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8年以来广州市居民职住地选择行为时空特征与影响因素的代际差异

1978年以来,中国体制改革重塑了个体日常时空行为及其在生命过程中的活动轨迹,但鲜有文献解析长时间序列下不同代际群体对职住政策调整做出的响应及其代际差异。基于时间地理学视角与代际差异理论,将广州市微观个体职住地变动历程与代际问题相结合,利用问卷调查分析1988年和1998年居民职住制度改革前后,不同代际居民职住地变迁行为时空特征及其影响因素的结构性差异。结果发现：① 在居住地和就业地变迁方向方面,各代际居民住房迁出地主要集中于老城区,就业地变迁围绕两个城市中心,形成由老城核心地域向内城、近郊扩散的变迁过程。② 职住地距离变化方面,居民平均职住距离由1988年之前的4.91 km增至1998年之后的6.46 km,20世纪90年代出生居民（简称90后,下同）的职住分离度大于其他群体。③ 在职住地变迁率方面,住房商品化和就业社会化极大地增加了居民职住地选择自由度,60后和70后在1998年之后的迁居率分别为113.16%与112.33%,就业地变迁率分别为148.68%与197.26%,二者都远高于住房改革前的比例。④ 驻留时长方面,职住自由化使得驻留时长明显缩短。60后变化最为明显,该群体在一个居住地的居住时长由1988年以前的14.43年缩至1998年以后的5.43年,就业地驻留时长由12.43年降至3.95年;80后与90后在1998年以后的职住地驻留时长明显较短,70后相对较长。⑤ 能力、组合及权威制约中的房价、婚姻状况、学历、福利分房及下岗等因素对职住地变迁表现出明显代际差异,因子女上学及同事关系等组合制约对就业地变迁无显著群体差别。     

不同指标下的穗港城市走廊潜在通达性及其空间格局

本文以最短时间距离以及加权平均出行时间两种指标,其中后者以未来人口数为其加权因子,在对广州至香港之间廊道状区域的陆路交通网络现状通达性数据进行计算的基础上,对其潜在通达性及其空间格局进行预测分析。由此得出,穗港走廊内部的陆路网络潜在通达性呈现出同心环状态分布的空间格局,其潜在通达性水平以环心为最优,逐渐往外层递减;两种指标换算成通达性系数进行对比,发现利用未来人口数作为加权因子之后,走廊南部在整个网络的通达性地位得到了提升,但走廊北部的通达性地位却受到了削弱;穗港走廊潜在通达性空间格局比现状更加收敛,整体通达性水平得到提升,初始通达性水平越低的地方,提升的幅度越大。     

转型期广州市居住迁移影响因素于户籍之间的比较

住房制度改革以来,中国城市居住迁移率大规模增加,成为城市重构和社会空间分异的基础动力。利用生命历程理论,通过家庭问卷调查,本文使用事件史模型动态地模拟了居住迁移,并比较外来人口与本地人口居住迁移影响因素的差异。整体来看,1980年以来年均居住迁移率呈上升趋势,外来人口的年均居住迁移率要比本地人口高。住房性质、婚姻变化、工作变动、居住区位和年份等变量都显著影响居住迁移,反映了住房制度改革、住房市场和分配环境、家庭生命周期等因素对居住迁移的影响;但影响程度户籍间的差异明显,工作地区位的变动导致通勤成本的变化是外来人口居住迁移的最显著影响因子,而家庭生命周期和住房特征变量是本地人口居住迁移的最显著影响变量,反映了两者之间的本质差别。居住区位对本地人口的居住迁移影响显著,内圈层居民的迁移率相对较低,而居住区位变量对外来人口的影响相对较弱。     

2000-2010年广州市住房产权管理角色变化分析

中国城镇住房分配从再分配体制向市场化为主的分配体制转变,深刻地影响政府、单位和市场在住房产权管理角色上的变化。利用广州市老八区的"五普"和"六普"数据,从住房产权结构变化、住房产权选择和住房产权空间形态等角度,分析政府、单位和市场在住房供应、分配和空间配置等住房产权管理中的角色变化。广州市2000年以来的住房产权结构变化反映了单位退出住房供应角色、政府保障房供应力度不够、市场成为最主要住房供应主体等特征。住房产权选择影响因素表明家庭与单位、政府之间的组织联系逐步弱化,与市场间的社会联系日益成为主导,家庭生命周期、家庭收入等体现家庭与市场间的市场联系变量成为城镇居民住房选择的最显著影响变量。住房产权空间形态重构表明,2000-2010年间,中心城区单位提供的体制内住房比重大幅度下降,并逐步被体制外住房所替代,政府提供的体制内住房则向郊区或近郊区形成集聚,导致体制内外住房空间布局出现一定"倒置",住房来源过度市场化、住房供应主体变化和级差地租等因素是其重要形成原因。研究还显示,单位不再承担住房供应任务后,尽管政府在住房调控上起到重要作用,但未充分承担起住房供应任务,城镇居民住房来源"过度市场化"趋势。为此,政府应加大保障房建设力度,并在区位上力求分散、均衡和避免郊区化,以避免加重保障房社区居民居住空间和社会空间上的双重边缘化。随着城市住房市场化的深入发展,中国城市大规模的房地产开发和政府房地产调控政策的制订过程中,更应关注快速全球化、现代化和市场化背景下居民家庭结构、社会经济地位等体现家庭与市场间的社会联系的变量对居民住房选择偏好的影响。     

