气候变化对中国观鸟旅游的影响——基于鸟类物候变化的分析

全球观鸟活动的规模达到了每年几千万人次,观鸟旅游已经成为世界野生动物观赏业的重要组成部分。气候变化改变了鸟类物候期及其空间格局,这不仅会影响观鸟者的旅游活动,还会进一步对观鸟旅游利益相关者的生计产生影响。监测并尽早地识别出这些影响,提醒利益相关者采取有效的适应策略意义重大。本文引入物候期这一气候变化的"指示器"来反映开展观鸟旅游的重要资源基础——鸟类活动时间以及栖息地格局的变化。通过对1980-2010年中国26个地区的98个物候序列的鸟类研究进行荟萃分析发现:中国鸟类离开、抵达、停留时间以及鸟类栖息地的格局都已经发生了改变。春季、夏季鸟类会提前离开或抵达,但在秋季它们的活动会延迟。鸟类停留的时间主要呈现延长的趋势。温度升高会使鸟类停留时间变长,对观鸟旅游的开展有利。中国低纬度地区和西部地区鸟类停留时间更长。鸟类栖息地的格局呈现出向北和向西迁移的特征。游客和景区工作人员均已感知到鸟类活动时间以及栖息地格局的变化对观鸟旅游产生的影响。     

基于旅游开发影响的五台山植被景观特征分析

以往旅游对植被影响的评价成果较多,但是旅游影响下植被景观与地理因子之间的关系报道较少。本文利用多种数量生态学方法探讨了五台山旅游开发与植被景观之间的生态关系。结果表明：① 旅游开发影响下五台山植被景观可分为单优乔木区、草本区、差级乔草区、中级乔草区、中级灌草区、良级灌草区、良级乔灌草区、优级乔灌草区、以及寺庙区、商业区或居民区9种类型。② 在除趋势对应分析中,第一轴与所有因子的相关性都较大,第二轴与旅游干扰度和海拔呈显著的负相关性。各植被景观类型的空间分布在一定程度上取决于关键性指标的空间格局。③ 除趋势典范对应分析方法能够大大提高植被景观特征与地理因子间的相关性,并将其直观地表达于排序图中。在植被景观特征与地理因子的关系上,第一轴上的相关系数是0.858_DCCA>0.828_DCA,第二轴上的相关系数是0.583_DCCA>0.501_DCA,这说明除趋势典范对应分析方法更优。     

张家界旅游企业空间成长对城镇空间形态的影响

运用核密度估计法和标准差椭圆分析法,分析张家界旅游企业空间成长特征及演化过程;选取紧凑度指标,结合城镇空间均衡分布椭圆,分析张家界城镇空间形态演化过程;通过比较不同阶段旅游企业椭圆和城镇空间椭圆的重合面积,剖析旅游企业空间成长对城镇空间形态的影响程度。研究发现：① 张家界旅游企业空间成长过程和特征为：由出现期的“一核多极点”逐渐演变为生成期的“核心-边缘”,最后在发展期形成一个高集聚中心和三个次中心联动的“组团扩展型”格局;② 张家界建成区面积呈现增长态势,城镇空间不断扩展,建成区用地紧凑度逐渐下降;③ 不同阶段,张家界旅游企业空间成长对城镇空间形态的影响程度有一定的差异性,整体呈现出逐渐增强的趋势。研究结论对于重新认识旅游对城镇化建设的作用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城市居民压力源对幸福感的影响研究——基于乡村旅游休闲参与的角度

居民幸福感研究日益受到重视,以往研究多是从自然环境、社会人文环境和城市化进程等方面探讨大尺度空间环境因素对城市居民幸福感的影响。结合乡村旅游的角度探讨城市居民幸福感的影响研究,目前还较少。运用SEM分析方法,探究处于多维压力之下的城市居民旅游者如何通过前往乡村进行旅游休闲活动提升幸福感,进行模型构建与分析,结果显示：① 压力源对调适策略有显著正向影响,对休闲参与不显著,但不同群体影响差异显著,压力调适对休闲参与有显著正向影响;② 休闲参与对心流体验和幸福感具有显著正向关系,且心流体验对幸福感具有显著正向影响;③ 心流体验对休闲效益具有正向显著影响,且休闲效益对幸福感具有正向显著影响;④ 心流体验在休闲参与对幸福感、休闲效益在心流体验对幸福感均具有显著中介效应;⑤ 旅游者不同背景变项在压力调适、休闲参与及幸福感等分别呈现不同程度的显著差异。     

