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5-2015年中国省际人口迁移网络特征

随着中国城市经济的发展以及城镇化的快速推进,人口迁移的空间格局发生了重大变化。本文基于1985-2015年全国省际人口迁移矩阵数据,运用社会网络分析方法,探讨中国省际人口迁移网络的整体特征以及每个节点在网络中的地位作用。研究结论为：①省际人口迁移网络密度经历了1985-2000年的缓慢下降、2000-2015年持续上升的过程,与西北、西南和中部主要人口迁出地向东部经济发达地区的集中性迁移成为发展主流密切相关。②人口迁移网络的内向中心势明显大于外向中心势,说明人口迁入地相对集中,人口迁出地相对分散。③省际人口迁移网络可分为东北—华北人口联动区、中原—长三角人口联动区、中南—华南人口联动区、西南人口联动区、西北人口联动区5个子群。其中,中原—长三角人口联动区是群内和群间联系最紧密的区域;中南—华南人口联动区是全国人口累计迁移量最高的区域;东北—华北人口联动区内部联系较强,对外仅与西北人口联动区联系较强。④基于中心性分析以及核心—边缘结构划分,各省(市、区)对于人口迁移网络的贡献意义不同,广东、北京具有全局控制意义,江苏、陕西、四川、浙江基本处于核心节点序列,上海、天津、内蒙古、福建核心作用逐渐增强,河南、湖北、河北、新疆核心作用出现下降,全国人口迁移路径总体向北偏移。     

基于航空客流的中国城市对外联系网络结构与演化

改革开放以来,经济全球化和快速城市化促进了中国城市外向型联系的发展,改变了中国城市对外联系的空间格局。越来越复杂化的城市空间分布和组织规律需要一个全新的、综合的网络视角来考察。航空运输是当前城市间相互联系的重要物质基础,体现了城市间的直接关系,是研究城市网络的合适工具。本文以中国城市对外的航空客运联系作为衡量城市关系的指标,借鉴社会网络分析中的2-模网络概念构建了中国城市对外联系网络,并对网络的结构特征和演化规律进行了分析。研究结果表明,中国城市对外联系网络存在北京-上海-广州的三中心结构。中心城市以外,西部城市上升势头迅猛,体现了网络多元化发展的趋势。此外,中国城市对外联系的主要对象逐渐从东南亚向东亚转移,并呈现出以首尔为核心的网络结构。同时,中国城市对外联系扩张以强化区域内部联系为主,洲际联系发展滞后。     

北京市风险投资的空间分布与合作网络研究

国内外有关风险投资(VC)空间集聚的研究大多基于国家层面,本文基于北京市VC机构的位置和联合投资信息,运用本文空间分析与社会网络分析技术,研究VC机构的空间集聚和合作网络。空间分析发现,VC机构主要集聚在CBD、金融街、中关村三大核心区;在时间尺度上呈现分散—集聚—再分散的趋势。其中,国资机构主要集聚于金融街,外资机构主要落户于CBD,且以私募基金(PE)类机构为主;中关村则依托高新技术成为创新型企业的融资区。叠加合作网络后进一步发现,城市尺度下的VC机构合作并不受地理区位限制,并且各个VC集聚区之间关系颇为紧密。按“中心度”到“边缘—核心”的递推分析表明,外资机构在北京市风险投资合作网络中具有突出地位,其对联合投资的偏好主导了网络的形态。国资虽占据了部分网络节点但核心地位不够突出,而本土民营机构虽然数量较大但在网络中多处于半边缘位置。     

信息通讯技术对老年人的社区满意度影响路径——以南京市锁金社区为例

在中国老龄化进程加快以及智慧养老快速发展的背景下,如何运用信息通讯技术(ICT)提高老年人社区生活质量成为地理学与规划学等领域的关注热点。本文选取南京市首个智慧平台落户社区——锁金社区为实证调研对象,通过构建结构方程模型结合问卷调查,探究信息通讯技术对老年人的社区满意度影响路径,其中问卷内容主要包括个人特征属性、个人ICT使用情况、社会支持情况、社区满意度等。结果表明：老年人信息设备的拥有及使用越趋向多元化,其网络活动越频繁;受教育使用水平越高、使用互联网意愿更强烈的老年人其网络活动越频繁;信息通讯技术主要通过社交类网络活动促进老年人的家庭、邻里交往,提高老年人的社会支持,从而提升社区满意度;与社区建成环境相比,社会支持对于老年人的社区满意度影响更大。因此,合理运用信息通讯技术加强老年人与家人、邻里等的联系强度,是提高老年人社区生活质量的一条可行路径。研究结果对于智慧社区、智慧养老建设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Analysis of the institutional and social responses to the eruption and the lahars of Mount Pinatubo volcano from 1991 to 1998 (Central Luzon, Philippines)

Mount Pinatubo volcano erupted in June 1991 in the main island of Luzon belonging to the Philippines archipelago. Huge economic losses and population exodus have followed. This major crisis has been relayed with other crises due to rain-fed lahars which have been supplied with eruption deposits. These lahars have occurred every year since 1991 during the rainy season. They will probably last until 2005. After a brief presentation of the Philippine official response system to disasters, this paper draws up a critical analysis of the different kinds of institutional and social responses deployed to manage the different crisis and post-crisis phases of this event. Based on three viewpoints: from population, media and other actors, this analysis attempts to point out the strengths and weaknesses of the official management system, especially by studying the efficiency and the range of the solutions taken. So, it appears that the management of the June 1991 main crisis (eruption) was a success. On the other hand, difficulties have occurred with lahars risk management. Indeed, these lahars have obliged the authorities to protect and relocate thousands of people. In spite of persistent problems, the management system (monitoring/warning/evacuation) of lahar crises improves year after year. Failures appear especially within the rehabilitation program (protection/rehousing). Many direct (lack of means, preparedness, coordination, dialog, etc.) and indirect (politico-administrative, socio-economic, cultural contexts) factors come together to lock the wheels of the institutional response system. They defer the socio-economic start of this vital northern Philippines area. This revised version was published online in July 2006 with corrections to the Cover Date.     

