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农业转移人口的户籍迁移家庭化决策

积极推动农业转移人口落户城镇是新型城镇化建设的重点任务。随着多数流入地城市落户门槛的降低和人口流动模式的改变,农业转移人口户籍迁移决策的影响因素从单一制度门槛向人口多元需求转变。本文从家庭决策的视角构建中国农业转移人口户籍迁移的分析框架,重点关注城乡权益交换对户籍迁移家庭化的影响。基于2017年全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数据的实证研究发现,农业转移人口户籍迁移的决策主体是家庭,决策目标是家庭利益最大化,决策机制是户籍关联的城市和乡村权益间的权衡。具体地,户籍迁移存在“家庭团聚效应”,即夫妻一方获取城市户口会提升另一方落户城市的主观意愿。农村三权都存在降低户籍迁移意愿的“滞留效应”;同时,更多的农村权益意味着乡-城权益互换的成本提升,如果夫妻一方已经获得城市户口,另一方落户城市带来的权益增长将远低于放弃农村户口的权益损失,导致多数农业转移人口家庭在利益权衡之下选择“城乡分离”的户籍策略以实现城乡权益的总和最大化,最终户籍迁移呈现出逆家庭化的特征。     

乡村学前和义务教育阶段学生跨尺度流动研究——基于陕西省淳化县的管窥

学前和义务教育阶段学生由乡到城的跨尺度流动影响教育资源配置和社会治理,事关乡村振兴和教育公平。解析乡村学生跨尺度流动的内涵并构建其研究框架,融合县级统计数据和调查访谈数据对陕西省淳化县进行实证分析。结果表明：① 淳化县乡村学生存在跨尺度流动现象并趋于加剧,突出表现为跨县域的跳跃流动成为主体和流动时间提前至幼儿园阶段,乡村义务教育设施的小规模化趋势和学前教育设施“城挤乡空”的潜在风险因此出现。② 乡村学生跨尺度流动的影响因素呈4级递阶结构,进城落户和随迁就学政策是深层动因,教育资源配置、父母文化程度与学校教学质量、家庭经济资本、父母籍贯分别为中层与浅层影响因素,父母工作地、家庭购房情况、学校寄宿条件和上学距离是表层直接影响因素。③ 推力因素和家庭心理门槛的消除促使乡村学生流出,但实现流动需克服“人、钱、居”三大中间阻力和路径门槛,流入地的最终确定则受拉力因素和区位门槛的共同作用,整个流动过程的发生始终受资源分配不均形成的梯度力和随迁就学等政策的影响。建议多渠道增加乡村优质教育资源供给,扩大省级政府及副省级城市的教育统筹权,推动教育治理模式的流动性转向。     

中国县域城镇化格局演化与优化路径

县域城镇化的有序发展和优化布局,对于推进城乡要素平等交换、产业结构优化调整、资源与市场优化配置、促进城乡融合发展与乡村振兴具有重要战略意义。研究表明：① 2000—2020年中国县域城镇化快速发展且区域差异显著,东部沿海地区、中部城郊地区和北方边境地区的县域城镇化率相对较高,而西南地区、中部农区、西藏及新疆大部分地区的县域城镇化率偏低;2020年沿“胡焕庸线”东侧的东北地区、冀北及晋陕豫地区、川东及云贵地区成为县域城镇化率高值区,珠三角地区、长三角地区、京津冀地区、成渝地区、长江中下游地区、内蒙古边境地区,以及江浙闽东南沿海一带城镇化率超过50%的县域达716个,占比38.3%。② 县域城镇化是人口、经济、社会、文化等要素综合作用的结果,经济发展水平、自然环境条件、基础设施建设、地理区位条件、公共资源供给、专业创业集群与宏观政策等影响县域城镇化的方向、范围和深度。预测到2035年中国城镇化率为76.04%,县域城镇化率为64.38%。未来要重视强化县域人口、经济、社会和空间组织结构的调整优化。③ 县域城镇化发展可分为大城市周边县域要素集聚型城镇化、专业功能县域产业集聚带动型城镇化、农产品主产区县域农业现代化引领型城镇化、重点生态功能区县域生态保育型城镇化、人口流失县域异地转移集中型城镇化等5种类型。④ 县域城镇化以县城和重点镇作为要素集聚的重要空间载体,形成居业协同与产城融合的多级体系。通过构建产业全价值链、主导产业关联集群、公共服务融合配置体系等创新路径,将推动城乡要素平等交换与公共资源均衡配置、城乡产业融合与等值化发展,促进城乡融合网络化、城乡治理体系化与资源利用集约化,为优化县域人地关系和城镇化空间体系提供持久动力。     

