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领域-地盘”双层权力空间秩序——以广州市番禺区坑头村为案例

以中西方权地关系的比较为基础,探讨了中国社会由“领域-地盘”构成的双层权地秩序,其中“领域”体现了西方契约社会下的权力空间规则,“地盘”展现了中国人情社会中的权地关系特色。在中国,“人情社会”和“关系”是影响不同尺度权力运转的重要因素,进而呈现领域体系和地盘体系相组合的结构性特点。不同主体通过差异化的空间策略完成正规的领域化和非正规的地盘化,由此实现空间中权力网络的持续演替。本文具体以广州市番禺区坑头村为例,探讨了在村庄这一微观尺度形成的权力空间类型及“领域-地盘”的四阶段互动机制。基于政治地理学的领域理论,本文提出了不同于现有分析框架的中国式权地秩序新思路,有望推动既有的领域研究和领域理论的本土化。     

中国农村人口外流的时空演化及其驱动机制

以农村户籍人口和常住人口及两者表征的农村人口外流率为研究对象,利用“五普”和“六普”数据探讨了中国农村人口外流的演化及其空间格局,在预选取影响因素的基础上,基于空间计量模型剖析了县域农村人口外流率的地域分异机制。结果显示：农村人口发展演化可划分为缓慢发展阶段、大量外流阶段、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发展阶段3个时期;全国县域农村人口外流率呈现出程度不断加深的态势,农业户籍人口和乡村常住人口的集中度下降明显,并呈现出明显的空间聚类和空间正相关性;平均海拔、人均GDP、城乡居民收入比、第一产业占比、城镇化率、道路密度、受教育水平、人均固定资产投资与农村人口外流率呈现出正相关关系,而人均耕地面积、农民人均纯收入、乡村从业人员占比与农村人口外流率呈现出负相关关系。     

论乡村空间治理与城乡融合发展

构建现代乡村治理体系成为推动城乡融合发展和乡村振兴的重要内容。破解乡村空间利用过程中出现的发展空间受限、权属关系不明和组织体系不畅等系统性问题,成为乡村空间治理的首要任务。本文从乡村空间“物质—权属—组织”综合治理的视角出发,尝试解析乡村空间治理在推动乡村空间重构、权属关系重塑和组织体系重建中的作用机制,并进一步探讨乡村空间治理优化城乡格局、改善城乡互动关系、推动城乡融合发展的可行路径。结论如下:物质空间治理可作为乡村空间结构和功能优化的重要手段,空间权属治理有助于保障乡村空间不同参与主体的发展权利,空间组织治理可提升乡村空间的组织效率;乡村空间治理导向的“人口—土地—产业”转型过程为“深化空间治理—活化乡村空间—优化人地关系—改善城乡格局”的分析思路创造条件;乡村空间治理推动城乡发展格局不断演化,城乡互动关系改善成为推动城乡融合发展和破解乡村发展困境的重要依据。最后,本文构建了乡村空间治理与城乡融合发展互动分析框架,并探讨了乡村空间治理与国土空间规划的内在关系及研究趋势。     

基于地理学视角的国际空间规划嬗变与启示

空间规划是优化国土空间开发格局的政策工具,空间规划改革是建立现代空间治理体系的重要举措,是当前政界与学界共同关注的热点议题。本文采用文献计量与典型案例分析方法,基于地理学视角对国外空间规划研究与实践进行深入剖析,目的在于总结其演化规律,明确其对中国空间规划改革的启示。研究发现:① 地理学作为一门专注于“空间”的科学,其理论与方法在空间规划改革中不可或缺。传统的地理学理论在空间规划中仍起着中流砥柱的作用,而关系地理学等后结构主义地理学理论在空间规划中的应用也日渐广泛,同时地理学还为空间规划提供了方法与技术支撑。基于孤立视角与线性增长的传统空间规划往往难以满足当前经济社会发展需求,而基于关系网络与多种发展轨迹综合叠加的关系地理学理论可为空间规划的科学化、合理化提供支撑。② 提升中国地理学研究水平是推动空间规划健康发展的基石。德国的地理学研究成果推动了其成为空间发展最为均衡的国家之一,日本的地理学研究成果则支撑了其以三大城市群为主导国土开发格局的形成,地理学者在推动既有理论本地化的过程中,更应从人地关系地域系统角度出发,为解决中国空前激烈的人地冲突提供科学指引。③ 构建层次分明、功能互补的空间规划体系是推动空间规划目标性与操作性相统一的保障。地理学作为一门经世致用的科学,应积极面对空间规划改革这一国家重大需求,结合区域特质创新理论、方法与技术途径,为空间规划改革提供科学、合理的决策支持,以此为国家人地关系协调可持续发展做出应有的贡献。     

中国再生性资源型城市创新能力与工业转型耦合协调分析

采用熵权TOPSIS、耦合协调度和响应度模型等方法,分析2000—2016年再生性资源型城市创新能力与工业转型耦合关系演化特征。发现：① 2000年以来中国再生性资源型城市创新能力和工业转型整体上呈提高趋势,但工业系统脆弱性依然较强,创新能力也较弱。② 再生性资源型城市创新能力与工业转型耦合协调度水平较低但有提高之势,东、中部再生性资源型城市创新能力与工业转型耦合协调状态不断改善,而西部、东北则处于失调状态;非金属、金属、能源、综合4类城市二者耦合协调性呈增强趋势,森工城市失调性加剧;大、中型再生性资源型城市创新能力与工业转型耦合协调水平改善明显,小城市创新能力与工业转型耦合协调协调性较低且持续减弱。③ 创新能力对再生性资源型城市工业转型有正向促进作用,但近年来呈减弱之势。不同类型再生性资源型城市工业转型对创新能力变化的响应程度各异。     

