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珠三角到大珠三角再到粤港澳大湾区：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国家尺度重组

尺度重组是解释当前国家、城市等地域组织参与全球化竞争的工具媒介。文章以中国华南地区改革开放以来广东、香港、澳门三地跨界合作为例,借鉴行动者网络理论的研究方法深入剖析珠三角、大珠三角及粤港澳大湾区3个“新国家空间”的尺度重组过程,揭示中国尺度重组的政治经济逻辑。研究发现,行动者拥有的资源决定了其在尺度网络中的地位,而中国的“新国家空间”形成主要依托中央政府推动,其发展目标的设定具有决定性作用,港澳特区政府、广东省地方政府、乡镇企业和外资企业等其他行动者在协同合作中将自身的发展目标与之融合形成了“强制通过点”。纵观三阶段的演变过程,制度因素的重要性越来越得到凸显。     

中国三大城市群经济与环境协调度时空特征及影响因素

采用熵值法、泰尔指数、空间自相关、马尔科夫链等方法,分析2006—2016年中国京津冀、长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三大城市群经济与环境协调度的时空格局特征,并运用Tobit模型探讨其影响因素。结果表明：① 研究期内三大城市群经济与环境协调度持续增长,珠三角协调度最高,长三角协调度增速最快;② 三大城市群内部城市之间的差异波动减小,珠三角城市群的减小幅度最小;③ 三大城市群经济与环境协调等级演化具有一定的路径依赖,但随时间推移有向高一级状态转移趋势;④ 行政级别较高的城市及部分沿海沿江发达城市的经济与环境协调度持续处于较高水平;⑤ 三大城市群经济与环境协调度空间特征由分散走向集聚;⑥ 经济发达的城市经济与环境趋向于“同步发展”;⑦ 能源消耗水平、科学技术水平、固定资产投资强度、外资依存度和所有制结构对三大城市群的经济与环境协调度具有影响,但各因素影响的显著程度有差异。     

1980-2003年广东省外商投资的时空变化分析

广东省外资分布的地域差异是导致省内区域发展不平衡的重要因素之一。本文主要分 析改革开放20 多年来广东省外商投资的总体时空扩散模式, 并探讨不同来源地的外资在不同 时期的分布与扩散情况及各自投资动因的变化。研究表明, 广东省外商投资的时空模式不断 演变, 经历了由外资增长极向外扩散的过程﹔随着省内投资环境日趋成熟, 政策因素对外商 投资的吸引力减弱, 而区域经济发展水平与区域市场规模是吸引外资最重要的因素; 不同来 源地的外资的时空扩散模式与动因皆有一定的差异。最后, 对广东省改善投资环境与利用外 资工作提出了建议。     

回归后香港城市发展的尺度重组：以广深港高速铁路香港段项目的规划过程为例

全球化时代城市问题越来越多的以尺度问题的形式出现,尺度理论为分析城市发展背后的各种动力及其影响提供了新的视角。回归后,特区政府如何与位于不同尺度上的地域组织相互作用,进行尺度重组,是探究香港城市发展与管治的关键问题。本文考察广深港高速铁路香港段从项目构想、方案设计,到咨询及申请拨款的全过程,识别这个过程所涉及的不同尺度的作用者,分析他们的作用方式及作用结果。研究表明,回归后,特区政府主动向上尺度重组以拓展香港发展的腹地,政府间的制度性合作是其尺度重组的重要方式。同时,香港逐渐成长的市民社会是参与城市发展尺度重组的重要力量,地方行动者运用尺度政治从多个尺度建构话语和采取行动,对特区政府的方案进行抗议并引发整个社会的讨论。对香港的案例分析可加深对体制转型背景下地域组织尺度重组的认识,丰富尺度重组的理论内涵;也有助于国家客观地了解香港,为制定合理的政策提供科学依据。此外,内地市民社会逐步萌芽成长,案例中特区政府与香港市民社会互动的经验与教训可为内地政府提供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