杭州城区“最具出游力”人群休闲旅游障碍性因素的实证分析

休闲旅游作为一种旅游方式和休闲活动内容越来越受到重视，通过对杭州市“最具出游力”人群调查，运用旅游地理学分析方法发现，影响他们进行休闲旅游的因素最重要的是时间因素、交通因素和学习因素，传统观点中的经济因素地位明显下降；同时分析了不同职业、性别和年龄人员中各因素作用的差异。这种实证性的调查分析方法和结论对于休闲旅游理论和杭州市休闲产业的发展都有一定意义。     

国内外体育旅游研究评述

体育旅游已经成为旅游产业中增长最快的部份之一,体育旅游也变得越来越普遍。目前,国外体育旅游研究正朝规范化的道路发展,而中国仍处于体育旅游研究的初级阶段。通过比较分析国内外体育旅游的发展及其理论研究,对体育旅游的基本概念、分类、特点、学科属性及开发研究等问题进行了介绍和评述,从中总结出发展体育旅游的必要性、机遇及挑战。     

旅游业对石林县区域经济的影响与对策分析

随着西部大开发战略的深入实施,如何全面认识旅游业对西部经济落后地区经济的影响,成为旅游学界关注的热点问题之一。通过对石林县社会经济统计数据的综合分析以及实地调研,证实了旅游业对促进石林县国民经济总量扩大、推动产业结构高级化和带动相关产业发展等方面具有积极作用。同时,针对当前石林旅游内部结构和发展质量中存在的旅游产品单一、景区发展失衡和社区受益不足等主要问题,提出了以推动区域经济总体发展和带动农村居民脱贫作为旅游发展的两大基本任务和实现旅游产业增长模式从数量型向内涵型增长转变的基本思路,以及相应的对策。     

旅游业的发展对丽江古城社会文化的影响

旅游业的发展对旅游目的地的社会文化产生的影响是巨大的.丽江古城也遭受着同样的命运,这种影响集中表现在丽江古城功能的转变、社会网络的变迁和文化的涵化.这些影响都是由于旅游业的迅速发展引起的,而且还在加深.只有认识到以上的影响才能为下一步采取措施来控制这些影响提供前提保障.     

草原旅游发展的实践及空间格局研究

草原以其辽阔、坦荡的景观以及风土人情构成一类旅游目的地,世界上拥有大片草原的国家都非常重视草原旅游业的发展。我国草原旅游发展也较快,形成了不同空间类型、不同植被景观类型和不同人文与自然结合类型的旅游发展格局,其中又以内蒙古最为突出。但是,由于草原生态系统的脆弱性,决定了草原旅游发展存在脆弱性,因此,在开发中需要更加严格的科学规划和管理。     

中国旅游业发展灰色关联动态分析

随着国民经济的快速发展、人口数最的不断增长和消费水平的逐步提高，人们对旅游的体验需求越来越大。如何实现中国旅游业的持续发展，是摆在全国人民面前一个严峻的问题。通过对近24年中国旅游国内总收入变化趋势的分析，运用灰色系统理论对影响中国旅游业发展诸因素进行关联分析，量化了旅游业产值与诸因子的关联程度，为中国旅游业制定发展规划、促进旅游业的可持续发展提供了参考依据。     