沿海矿山生态环境修复中遥感影像自动配准方法的应用

本文从遥感影像解译角度出发,浅析遥感影像解译在沿海矿山生态修复调查中的作用,概略梳理沿海矿山生态修复遥感解译的基本方法,针对基于光学遥感图像配准技术存在的问题,提出了一种利用对象区域形状特征的配准方法。本文采用分割方法提取基准图像和待配准图像中具有结构性的小区域,按照小区域的属性与几何形状特征进行匹配,利用空间关系做控制约束,查询正确的同名小区域对,提取小区域的中心点作为匹配控制点对,解算仿射变换模型参数,有效解决影像间的自动配准问题。采用该方法对实际光学影像进行试验,取得了良好的试验结果与实用价值,为沿海矿山生态修复调查工作中确定矿山空间位置与设计方案提供了保障。     

基于社会网络分析的旅游地乡村社会空间重构研究

在商品经济影响下,乡村社会关系正发生多途径、多层次重构,由于社会关系与空间形态辩证统一,社会关系的异化将引起空间形态的变化。以南京市世凹美丽乡村示范村为案例,从传统社会结构观念与市场经济之间的冲突出发,建立研究假设,通过2014年、2016年和2018持续跟踪调查,运用社会网络分析方法揭示乡村经济社会空间交互过程。结果表明：① 所选乡村社会网络发展符合社会资本与市场制度相互作用的发展规律,具有替代效应、挤出效应与互补效应3个明显阶段,符合研究假设;② 网络模式由轮轴模式演化到“结构洞”模式再到合作与分派模式,且分别对应扩散型、分支型与簇群型网络结构,伴随行动者的淘汰与迁出与市场经济规则的增强;③ 空间重构主要表现为土地利用格局重构与乡村空间衰退现象,形成优势经营者区域、原住民的边缘集聚区、外来经营者区域与空间衰退区域。     

地理学在新冠肺炎疫情早期防控中的学术响应及展望

重大公共卫生突发事件如新冠肺炎等对区域人类活动有着深刻影响。作为以空间分析和人地关系为主要方法和对象的地理学,在疫情早期防控中的角色贡献以及未来趋势是迫切需要总结和讨论的重要议题。基于2020年1月20日~2月28日的文本数据,着重总结地理学者以及地理学视角下关于疫情的相关研究,地理学在疫情传播与扩散、区域规划与应急、数据与决策支撑等疫情早期防控方面做出了积极贡献,总结归纳了手机信令、百度迁徙数据等移动定位大数据与人工智能、数据挖掘、语义识别等新一代技术方法在疫情防控中发挥的支撑作用,反思提出未来应该在学科理论和防控措施方面,进一步优化风险预测模型、强化应急规划治理、加强国际合作及多学科数据交叉集成共享,从而提升应对重大公共卫生事件的科学性、主动性和高效性,为后疫情时期经济社会管理与空间治理提供科学支撑和依据。     

北印度洋半日潮波的数值模拟研究

基于FVCOM(Finite Volume Coast and Ocean Model)模型,建立北印度洋海域(31^°~102^°E,16^°S~31^°N)的M₂和S₂分潮潮波数值模式,研究北印度洋半日潮潮汐、潮流分布特征。对底摩擦系数进行数值试验,利用代价函数梯度下降法,得到分潮调和常数向量均方根偏差(RMSE)的变化曲线,逼近并确定最优的底摩擦系数。将采用该系数的模拟结果与TOPEX/Poseidon卫星高度计交叉点的调和常数数据、国际海道测量组织(IHO)及部分文献中的验潮站数据进行比较与验证,一致性较好。其中对比卫星数据的振幅偏差为2~4 cm、迟角偏差为7^°~8^°,与验潮站数据的振幅偏差为3~6 cm、迟角偏差为8^°~9^°。根据模拟结果,分析了北印度洋海域M₂和S₂分潮潮波传播特征和潮流椭圆的空间分布特征等。M₂分潮潮波在阿拉伯海南部有1个无潮点,在波斯湾内有2个无潮点,最大振幅超过80 cm;潮流在西北印度洋和孟加拉湾中部大多为顺时针旋转,其余海域大多为逆时针旋转;流速在阿拉伯海东北部、安达曼海、波斯湾和孟加拉湾北部较大,最大流速为160 cm/s,其他海域较小。S₂分潮的潮波传播特征、无潮点的位置和潮流椭圆的空间分布特征等都与M₂分潮类似,但潮波振幅和潮流流速等都相对M₂分潮较小。研究完善了北印度洋海域2个主要半日分潮M₂和S₂的整体特征。     

中西太平洋金枪鱼围网渔业鲣鱼资源的时空分布

利用灰色关联度方法及渔业地理信息系统软件Marine Explorer4.0对1990~2001年中西太平洋金枪鱼围网渔业鲣鱼资源的时空变化进行了研究,结果表明,12年间中西太平洋鲣鱼产量的空间分布可归为3类:1990、1991、1995和1996年的为第一类,鲣鱼产量的主要分布区位于西部海域;1998、1999和2001年的为第二类,鲣鱼产量的主要分布区比第一类偏东20个经度;1992、1993、1994、1997和2000年的为第三类,鲣鱼产量的主要分布区的范围比前两类广。单位捕捞努力量的鲣鱼渔获量高分布区与产量空间分布区基本相似。灰色关联度的分析表明,12年中,1998、2000、1994、1995和1999年5年的鲣鱼资源丰度较高,1990、1991、1997和2001年4年的鲣鱼资源丰度较低,1996、1992和1993年3年的鲣鱼资源丰度处于中等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