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社会网络理论的旅游系统空间结构优化研究

基于交通网络和旅游资源禀赋的旅游系统空间结构研究具有一定欠缺性。借鉴Shih研究成果,基于旅游者行走游线和旅游流量,分析社会网络理论的程度中心性、接近中心性和中介中心性3个指标作为衡量区域旅游进出通道和中心性、可进入性和旅游集散中心的意义,将目的地划分为区域旅游核心区、缓冲区和边缘区,并对区域旅游分工和设施配备要求提供理论指导。旅游核心区应配备旅游中心、信息中心和口岸交通设施,旅游缓冲区应加强旅游景区建设,旅游边缘区在加强景区建设的同时还应强化宣传工作。探讨旅游系统空间结构的影响因素及其优化措施,并对福建进行实证研究。     

批判实在论在城市空间研究中的应用

批判实在论是一种有关社会科学的哲学理论,它从浅显易懂的本体论出发,抨击了传统科学研究中背离客观实在的种种理想主义倾向,如对“规律性”的迷信、对计量分析方法的过分依赖等。在上世纪80年代批判实在论被引入到西方城市空间研究中、发展为一种新的研究范式,该范式在对传统空间分析研究的批判基础上强调对空间现象的因果机制的阐释,提出了有关因果机制的概念框架,认为只有透过错综复杂的因果关系去把握决定事物的深层结构和机制,才能避免传统研究中常出现的“混乱归因”现象,为此发展了具体研究和抽象研究、深入研究和广泛研究相结合的研究方法,并将其应用于城市空间研究实践中。本研究对批判实在论范式的产生背景和哲学基础等进行了分析,介绍了其理论脉络、方法论和研究实践,并对该范式进行了评价。     

“城市区域”主义下的中国区域治理模式重构——珠三角城际铁路的实证

中国的区域治理模式长期以来呈现出阶段性演化的特征。特别是近些年,传统省-市分层设权的权力组织关系被动态的、反复连续性的博弈所取代。本研究借助政治经济学与人文地理学关于“国家空间再中心化”及组织社会学者的“行政发包制”理论,立足区域基础设施项目,即“珠三角城际铁路网”展开实证,系统分析其规划、建设及运营过程。并聚焦其中的事权与财权动态演变过程,解析省政府的角色定位和省市关系的演变等两大关键问题,揭示中国城市区域治理重构的内在逻辑。研究发现：一方面,省政府的角色定位由“分包商”和“协调者”逐渐转变为协调与发展并重的新角色定位;同时,省市关系由结构化的“行政发包”转化为多轮协商的动态博弈连续体。     

社会网络视角中世界文化遗产地旅游村寨的利益关系治理

以云南省红河州元阳县哈尼梯田核心区域2个典型的旅游村寨（大鱼塘村和普高老寨）为例,对两村寨利益相关者从网络凝聚性、网络互惠性、网络核心边缘、网络传递性、网络经纪人等5个方面展开关系数据分析,结果显示：1）大鱼塘村压力集团内部、压力集团与社区、企业与政府之间的利益关联性和联系的紧密性不足;2）两村当地政府和压力集团与社区之间的互惠性低于整体平均互惠性;3）两村利益网络中边缘结构较核心结构更加明显,这导致了利益关系的不平衡;4）两村当地政府利益集团传递性相对较低,当地社区传递性最高;5）两村中利益集团间缺少部分协调人、守门人、代理人、联络人等角色。最后提出相应建议：1）提升哈尼梯田利益关系由弱利益关系转变为强利益关系,改变利益集团间核心边缘利益关系格局;2）进一步加强各利益集团内部及之间的关联性;3）加强以企业和政府机构为顶点的组间利益传递,让利益流动逐步打破哈尼梯田利益集团之间的核心边缘关系结构;4）重点加强社区在利益关系网络中的参与机会与权力,对社区进行增权;5）利益集团内部要重点培育协调人和顾问角色,利益集团之间要重点培育企业与政府、社区、压力集团之间的守门人、代理人和联络人角色,以及社区与政府和企业之间的守门人、代理人角色。     

论乡村聚落优化与乡村相对贫困治理

2020年后,中国反贫困将转入相对贫困治理的新阶段。乡村聚落居住、就业、教育、医疗、环卫、文化、防灾减灾等功能的发展不充分和多维剥夺,是乡村相对贫困的重要表现和重要原因,乡村相对贫困治理必须从乡村聚落的整体优化出发。论文在梳理相对贫困概念内涵的基础上,着眼于乡村聚落与相对贫困治理的内在关联,分析乡村聚落与乡村相对贫困发生、乡村聚落优化与相对贫困治理长效机制建立之间的关系,提出基于相对贫困治理的乡村聚落优化策略,以期为2020年后的乡村相对贫困治理和乡村振兴提供理论依据。研究认为：① 乡村相对贫困的形成与聚落要素、功能密切相关,并因区位、布局、规模、形态的差异而有所不同;② 乡村聚落是缓解乡村相对贫困长效机制建立的空间基础,乡村相对贫困治理长效机制的建立要充分发挥乡村聚落的要素支撑与空间载体功能;③ 基于相对贫困治理的乡村聚落优化策略包括振兴村落产业、优化村落空间组织、强化村落文化认同、建立绿色生态村落、促进村落多功能协同转型、坚持分类施策等6个方面。     