中国美丽休闲乡村的空间分布特征及影响因素

运用平均最近邻、核密度法分析美丽休闲乡村空间布局,并结合熵值赋权法、地理探测器和邻域分析等方法探索其影响因素。结果表明：① 从全国尺度看,美丽休闲乡村空间分布不均,整体呈集聚分布并形成 “两极多核”的空间特征。② 从省域尺度看,东部沿海省市美丽休闲乡村密度较高,偏西部高纬高海拔地区密度较小;除青海、西藏外,各省（区、市）美丽休闲乡村集散差异较小,集聚程度较低且趋于均衡分布;京津2市美丽休闲乡村空间发育最好。③ 美丽休闲乡村受人文因素中乡村基础状况、旅游投资水平、旅游市场规模、民族文化资源作用力较强;其自然分布趋于海拔低于200 m、三级河流附近、环境质量优良且距城市或景区较近的年积温高于3 400℃或降水量高于400 mm的暖湿气候区。     

村镇建设类型划分的理论与方法研究——以江苏省为例

村镇地区是多要素组合的地域单元,由于区位条件复杂多样,资源禀赋差异明显,村镇建设具有多元发展路径。基于资源环境承载力视角,构建了“压力-状态-响应”框架下的村镇建设分类指标体系,采用单向优势指标和复合指标相对优势判断相结合的划定方法,综合考虑国家和省级功能区划、协调乡镇周边区域功能并衔接省国土空间发展战略,以乡镇为分析单元,建立了省级村镇建设分类综合方案,并以江苏省为案例进行村镇建设类型划分研究。研究结果发现,江苏省仅有29.61%的乡镇为明显的单一建设类型,村镇建设的综合性发展态势明显;村镇建设类型具有明显的地域差异,苏北地区主要以居住类乡镇和生态类乡镇为主,苏中地区种植类乡镇和养殖类乡镇居多,苏南地区则集聚了商旅类和工业类乡镇。以此为基础提出不同村镇建设类型的资源环境承载力提升策略。     

广东省农村居民生计恢复力测度及影响因素分析

从生计质量、生计促进、生计供给及灾害压力4个维度构建气象灾害影响下农村居民生计恢复力评估模型,运用结构动力学方法测度广东省农村居民生计恢复力水平,并识别生计恢复力的主要影响因素。结果表明：① 广东省农村居民生计恢复力水平呈现周期性变化,与生计质量、生计促进、生计供给之间存在显著正相关,与灾害压力存在较强的负相关,重大气象灾害对农村居民生计恢复力的影响作用仍然较为显著;② 人均地区生产总值、农村人均消费水平、人均教育支出、千人卫生技术人员、节水灌溉面积和水土流失综合治理面积对生计恢复力均具有正向促进作用,其中水土流失综合治理面积和节水灌溉面积影响最为显著;③ 政府宜优先从生计保障、生计促进以及抗灾应对3个维度,优化广东省农村居民生计水平,并且着重提升抗灾应对能力。既要注重临时性救助扶持措施,也要注重农村地区长期实力提升,从整体上提升农村居民应对灾害风险的能力,增强广东省农村居民的生计恢复力。     

乡村振兴背景下东部沿海发达地区乡村性空间格局——以浙江省为例

在总结乡村及乡村性概念的基础上,从经济基础、土地利用、基础设施、社会发展4个方面构建乡村性评价指标体系,从乡镇域尺度对浙江省1218个乡镇（街道）单元的乡村性进行评价,揭示其空间分异特征,基于评价结果划分出浙江乡村发展类型。结果表明：① 经济基础、土地利用、基础设施、社会发展指数的空间分布均呈现显著的集聚特征,经济基础、土地利用指数空间差异相对显著,基础设施、社会发展指数空间差异较小。② 乡村性指数整体较低,分布格局呈现由东北向西南、中心城区向外围地带逐渐增强的特征。③ 乡村性指数存在正的空间相关性,浙北地区和东部沿海地区出现乡村性指数低值聚类区域,浙西南地区出现乡村性指数高值聚类区域。④ 全省乡村可以划分为都市辐射型、传统农业型、生态旅游型、综合发展型四大类乡村,进而提出不同类型乡村的发展路径,以期推动乡村振兴战略实施和乡村地区健康发展。     