广州城市交通系统与空间格局互动影响研究

该文在评述国内外相关研究的基础上,阐释城市交通系统与空间格局之间的互动影响关系。对广州城市交通系统与空间格局之间的互动影响关系的研究结果表明：广州城市交通系统的发展对空间格局的形成与发展有引导作用;城市空间格局的变化会产生反馈作用,客观上影响着交通系统的空间布局,两者之间存在—个互动反馈作用环。     

广州市零售商业中心的居民消费时空行为及其机制

居民消费行为的空间选择及其影响因素是地理学的重点关注领域,已有研究对行为中时间选择、时空关系及内在机制的研究相对缺乏。为揭示居民消费时空行为形成的影响因素以及各因素内在相互作用机制,基于2016年广州城市居民消费行为调查数据,分析消费者到大型商业中心内消费的时空特征,构建结构方程模型,探讨消费时空行为影响因素和作用机制。研究表明：居民在商业中心的消费行为存在明显的时空差异。在影响路径方面,消费者社会经济属性通过影响消费偏好导致消费时空行为的差异,商业空间属性既可以直接影响消费时空行为,也可以通过影响消费偏好而间接对其施加影响,消费偏好既可以直接影响消费时空行为,又是消费者社会经济属性和商业空间属性影响消费时空行为的中间变量。在显著性因素方面,年龄、家庭结构、在广州居住时间、就业状况、家庭月收入等消费者社会经济属性变量会显著影响消费时空行为,各个商业空间属性变量都在不同程度上影响消费行为在时间和空间上的差异,仅有出行交通方式、出行花费时间2个消费偏好变量会显著影响消费者消费时空间行为。本文结论可以加深对商业中心内消费时空行为影响因素及其作用机制的理解,并为商业网点规划调整、商业中心转型升级提供建议。     

广东省外商直接投资业绩与潜力的时空差异

回顾广东省外商直接投资历史,选取10项影响其直接投资潜力的要素指标,构建业绩指数和潜力指数进行定量分析认为:(1)广东省已经取得了很高的外商直接投资业绩,但是外商直接投资业绩指数总体上呈稳定而缓慢的下降趋势。(2)无论是潜力还是业绩,珠江三角洲的核心区域一直是广东省外商直接投资高水平区域,珠江三角洲外商直接投资分散化空间分布趋势主导了全省外商直接投资的分散化趋势。(3)广东省大部分地市外商直接投资业绩水平的增长快于潜力水平的提高,但广州、深圳和佛山等中心城市外商直接投资业绩都不同程度地滞后于潜力。     

生命历程视角下的广州市居民居住迁移的时空路径

转型与重构是现阶段中国城市发展的主旋律,在这一背景下,从个体生命历程的视角研究居住迁移的时空规律和影响因素有助于从深层次理解城市空间结构重构的内置机制,同时,对公共服务设施供给和提高居民生活质量等有一定的现实意义。以2007年进行的一次入户调查资料作为基础,研究了广州市居民居住迁移时空路径的生命历程特征。结果显示,广州市居民居住迁移的时空路径呈现出年龄偏好和空间偏好两个基本规律,这两个规律可以用“N”形曲线和“微笑曲线”来表达。“N”形曲线揭示了居住迁移率随年龄变化呈现出先上升后下降最后再上升的规律。微笑曲线则揭示了老人与孩子的居住迁移的方向较为集中而中年人的居住迁移方向较为离散的特点。文章据此从不同生命历程居民居住偏好的角度分析了产生上述居住迁移宏观规律的原因。从而证实了广州市居民居住迁移的时空路径具有若干生命历程的特征,对转型期广州市住房的供给与公共设施和服务的空间配置有着积极的意义。     

从行政分权到跨域治理:我国地方政府治理方式变革研究

从集权到分权再到伙伴关系,从统治到治理再到跨域治理,西方发达国家地方政府治理方式呈现出螺旋式发展路径。我国的分权化改革打破了计划经济体制下地方政府被动羸弱的状态,在激发了地方政府发展经济的动力的同时,引发了"地方政府企业化"倾向,形成了分割的"行政区经济"。市场化改革在引入和整合体制外社会经济资源的同时,也导致政府与市场结合成"不受约束"的增长联盟,反而削弱了政府的权威。跨域治理理念旨在强化政府组织、市场组织和社会组织之间的资源整合,鼓励各种治理组织的参与,以共同应对跨行政区、跨部门、跨领域的公共事务。该文结合我国地方政府的实际情况,认为通过以下途径可以实现地方政府跨域治理:1)分权与赋权相结合,引进并整合体制外的社会经济资源,把决策权力向企业、社区和非营利组织转移;2)统筹协调各治理组织间的关系,促进城市政体内的权力平衡,以利益协调为基点,促使治理规则由支配性规则向共识性规则转变;3)综合运用行政化手段和市场化手段调整地方政府间关系,实现府际合作,促使地方政府由竞争型政府向合作型政府转变。     

基于行动者网络的土地利用冲突及其治理机制研究——以广州市海珠区果林保护区为例

用行动者网络分析方法,以广州市海珠区果树保护区为例,探讨土地利用冲突的演化过程、根源、类型及其治理机制。按照冲突的强度和显隐程度,土地利用冲突的演化过程大致可以区分为潜伏、显化、转变和胶着等4个阶段,但冲突循环的存在使其进一步的演变存在较大不确定性。在土地利用冲突治理过程中,各种社会行动者通过协商和谈判而建立纵横交织的网络,形成资源共享、互惠合作的机制,从而达成共同的治理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