基于大数据的上海中心城区建成环境与城市活力关系分析

运用大众点评数据、出租车到达数据与文化设施POI数据测度城市活力的经济、社会和文化维度,在街区和街道层面分析城市活力的空间结构特征,建立计量模型分析城市建成环境对城市活力的影响关系。结果表明：①上海中心城区城市活力表现出明显的空间差异,主要表现为由中心向四周递减、浦西优于浦东的总体特征;②街区和街道尺度影响城市活力的建成环境因素存在差异;③街区尺度建成环境对城市社会、经济和文化活力的影响存在差异：提升人口密度对经济活力具有正面影响,过高的人口密度可能不利于社会和文化活力发展;增加POI密度、路网密度和POI混合度有利于城市活力的提升;建筑层数和建筑密度的增加会降低街区的社会活力和文化活力,但会提升街区的经济活力;交通可达性有利于经济活力的提升。     

新冠肺炎疫情对经济全球化的影响分析

新冠肺炎疫情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世界面临的最大危机,给世界带来巨大的冲击,包括人们的心理和生活、经济增长与就业、国家治理及世界治理等。这些影响使很多学者、评论家、大众、企业家乃至政府官员产生了非常悲观的情绪,舆论中不乏经济全球化将终结、全球供应链将大规模调整、世界治理格局将彻底改变等言论。本文通过建立“全球化的三角结构”剖析了经济全球化的动力机制,并结合疫情对世界的主要影响,试图揭示后疫情时代经济全球化的走势。我们认为,资本的“空间出路”、技术的“时空压缩”和国家的开放程度是驱动经济全球化的三个基本力量,这三者的变化及其相互作用结果影响着全球化进程。从动力机制看,全球化是一个没有终点且不断变化的历史过程,它不会倒退,而是波动。过去半个世纪以来,世界各国已经被全球化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相互脱钩的代价极其昂贵,没有国家会选择完全脱钩。所谓的逆全球化现象,是全球化发展过程中世界格局变化及各国应对策略调整的结果。新冠肺炎疫情并不能影响全球化的资本和技术驱动力,但是可能影响国家的开放程度。如果疫情持续时间不是很长,经济全球化将很快会回归原有的发展轨迹,继续进行调整。各国也将继续围绕经济全球化进行斗争、妥协、再斗争,直至形成一个相对稳定的状态。因此,经济全球化可能因为应对疫情而踩下急刹车,甚至暂退半步,但很快将继续前行,向着“包容性全球化”的方向发展。     

旅游背景下传统仪式空间生产的三元互动实践

仪式因其符号性和社会性成为空间研究和理论阐释的绝佳场域,在仪式与仪式空间研究中,仪式背后的社会关系及其对仪式空间的影响尚未得到充分重视。本文以安顺屯堡地戏和芒康加达村巴玛巴典为例,运用访谈法、观察法和文献分析法,回溯并分析两种仪式空间生产的过程与特征,刻画参与和影响仪式空间生产的社会关系,深入解析仪式空间的各个维度及空间生产的三元互动实践,力图比较和呈现旅游发展对地方传统仪式变迁的影响。研究发现,传统仪式的空间是仪式主体社会关系织就的空间,其空间生产本质上是社会关系与空间秩序“重构或调适”的过程;在旅游影响下的仪式空间生产中,空间表征与表征空间之间差异化的互动关系造就了仪式中差异化的空间实践;此外,仪式的空间生产隐含着对现代性消解的抵抗。本文构建了传统仪式空间生产的理论框架,为解读列斐伏尔空间生产与空间三元互动提供了新视角,以揭示旅游与地方文化变迁之间更为深刻的联系。     

粮食地理学视角下乡村本土农业的社会建构——元阳哈尼梯田稻作系统案例

选取元阳哈尼梯田稻作系统为研究对象,基于粮食地理学的农产品生产-消费网络理论,通过深度访谈等方法分析多元主体在本土农业生产消费领域中的策略及行为,解读其中的社会建构现象。研究发现:农业生产领域中多元参与特征显著,优质稻种的人为筛选、种养品种的多样化以及土地流转的推广均为政府、村民和外来企业为实现各自利益而共同协商达成的策略,不同行动者共同利用与改造着农业生产的各种要素;农产品消费领域中,政府和企业逐步承担了农产品商品化的后续工序,国有资本完成农产品的收购、加工与包装,外来商业资本负责建构商品品牌,满足目标消费者的市场需求是他们的共同目标。     

甘南高原乡村社会固有脆弱性及其影响因素

开展社会固有脆弱性研究不仅有助于了解区域社会系统的可持续发展状态,更有助于寻求提高社会系统适应能力的恰当策略。通过构建乡村社会固有脆弱性分析框架和评价指标体系,并以甘南高原为研究区,在分析乡村社会固有脆弱性特征的基础上识别了其关键影响因子。结果表明：① 甘南高原乡村社会固有脆弱性呈“梭型”分异,其中,高、中、低脆弱性乡镇分别占18.95%、47.37%、33.68%。② 社会固有脆弱性存在明显的区域差异性,从农区-半农半牧区-牧区、高山峡谷区-山地丘陵区-山原区,社会固有脆弱性趋于增加;同时,随着少数民族聚居度降低、经济发展水平升高,社会固有脆弱性趋于降低。③ 社会固有脆弱性在空间上呈“北高南低”的不均衡分布,敏感性呈“中间高四周低”的集聚分布,适应能力呈相对均衡的“碎片化”分布。④ 气温、生育结构、民族结构、住房安全性、社会弱势群体比重、经济条件、信息可得性和参保比例是影响社会固有脆弱性的关键因子。最后,提出相应的对策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