绿色金融影响下中国污染性产业技术创新及其空间差异

基于2015-2018年中国335个地级以上城市,使用面板数据模型剖析绿色金融对污染性产业的技术效应,探讨其与环境规制、研发投入的交互作用,区分不同产业类型,厘清绿色金融技术效应的空间差异.结果 表明:绿色金融能够在不同区域促成污染性重工业和轻工业技术创新;绿色金融与环境规制协同互补,并且这种协同对轻工业更有效,在中西...     

绿色金融如何影响中国城市环境污染？——以雾霾污染为例

文章将绿色金融纳入环境规制的分析框架,以2016－2019年中国289个地级以上城市雾霾污染为例,使用空间杜宾模型探讨绿色金融、环境规制、产业结构、技术水平对雾霾治理的影响,侧重分析了绿色金融与其他因素的交互作用。结果表明：绿色金融具有空间溢出效应,本地绿色金融可以降低周边地区雾霾污染;绿色金融能够与环境规制协同互补,以优化产业结构、提升技术水平的方式促成雾霾治理。绿色金融的结构效应弱于环境规制,在中部地区并不显著;绿色金融的技术效应强于环境规制,能够激励不同地区技术创新。文章启示,绿色金融与环境规制能够相互增益,应建立区域间绿色金融合作机制,增强绿色金融的普惠性,助力区域产业转型和污染治理。     

中国城市碳排放强度的空间溢出效应及驱动因素探究（英文）

In this study, we adopt kernel density estimation, spatial autocorrelation, spatial Markov chain, and panel quantile regression methods to analyze spatial spillover effects and driving factors of carbon emission intensity in 283 Chinese cities from 1992 to 2013. The following results were obtained.(1) Nuclear density estimation shows that the overall average carbon intensity of cities in China has decreased, with differences gradually narrowing.(2) The spatial autocorrelation Moran's I index indicates significant spatial agglomeration of carbon emission intensity is gradually increasing; however, differences between regions have remained stable.(3) Spatial Markov chain analysis shows a Matthew effect in China's urban carbon emission intensity. In addition, low-intensity and high-intensity cities characteristically maintain their initial state during the transition period. Furthermore, there is a clear "Spatial Spillover" effect in urban carbon emission intensity and there is heterogeneity in the spillover effect in different regional contexts; that is, if a city is near a city with low carbon emission intensity, the carbon emission intensity of the first city has a higher probability of upward transfer, and vice versa.(4) Panel quantile results indicate that in cities with low carbon emission intensity, economic growth, technological progress, and appropriate population density play an important role in reducing emissions. In addition, foreign investment intensity and traffic emissions are the main factors that increase carbon emission intensity. In cities with high carbon intensity, population density is an important emission reduction factor, and technological progress has no significant effect. In contrast, industrial emissions, extensive capital investment, and urban land expansion are the main factors driving the increase in carbon intensity.     

外资企业的环境溢出对内资企业污染排放强度的影响

在中国全面对外开放和可持续发展的背景下,本文从微观尺度探究了外资企业集聚的环境溢出效应。利用1999—2012年中国工业企业污染数据库和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本文对比了外资和内资企业二氧化硫和化学需氧量排放强度的时空差异和演变过程,并建立计量模型探究外资企业的环境溢出效应及其作用途径。研究发现：① 在研究时段内,中国工业企业的二氧化硫和化学需氧量排放总量呈现逐渐下降的趋势,该现象来源于内资企业排放总量的下降,而外资企业的排放总量未发生明显变化。② 内资企业的二氧化硫和化学需氧量排放强度迅速下降,并逐渐接近外资企业的排放强度。中国内资企业二氧化硫和化学需氧量排放强度较低的区域主要分布在沿海经济发达的地区,而内陆地区的排放强度下降幅度较大。③ 实证结果表明,无论是产业内还是产业间,外资企业的地理集聚均能够显著降低内资企业的污染排放强度,但是产业内溢出的作用比产业间的溢出更显著。外资企业的环境溢出效应可以通过三条途径作用于内资企业,分别是劳动力流动、竞争效应和本地生产网络的嵌入。在本地生产网络的嵌入方面,后向效应能够产生环境溢出效应,而前向效应并不显著。从异质性分析来看,相对于高效率的企业,低效率的企业仅能够从劳动力流动或本地生产网络嵌入中获取环境溢出的外部性。     

资源优化配置和科技进步是保证王集矿区持续发展的重要途径

为生存和发展的需要,王集磷矿改变单一生产磷矿粉,而对资源进行优化配置,有计划地进行技术改造,调整产品结构,利用不同矿石分别作为生产酸法普钙、钙镁磷肥、黄磷、重钙、湿法磷酸、Ｎ．Ｐ．Ｋ复混肥等的原料,进行生产或外销;并进行了耐磨材料、净水剂及其它产品的...     