京津冀地区乡村发展格局演化规律与发展路径

乡村地域系统分类识别和演化过程研究是现代人文地理学的重要主题,对指导乡村振兴与乡村地区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意义。本文通过多维度的乡村发展指标矩阵和耦合协调度模型,探究2001—2018年京津冀地区乡村发展类型、空间格局和演变规律,提出不同类型乡村发展的路径对策。研究表明：① 平原-山区分异塑造了京津冀地区乡村类型分异的基本格局——山区分布着生态优先型乡村,发展过程中其乡村类型并未改变;华北平原分布着农业限制型、平均型和综合型乡村,其乡村发展过程遵循“点-轴”系统的演化规律。② 高原山区的乡村综合发展度保持恒定,平原地区乡村综合发展度变化较大。“以城带乡”发展模式是华北平原乡村综合发展度变化的主要原因,城市规模和城乡距离是华北平原乡村分异的重要影响因素。③ 乡村发展路径和战略制定应当分类分区、因地制宜。大城市周边综合型乡村有能力探索更高水平的发展模式,多数生态优先型乡村在生态化发展过程中会经受转型阵痛,邯郸、石家庄等地的乡村有较大的发展空间。京津冀地区乡村振兴进程中应重点关注冀东南、冀东北部分欠发达地区的乡村衰败问题。     

乡村类型视角下干旱区社区恢复力评估及优化策略

以西北典型干旱区民勤绿洲为例,基于582份农户调研问卷,运用熵值法、综合指数法和灰色关联度模型等方法,界定乡村类型,测度乡村社区恢复力,明确乡村类型和社区恢复力之间的关系。结果表明：（1）在研究区抽样的71个行政村中,传统非农型乡村40个,在绿洲分布最广;传统农业型乡村17个,主要分布于湖区;新型农业型乡村6个,分布于坝区和泉山区;非农型乡村8个,在县城周围呈环形分布。（2）民勤绿洲乡村社区恢复力呈现南高北低的空间格局,除湖区东湖和西渠2镇外,其余地区恢复力整体处于中等偏上水平。（3）民勤绿洲不同类型乡村社区恢复力的大小为：传统非农型（0.520）>新型农业型（0.495）>非农型（0.472）>传统农业型（0.453）。基于上述结果,针对不同类型乡村与社区恢复力的关系,提出民勤绿洲乡村社区恢复力优化策略。     

基于改进3SFCA的乡村地区公共医疗设施空间可达性与公平性评价——以海口市为例

公共医疗设施配置合理与否影响城乡居民健康和福祉,科学客观测算乡村地区公共医疗设施公平可达性具有重要意义。乡村地区人口规模较小且分散居住,居民就医行为有别于城市居民,2SFCA或3SFCA方法难以客观揭示乡村地区人口分布规律和就医出行特征,导致评估乡村地区医疗设施可达性时效果不佳。论文根据海口市乡村居民就医出行规律选择距离衰减函数,格网化研究区形成人口需求点,考虑不同等级医疗机构对居民就医的吸引,改进了3SFCA算法,建立乡村地区公共医疗设施可达性与空间公平性评估方法体系,并以海口市为案例进行实证分析。结果表明：① 基于改进3SFCA法建立的可达性评价模型可以获得更精准客观的评价结果;② 海口市乡村地区公共医疗设施可达性整体较差且空间分异明显,高值区分布在东部的三江、云龙及甲子镇,低值区主要集中在研究区西部;③ 海口市乡村地区公共医疗设施配置的公平性不佳,少量的高和较高公平等级区域均位于中低人口密度区,而低和极低公平等级区域覆盖了广大的高人口密度区,医疗资源配置的公平性亟需改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