乡村农户旅游适应效果、模式及其影响因素——以西安市和咸阳市17个案例村为例

乡村旅游地面临人地交互作用的剧烈变迁,内部要素适应社会-生态系统变化,趋利避害降低脆弱性具有重要现实意义。本文重新界定基于恢复力和脆弱性的农户适应性理论内涵,构建旅游开发适应力指标体系,以西安市和咸阳市17个不同类型的城郊型乡村旅游地为例,评价和分析农户旅游适应效果与空间差异规律,探讨和归纳适应行为与对策模式,建立BP神经网络辨别和揭示适应性影响因素与重要性关系。研究表明：① 西安市和咸阳市农户适应旅游开发综合效果呈现中等偏下水平的偏态分布趋势,分别处于旅游地生命周期快速发展阶段和探索起步阶段。② 乡村旅游地农户适应效果形成“圈层辐射、两翼包络、外围联动”的县域尺度空间分布格局;村域尺度圈层分化现象显著。③ 经营模式划分的旅游乡村农户适应效果股份制模式>“公司+农户”模式>“政府+公司+农户”模式>个体农庄模式>“农户+农户”模式;常年外出务工和农家乐经营是农户主要适应行为选择,季节性务工、本地上班以及农业生产是辅助适应行为选择,且适应行为组合方式表现为旅游专营型、旅游主导型、均衡兼营型、务工主导型和务农主导型五种适应对策模式。④ 旅游发展机会认知、技能培训机会、社会联结度、劳动力总量、政策知晓度、旅游就业人数、收入来源种类、生活主要能源、受教育程度、公共服务设施是农户主要旅游适应性影响因素。据此,提出后续社会-生态整合研究亟需突破方向和适应旅游开发的政策路径。     

动态外部性视角的企业再地方化效应及地区影响 ——以皖江产业承接示范区为例

基于动态外部性视角,提出再地方化效应的测度及对地区转型发展的作用机理,以皖江产业承接示范区为研究对象,从MAR外部性、Jacobs外部性和Porter外部性3方面分析企业再地方化效应的时空演化特征,运用双向固定效应模型验证其对皖江示范区转型发展的影响。研究表明:① 时间演化特征与各城市的产业承接政策和转入的产业类型不同有关;② 空间上MAR外部性呈现出“总体均衡-向西增强-向南增强”的演化特征,Jacobs外部性由西南向东北逐渐增强,Porter外部性整体呈增强态势;③ MAR外部性对区域经济绩效和创新水平的效应均表现为“倒U”型;Jacobs外部性能够显著促进地区经济发展,但对区域创新的效应为“U”型;Porter外部性能够推动地区经济发展,但不利于区域创新。     

环境管制对佛山市污染密集型企业空间格局变化的影响——基于2004年、2008年、2013年经济普查数据的实证

以佛山市2004年、2008年和2013年3次经济普查数据库中的污染密集型企业为研究对象,采用格数据空间回归模型,研究了佛山市污染密集型企业空间格局变化特征,并探究了环境管制对污染密集型企业及不同行业的企业空间格局变化的影响。研究发现:① 环境管制严格程度的变化使其从影响企业区位变动次要因素逐渐成为推动企业空间格局变化的重要因素,说明了环境管制变化会引起其对污染密集型企业区位变动作用程度的变化。② 在城市内部尺度,地方政府权衡污染行业整治利弊后,针对不同区域不同行业制定的差异化环境管制力度和模式,形成了不同行业空间格局响应的差异。研究结果对理解环境管制影响污染行业空间格局变化提供更微观的视角,对环境管制政策实现企业更替和产业升级具有一定启示,也对政府产业和环境政策制定具有借鉴意义。     

“一带一路”下旅游文化产业的大数据体系架构与实施途径研究

本文探究“一带一路”旅游大数据的产业创新体系架构,明确“旅游文化建设、旅游消费习性培育、跨域资源协作”等产业创新路径,明晰沿线各国的文化融合途径,构建以“文化通”为内涵的旅游大数据体系。通过文献梳理、质化研究和实时数据分析,建构适用性旅游大数据架构,解决“一带一路”旅游文化产业中的信息稀疏、习性碎片化和诚信不足等现实困难,助力沿线各国的旅游发展新局面。借鉴应用系统工程中霍尔三维支撑理论,从知识、时间和逻辑三个维度,搭建新时代条件下旅游业态的以价值集聚、诚信保护和旅游文化传承为核心的创新途径支持体系,为旅游经济管理理论,提供了一个全新的研究视角。     

安徽省温泉旅游区的品牌建设与营销策略研究

安徽省温泉旅游区以它独有的特色和文化的魅力赢得社会广泛的关注,也吸引更多的人对温泉旅游区的品牌建设与营销策略的研究。阐述了安徽省温泉旅游资源赋存状况,并分析安徽省温泉旅游区的品牌建设与营销策略现状。得出如下主要结论:(1)安徽省温泉多数位于隆起的大别山区、长江沿岸的巢湖—和县一带以及皖南地区;(2)产品开发利用层次不一,大多处于中程度利用;(3)温泉相关的旅游区品牌建设与营销策略相对滞后。最后在此基础上,提出现阶段安徽省温泉旅游区的品牌建设与营销策略的对策。     

地理国情监测成果在农业、旅游领域中的应用

开展地理国情监测工作的目的是为了获取自然与人类社会经济活动引起的地表变化信息,具体包括地表自然要素、人文地理要素和社会经济信息的空间分布特征及其相互关系,是基本国情的重要组成部分,为政府管理决策、企业生产运营、人民群众生活提供数据基础和决策依据。本文基于地理国情监测数据,结合多种测绘地理信息数据和技术手段,探讨如何利用地理国情监测成果促进农业与旅游业的发展,以期深入挖掘和提升监测成果价值,全面拓展监测成果应用服务的新思路、新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