基于超效率SBM模型的中国城市碳排放绩效时空演变格局及预测

由CO₂排放所引起的气候变化是当今社会所关注的热点话题,提高碳排放绩效是碳减排的重要途径。目前关于碳排放绩效的研究多从国家尺度和行业尺度进行探讨,由于能源消耗统计数据有限,缺乏城市尺度的研究。基于遥感模拟反演的1992—2013年中国各城市碳排放数据,采用超效率SBM模型对城市碳排放绩效进行测定,构建马尔可夫和空间马尔可夫概率转移矩阵,首次从城市尺度探讨了中国碳排放绩效的时空动态演变特征,并预测其长期演变的趋势。研究表明,中国城市碳排放绩效均值呈现波动中稳定上升的趋势,但整体仍处于较低的水平,未来城市碳排放绩效仍具有较大的提升空间,节能减排潜力大;全国城市碳排放绩效空间格局呈现“南高北低”特征,城市间碳排放绩效水平的差异性显著;空间马尔科夫概率转移矩阵结果显示,中国城市碳排放绩效类型转移具有稳定性,且存在“俱乐部收敛”现象,地理背景在中国城市碳排放绩效类型转移过程中发挥重要作用;从长期演变的趋势预测来看,中国碳排放绩效未来演变较为乐观,碳排放绩效随时间的推移而逐步提升,碳排放绩效分布呈现向高值集中的趋势。因此未来中国应继续加大节能减排力度以提高城市碳排放绩效,实现国家节能减排目标;同时不同地理背景的邻域城市之间应建立完善的经济合作联动机制,以此提升城市碳排放绩效水平并追求经济增长与节能减排之间协调发展,从而实现低碳城市建设和可持续发展。     

基于制度背景与经济活动交互效应的广东省PM2.5污染驱动因素分析

为探讨社会经济活动与制度背景的交互效应对PM_2.5污染的影响,文章选取经济转型的前沿阵地——广东进行了实证分析。基于遥感影像获取的PM_2.5质量浓度数据,运用空间马尔科夫链和空间计量模型,定量刻画了广东省1998—2015年PM_2.5质量浓度的时空演变特征,并对不同制度背景下社会经济活动对PM_2.5的影响进行了量化分析。结果表明：广东省地级市PM_2.5质量浓度呈现先上升后缓慢下降的过程,PM_2.5质量浓度形成“以珠江口为核心”的圈层空间结构,呈现“以佛山、广州和东莞为核心,先扩散、后集中”的空间演变特征。空间马尔科夫链结果表明：PM_2.5质量浓度演变存在显著的空间交互性。若与PM_2.5质量浓度高的区域为邻,则该区域PM_2.5质量浓度增大的概率将会变大;而与PM_2.5质量浓度低的区域为邻,该区域的PM_2.5质量浓度的变化则不会受到明显的影响。社会经济因素和制度背景的交互项表明：高市场化水平能够削弱工业生产对PM_2.5的正效应。分权化过程促进了工业生产对PM_2.5污染的正效应;同时,显著降低了污染密集型工业生产的排放。全球化进程通过引进清洁技术促进技术进步从而降低PM_2.5的污染。此外,环境规制通过降低工业生产排放和倒逼技术进步达到降霾效果。     

中国城市碳排放强度的空间溢出效应及驱动因素

采用核密度估计、空间自相关、空间马尔科夫链和面板分位数回归等方法对1992-2013年全国283个城市碳排放强度的空间溢出效应和驱动因素进行了分析。① 核密度估计结果表明,中国城市碳排放强度总体均值下降,差异在逐步缩小。② 空间自相关Moran's I指数表明城市碳排放强度存在显著的空间集聚性且空间集聚性在逐渐增强,但空间集聚水平的变化逐年缩小。③ 空间马尔科夫链分析结果表明：第一,中国城市碳排放强度存在马太效应,低强度与高强度的城市在相邻年份转移过程中呈现维持初始状态的特征。第二,城市碳排放“空间溢出”效应明显,且不同区域背景下溢出效应存在异质性,即若与碳排放强度低的城市为邻,该城市的碳强度能够增加向上转移的概率,反之亦然。④ 面板分位数结果显示：在碳排放强度低的城市,经济增长、技术进步、适当的人口密度起到减排作用;外商投资强度与交通排放是使碳强度增大的主要因素。在碳排放强度高的城市,人口密度是重要的减排因素,技术进步暂时没起减排作用;工业排放、粗放式的资本投资以及城市土地蔓延则是碳强度上升的主要因素。     

多尺度视角下的产业价值链与空间升级研究框架与展望

改革开放以来,在出口导向的产业发展模式驱动下,中国积极加入全球化进程并快速实现产业升级。进入21世纪后,在面临成本上升和制度环境变化等诸多危机和挑战的情况下,中国制造业开始了新一轮的产业升级。这从根本上重塑了产业组织和空间结构,改变着中国制造业在地方、区域乃至全球出口市场中的角色功能和影响力。基于文献分析,论文将产业升级划分为价值链升级和空间升级2种模式,并分别从全球、国家、区域、地方、企业等多尺度视角下探讨了中国产业升级的机制及其影响,得出以下主要结论：① 价值链升级和空间升级现象相互依赖、相互作用,是产业升级的2个侧面,综合两者的分析框架能更全面地反映中国产业升级的现状;② 中国产业在升级模式上体现了复杂多样性,已有研究关注的产业升级模式较为单一,未来应更加关注中国产业升级路径和方式的非线性、复杂性和多元性特征;③ 中国产业升级是由全球、国家、区域、地方、企业等多重尺度力量相互耦合下共同驱动的,透过多元地理尺度融合的分析框架解读产业价值链升级和空间升级机制,才能更好地理解中国产业的发展和赶超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