人力资本促进区域旅游经济效率的空间差异研究

在DEA-MI模型的基础上,采用空间计量模型就人力资本与区域旅游经济效率的关系进行分析,探究人力资本对区域旅游经济效率的贡献。结果发现:旅游经济效率具有典型的"胡焕庸线"空间特征,旅游业及其子行业的区域旅游经济效率以1为标准线上下波动;人力资本与区域旅游经济效率空间关系也基本具备"胡焕庸线"空间特征。宁夏等西北地区区域经济效率较高,虽然人力资本存量不足,但其贡献率较大。福建等东南地区、四川和云南等沿线地区旅游业存在"人力资本错配"现象,东南地区虽然人力资本富集,但其贡献率较低,星级饭店业和旅行社业打破"胡焕庸线"的区域特征;中等人力资本在旅游业及其子行业中能正向促进区域旅游经济效率,高水平人力资本在旅游子行业中能推进经济效率的增长,但在旅游业整体中反而抑制旅游经济效率,这说明旅游业整体上还是一个典型的劳动密集型行业,而星级饭店和旅行社业已经初步具备知识密集型行业特征;区域地理性、对外开放度、基础设施等是人力资本效能发挥的主要影响因素,制约着区域旅游经济效率的提升。因此需要健全旅游人才匹配体系,最大程度地发挥人力资本效能,科学构建人力资本与区域旅游经济效率协同机制。     

边疆省域旅游效率空间分异及驱动因素——以云南省为例

旅游效率评价对区域旅游业提质增效发展具有重要意义。以云南省为实证,采用数据包络分析法(DEA)对其旅游业效率进行分析,运用空间自相关和趋势面等空间统计方法对旅游效率空间关联和整体趋势特征进行剖析,并借助地理探测器模型着重探讨了旅游效率的驱动因子。结果表明：1）云南省旅游综合效率总体水平较好,但州市间差距较大,纯技术效率对综合效率制约能力略强于规模效率;2）旅游效率呈现空间集聚态势,综合效率整体呈“南北两翼高中间低,东西平稳过渡”空间特征,高效区在滇西北“趋同集聚”;纯技术效率在南北方向呈“U”型趋势,东西方向上梯度递减;规模效率总体呈现“南北两翼高中间低,西高东低”趋势特征;3）旅游从业人数、交通网络密度和景区丰度是云南省旅游效率空间分异的主要影响因素,不同因子交互作用时均高于单独作用时的影响力。     

基于珠海实证的城市旅游增长极限分析框架

城市旅游是城市的一个开放、高流动的子系统,在一定时期内是相对稳定,有增长极限的。城市旅游增长极限受到供需极限影响,当旅游需求超过供给时,出现过度旅游;而当供给超过需求,就会导致过度旅游化。城市旅游需求增长极限呈现阶梯式,只有当影响城市旅游需求增长的长期因素发生持续重大变化时,城市旅游需求增长才可能突破原有的极限,进入一个新的阶段。城市旅游需求极限规定了城市旅游供给极限,决定了城市在一定时期内适合开发的景区、酒店、餐饮、购物等旅游设施规模。本文基于珠海的实证分析表明,过去十几年,由于旅游供需两方面影响因素缺乏持续重大的变化,城市功能和地位、城市主题和特色等因素相对稳定,加之受到区域其他城市的激烈竞争,珠海中高端旅游需求相对稳定,星级酒店等中高端旅游产品面临增长极限。此时,新增旅游景区和星级酒店并不会带来过夜旅游需求的实质增长,反而可能加剧现阶段旅游供需的失衡,造成过度旅游化。本文也讨论了超越旅游极限的条件以及旅游增长与旅游发展的关系,并进一步建议了旅游统计的改革举措。     

布达拉宫旅游商业化的社区治理研究

以社区为出发点,综合旅游商业化、社区治理等相关理论,在布达拉宫及周边社区旅游商业化表征分类的基础上,梳理其社区旅游商业化的治理成效及治理困境。再运用静态博弈模型与决策树,分析布达拉宫及周边社区旅游商业化的治理中各利益主体博弈的过程,并探析治理困境的原因。研究发现,旅游商业化的社区治理受到各利益主体间权力大小和利益选择的影响。政府及相关部门处于强势地位,主导并采取措施治理旅游商业化。布达拉宫的各空间圈层在商业化治理过程和难度上都存在明显差异。引起治理困境的原因主要是“权”与“利”的纠葛、商业化控制的阈限不清晰、利益主体之间的沟通不畅。在主要利益相关者的博弈中,各治理主体共同重构一个相对均衡的“利益－权力”关系结构,以保证社区旅游商业化得以有效治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