新建立5处国家级海洋特别保护区(即山东省乳山市塔岛湾海洋生态国家级海洋特别保护区、烟台牟平沙质海岸国家级海洋特别保护区、莱阳五龙河     

南极特别保护区的发展趋势及设立流程分析

整理归纳了南极条约协商会议的相关资料和学术文献,从三个方面对南极特别保护区的发展趋势做出分析:从设立数目来看,可将各提议国划分为两大梯队,由于历史原因和综合实力上的悬殊,两大梯队设立的保护区数目有较大差距;从设立时间来看,保护区的发展历经高峰期、下降期和平缓期;从空间分布来看,目前的整体分布情况在环境方面不具有代表性,现阶段分布最密集的两大片区是南极半岛和罗斯海地区。此外,总结并更新了保护区的设立流程,并对我国未来开展设立保护区的工作提出建议。     

加强海洋生态保护 建设蛎岈山牡蛎礁海洋特别保护区

海门拥有海岸线12.5千米,海域面积320平方千米,人口101万,是江苏海洋重点县(市)之一。海门具有丰富的海洋渔业资源和滨海旅游资源。蛎岈山牡蛎礁是我国海岸滩涂上稀有的唯一独特的活体牡蛎礁瑰宝。礁体迄今已有1690多     

南极阿曼达湾特别保护区的设立与管理

阿曼达(Amanda)湾位于东南极英格丽特克利斯藤森海岸,距离中山站22千米,是南极帝企鹅的重要栖息地之一,约有帝企鹅9 000～10 100对.该处帝企鹅种群数量从1956年以来显著增加,期间出现两次较大增幅,时间间隔20～30年.由于该栖息地相距拉斯曼丘陵和西福尔特丘陵各国考察站较近,受人类考察观赏活动的干扰与日俱增.文章从本海湾特色环境价值、生态安全以及人文政治等各个角度阐述了设立特别保护区的重要意义,并就核心价值保护等管理目标的确定和管理计划的关键技术措施等方面提出了建议.     

雷达卫星SAR与防卫气象卫星SSM/I对渤海海冰的观测研究

用雷达卫星(RADARSAT)合成孔径雷达(SAR)和防卫气象卫星(DMSP)特别微波成像辐射计(SSM/I)在1999年1月23日同一天对中国渤海区域海冰的观测数据，进行了主动SAR与被动SSM/I的组合研究.用一层海冰电磁散射辐射的建模与数值模拟，分析了中纬度渤海沿岸海冰的特征性变化，提出用SSM/I辐射亮度温度的散射指数、极化指数、极化比率来识别渤海海冰；用RADARSAT高分辨率SAR数据(水平极化后向散射系数)对渤海海冰物理特征进行识别与分类.这些特征指数在时间与空间尺度上的相关变化可有效地应用于渤海海冰的监察.     

为了广西这片“净海”的可持续发展——解读《广西壮族自治区海洋环境保护条例》

2013年11月28日,广西壮族自治区第十二届人大常委会第七次会议表决通过了《广西壮族自治区海洋环境保护条例》(以下简称《条例》),《条例》自2014年2月1日起正式施行。《条例》出台的背景是什么?《条例》中的主要内容有哪些?作为广西第一部规范海洋环境保护的地方性法规,《条例》具有什么特殊的作用和意义?     

SROCC:海洋热含量变化评估

工业革命以来,大气中温室气体不断增加,驱动了全球变暖。IPCC第五次评估报告(AR5)指出,人类排放的温室气体导致的地球系统能量增加中90%以上都被海洋吸收,使得海洋增暖,海洋热含量增加。IPCC最新发布的《气候变化中的海洋和冰冻圈特别报告》(SROCC)发现：自1970年以来,几乎确定海洋上层2000 m在持续增暖。1993—2017年间的增暖速率至少为1969—1993年的2倍,体现出显著的变暖增强趋势。此外,在20世纪90年代以后,2000 m以下的深海也已观测到了变暖信号,尤其是在南大洋(30°S以南)。在1970—2017年间,南大洋上层2000 m储存了全球海洋约35%~43%的热量,在2005—2017年期间增加到45%~62%。基于耦合气候模型预估,几乎可确定海洋将在21世纪持续增暖,2018—2100年间海洋热含量上升幅度可能是1970—2017年间的5~7倍(RCP8.5情景)或2~4倍(RCP2.6情景)。变暖导致的热膨胀效应贡献了1993年以来全球海平面上升的约43%。     

深汕特别合作区协同共治型区域治理模式研究

伴随金融风暴引发了全球资本重组,资本的空间修复客观要求以新的跨界区域治理模式组织资本与劳动力关系,而中国传统跨界产业园区建设路径依赖于区域发展中“省-地方”分层设权治理模式。以珠三角地区的深汕特别合作区为例,通过深度访谈与文本分析法,发现深汕特别合作区形成的多主体共同参与、分工合作的协同共治型区域治理模式是在传统路径依赖基础上的一次制度创新。通过分析模式产生的产业经济背景、政策制度背景与现实发展概况,并解构深汕特别合作区行政组织架构、空间发展政策及利益分配机制,发现省政府的放松管制与资源注入,地方政府的优势互补、分工协同是协同共治型区域治理模式的本质特征,而这一区域治理模式的产生将会对中国区域产业政策与空间政策及政府职能转型提供新的经验与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