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重距离对中国入境与出境旅游流的影响:基于组态的视角

中国出境旅游流的高速增长与入境旅游流趋于稳定的增长形成强烈反差,明晰中国出入境旅游流之间的差异关系和影响因素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引入包含经济距离、文化距离、地理距离、制度距离的四维度距离理论框架(CAGE),尝试从多重距离视角剖析近年来中国出入境旅游流发展过程中产生的结构性差异,并通过使用当下社会科学领域新的...     

基于双赢战略的澳门—珠海旅游互动发展

通过对澳门和珠海旅游业发展及优劣势的分析,探讨了两地合作发展旅游业的可能,指出澳门珠海两市的旅游互动发展,是玫种基于双赢互惠战略的举措,两地应积极利用不让回归契机,通过全面,真正意义上的合作和协调,通过在政策,合作手段及合作项目等方面的突破和最大限度的变通,力求达到发挥集中和集团优势的目的,即依靠发挥１＋１〉２效应,提升两地在国内,国际旅游市场竞争中的地位,以期促进两地旅游业的持续稳定发展。     

ROP-ENCS:一个城市游憩空间形态研究的类型化框架

从结构主义视野出发,在剖析城市游憩空间的概念内涵的基础上,分析构成城市游憩系统的主要结构要素和衡量城市游憩空间形态的主要指标,通过二元对立关系刻画并在此基础上相互叠加,进而构建一个ROP-ENCS的类型化框架.该框架对于进一步的理论建构以及城市游憩系统规划都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旅游空间经济地租结构及其优化研究——以香格里拉二日游为例

旅游空间"经济地租"是衡量旅游空间消费效用(对于旅游者)或资本积累强度(对于资本)的重要指标。以香格里拉二日游为例,通过对旅游者在目的地消费行为的全面参与式观察调查,对旅游目的地经济地租结构进行了定量研究。研究表明:中国旅游生产空间体系存在明显失衡的经济地租结构;购物、游览空间经济地租明显过高;住宿、餐饮及旅行空间经济地租过低,变异程度达2.48。其中,高额经济地租的产生源于利益集团的勾结或资源垄断;而过低经济地租的形成除受竞争和基础设施条件影响外,管理水平低、缺乏技术创新是主要原因。失衡的经济地租结构将对目的地旅游发展形成结构性制约,降低旅游者在目的地的整体消费效用水平,阻碍目的地的持续发展,需要政府和生产者采取各种措施加以调控。     

西双版纳傣族“家”的旅游商业化研究

以云南西双版纳傣族园景区和勐景来景区的"傣家乐"为案例,展示了以"公司+农户"为经营模式、以自然村寨为基础的村寨型景区中傣族"家"到"商业的家"的商业化过程,并对"商业的家"的空间结构和空间性质进行了探索。研究发现:区位因素导致远离城市的傣族传统村寨成为旅游吸引物,傣族家屋仍是景观,傣族原住民仍保持传统的日常生活方式。传统村寨和原住民是傣族"商业的家"最大的吸引力。在从"家"到"商业的家"的商业化过程中,虽然有过私人空间与公共空间的再划界阶段,但边界仍然相对模糊。导致上述现象的主要原因包括:主客交往的模式和深度;合作企业对村民的控制程度以及宗教信仰。     

城市边缘区乡村旅游化效应及其意义——以山东日照王家皂村为例

城市发展空间外拓对其边缘区乡村影响较大,旅游化是乡村发展过程中有别于工业化的一种形式.在对山东省日照市王家皂村农户问卷调研所得数据基础上对旅游化的效应进行评价,得出:旅游化使得村民旅游经济收入得以迅速增加;村民就业结构发生较大变化,农村劳动力向单部门经济转移;村民旅游参与意识增强,对旅游经济前景普遍看好;生活环境与质量发生改变,社区问题开始显现;正、负旅游示范效应影响并存,社区社会生态平衡面临挑战等结论,并对旅游化效应的社会意义进行了探讨.     

1992-2005年中国旅游业全要素生产率及省际差异

全要素生产率是评价一个国家或地区经济增长质量和技术进步的基本指标。本文采用生产函数法对1992-2005年中国旅游业全要素生产率(TTFP)以及旅游经济增长方式进行研究,分析TTFP变化与旅游增长之间的关系,探讨各省旅游增长方式的演化过程与变化趋势,得出了以下结论:①中国旅游业属于典型的(劳动)要素驱动型增长方式,劳动力要素投入对中国旅游经济增长的贡献为63.69%;②旅游业年均技术进步速度(TTFP)为2.91%,技术进步速度缓慢的原因主要在于投资效率低下和基础设施投资不足;③旅游业技术进步是旅游业增长的充分条件而非必要条件,旅游吸引物在空间上的"不可移动性"和不发达地区的"飞地旅游"性质决定了旅游业的技术扩散方式从根本上有别于传统产业,它既不受制于区域经济发展水平,与区域地理位置也不具有对应性;④中国各省旅游业增长方式与发展水平已经出现了明显的分化,并且差异正在逐年扩大,技术进步速度(TTFP)差异是导致各省旅游发展水平分化的原因,如果各省TTFP差异继续扩大,可能会进一步加大各省旅游业发展水平的差距,加强旅游业公共服务领域的建设对于推动中国旅游业技术进步和增长质量提高具有决定性作用。     

城市旅游驱动力的转化及其实践意义

本文旨在探索城市旅游驱动力的转化问题,以从一个侧面阐释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城市旅游目的地相对变化的原因。在一般分析的基础上,着重以大连、深圳和珠海三个较具代表性的城市为例,对城市旅游驱动力的转化过程做个案剖析,并得出了三点结论:第一,每个城市旅游目的地的发展都存在相应的主导驱动机制;第二,城市旅游的主导驱动机制因时因地而不同;第三,城市旅游要实现可持续发展就必须跟随外部环境的变化(主要是需求结构的变化),适时转变自己的主要驱动力。     

基于珠海实证的城市旅游增长极限分析框架

城市旅游是城市的一个开放、高流动的子系统,在一定时期内是相对稳定,有增长极限的。城市旅游增长极限受到供需极限影响,当旅游需求超过供给时,出现过度旅游;而当供给超过需求,就会导致过度旅游化。城市旅游需求增长极限呈现阶梯式,只有当影响城市旅游需求增长的长期因素发生持续重大变化时,城市旅游需求增长才可能突破原有的极限,进入一个新的阶段。城市旅游需求极限规定了城市旅游供给极限,决定了城市在一定时期内适合开发的景区、酒店、餐饮、购物等旅游设施规模。本文基于珠海的实证分析表明,过去十几年,由于旅游供需两方面影响因素缺乏持续重大的变化,城市功能和地位、城市主题和特色等因素相对稳定,加之受到区域其他城市的激烈竞争,珠海中高端旅游需求相对稳定,星级酒店等中高端旅游产品面临增长极限。此时,新增旅游景区和星级酒店并不会带来过夜旅游需求的实质增长,反而可能加剧现阶段旅游供需的失衡,造成过度旅游化。本文也讨论了超越旅游极限的条件以及旅游增长与旅游发展的关系,并进一步建议了旅游统计的改革举措。     

基于博士生培养视角看中国人文地理学的未来——以中山大学为例

以中山大学人文地理学博士点为例,通过对博士生培养过程中存在的学术贡献有限、研究空洞、缺乏一手数据、重复型明显等相关问题的分析,从学术贡献的角度探讨了中国人文地理学的未来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