商业建筑的昨天今天和明天

从人们交换农业、手工业产品的“市”到店铺林立的商业一条街,商业和商业建筑的发展与社会和经济的发展密不可分,现代商业建筑的发展更与人们生活和消费水平分不开。因此,必须研究人们的职业与消费习惯、消费心理、做好市场调查和预测,把握市场机遇,创造适合经济和社会发展各阶段的商业间环境,研究国外现代商业建筑的发展,借鉴其经验,使我国商业建筑沿着正确的道路发展。     

基于块数据的社会治理云平台研究与实现

针对当前基层社会治理所面临的主要问题,利用GIS技术实现空间信息与社会治理数据资源的关联融合,按照管理层级构建底数明朗的社会治理数据底板.以深圳市南山区为例,设计并开发了基于块数据的社会治理云平台,建立了任务分配、事件分拨、指挥调度、考核评价等功能模块,通过数据驱动基层工作,以信息化建设助力基层社会治理精细化、智能化水...     

一种海绵城市社会效益计算方法:以天津大学北洋园校区为例

海绵城市的社会效益是指海绵设施建成后对社会的贡献,其远大于海绵城市所产生的直接经济效益。但是,海绵城市的社会效益难以客观计算,这阻碍了人们对海绵城市的深入了解。因此,客观合理计算海绵城市的社会效益不仅可以反映海绵城市建设是否合理有效,也可为政策的制定提供参考。为此,本文提出一种将主观评价与客观计算相结合的海绵城市社会效益计算方法,通过对可客观计算的社会效益进行主观评价,利用客观计算的效益值将主观评价分值货币化,以此客观计算其他仅可主观评价的社会效益。文中以天津大学北洋园校区为例计算校区内海绵设施的社会效益,结果显示:该校区雨水花园、下凹式绿地和雨水湿地等5种海绵设施的社会效益为1.0~15.5元/(m²·a),植草沟为2.97元/(m·a)。其中,社会效益最高的是雨水湿地,下凹式绿地社会效益最低。根据天津大学北洋园校区各海绵设施建设面积,该校区海绵设施总社会效益约为232.8万元/a。     

唐代治乱分期与气候变化的关系*

将唐代定量划分为治世与乱世5个时期,探讨了唐代治乱分期与气候变化的关系。治世、乱世的划分标准参考一套系统的战争数据集,并用单因素方差分析的方法验证各项数据指标在治世与乱世间的差异性,从而说明唐代治世、乱世分期的合理性。治世、乱世分期结果如下: 公元618—626年为乱世,公元627—742年为治世,公元743—784年为乱世,公元785—859年为治世,公元860—907年为乱世。方差分析的结果显示,除了总边境战争外,气候变化、总战争、反叛战争、进攻型边境战争、防御型边境战争、农业丰歉等级和人口增长率在治世与乱世之间均表现出显著差异。用战争定量体现唐代社会治世、乱世变化,探讨气候变化与社会治、乱的关系即是探讨气候变化与战争的关系,乱世的主要战争类型是反叛战争和防御型边境战争,治世的主要战争类型是进攻型边境战争。相关分析结果表明,唐代温度降低、降水减少的时期,农业收成减少导致资源供给不足,更容易发生反叛战争;温度暖期、降水充沛的时期,农业产量提高,刺激了快速增长的人口,在技术改善能力有限、土地资源一定的情况下,更易发生以对外扩张为目的的边境战争,因此气候变化是影响唐代社会治乱变化的重要原因之一。     

基于广州实证的后改革时代中国城市住房权问题

社会公正是当前地理学的一个热点也是传统研究课题。住房问题往往是社会公正研究和实践的重点案例。中国住房制度改革之后,中国住房拥有率及人均住房面积均大幅度提高。然而在住房分配的过程中,不平等和不公正现象时有发生。如何区别平均和公正,如何看待中国住房改革中的社会公平与不公共存的现象,是了解中国新城市现象的一个重要途径。本文从近期西方政治学和地理学关于住房权（housing rights）、社会公正以及城市权利等文献的讨论出发,通过在广州的实证研究,运用结构方程模型和Pratt指数对涉及住房权主要方面的住房分异的发生途径及其公正性进行综合分析。实证研究说明在住房分配领域,存在着制度因素延续下来所导致的分异。一些制度因素已经转化为市场因素,直接或间接影响个人居住条件和住房所有权的获得,并通过后者进一步影响住房分异。与此同时,纯粹市场因素的影响则相对薄弱。上述结论有助于了解当前中国城市住房权的核心问题,认识社会公正的发展前景,以及探寻减少社会不公正的制度利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