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村农户旅游适应效果、模式及其影响因素——以西安市和咸阳市17个案例村为例

乡村旅游地面临人地交互作用的剧烈变迁,内部要素适应社会-生态系统变化,趋利避害降低脆弱性具有重要现实意义。本文重新界定基于恢复力和脆弱性的农户适应性理论内涵,构建旅游开发适应力指标体系,以西安市和咸阳市17个不同类型的城郊型乡村旅游地为例,评价和分析农户旅游适应效果与空间差异规律,探讨和归纳适应行为与对策模式,建立BP神经网络辨别和揭示适应性影响因素与重要性关系。研究表明：① 西安市和咸阳市农户适应旅游开发综合效果呈现中等偏下水平的偏态分布趋势,分别处于旅游地生命周期快速发展阶段和探索起步阶段。② 乡村旅游地农户适应效果形成“圈层辐射、两翼包络、外围联动”的县域尺度空间分布格局;村域尺度圈层分化现象显著。③ 经营模式划分的旅游乡村农户适应效果股份制模式>“公司+农户”模式>“政府+公司+农户”模式>个体农庄模式>“农户+农户”模式;常年外出务工和农家乐经营是农户主要适应行为选择,季节性务工、本地上班以及农业生产是辅助适应行为选择,且适应行为组合方式表现为旅游专营型、旅游主导型、均衡兼营型、务工主导型和务农主导型五种适应对策模式。④ 旅游发展机会认知、技能培训机会、社会联结度、劳动力总量、政策知晓度、旅游就业人数、收入来源种类、生活主要能源、受教育程度、公共服务设施是农户主要旅游适应性影响因素。据此,提出后续社会-生态整合研究亟需突破方向和适应旅游开发的政策路径。     

基于乡村人口转移和农村道路建设的空间贫困破解机理及其对策研究——以贵州省为例

贫困与地理环境之间交互耦合形成了空间贫困陷阱,本文在对贵州50个国家级贫困县乡村人口转移减贫效应和松桃、威宁、望谟3个典型县域贫困村贫困发生率与农村道路可达性指数空间耦合关系进行实证研究基础上,阐释了破解空间贫困的作用机理,并构建相应政策体系。结果表明：① 贵州国家级贫困县乡村户籍人口向县内城镇转移和县外转移具有显著的减贫效应,但县内城镇转移比县外转移减贫效应的作用力更大。② 松桃县、望谟县极度贫困、可达性较差型和深度贫困、可达性较差型贫困村所占比例在15%左右,威宁为10%左右,对该类型贫困村实施整村易地搬迁和村庄撤并;对具有自然历史文化特色资源的深度贫困、可达性中等型和一般贫困、可达性中等型贫困村应进一步扩展道路宽度,打通断头路,形成网络,增强通行能力。③ 应坚持以县城为中心的就地城镇化和发达地区中心城市、省会城市等异地城镇化并重,加强对转移劳动人口的技能培训,提升其城镇生存能力。继续加大对具有自然历史文化特色资源的保护类村庄的“通村、通组、通户”道路拓宽、硬化等措施,逐步完善自来水、宽带等较为薄弱的基础设施投入力度,推进贫困村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通过发展山区“绿水青山”内生性和外生性产业,引导贫困人口提升自我发展能力。     

公平与效率导向下农村公共医疗资源的空间优化研究——以湖北省仙桃市为例

公共服务资源的空间配置问题一直存在效率与公平价值导向的博弈,空间综合人文社科的兴起,使其演化成一个空间优化问题。医疗资源空间配置的规划注重决策连续性,据此提出改进空间可达性的两步优化法。在农村地区资源有限的情况下,以空间可达性为主要指标,建立公平与效率导向下的二次规划模型,通过重新选址和设定规模以保证居民获得就医机会的最大公平和效率,并以湖北省仙桃市为案例进行应用研究。结果表明,新选地址和规模优化结果能使仙桃市医疗资源空间配置的公平性和效率性得到显著提高,2个步骤相结合,使其成为真正的混合优化模型,达到效率和公平平衡的双重目标。     

甘肃省会宁县和定西市安定区退耕农户恩格尔系数差异

测度退耕还林农户的恩格尔系数并分析其显著影响因素及差异性,对于完善退耕还林政策、巩固退耕还林成果、改善退耕农户贫困状况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选取位于黄土高原丘陵沟壑区的会宁县和定西市安定区退耕户跟踪数据,基于收入、政策、家庭因素等多个层面构建相关经济指标,揭示两个区域退耕户恩格尔系数呈现的基本特征、显著影响因素及其差异性。结果表明：首先,由于自然地理环境和区位相近,会宁县和安定区退耕户恩格尔系数呈现出较为一致的高位波动趋势,消费需求弹性较弱是主要影响因素;其次,退耕还林户补贴率对会宁县恩格尔系数有显著的负向影响,说明退耕还林政策对当地居民经济生活具有显著影响,安定区退耕还林户补贴率对恩格尔系数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主要原因是退耕还林补贴额在家庭收入中所占比重较少;最后,会宁县和安定区农户退耕率对恩格尔系数有显著影响,这意味着退耕户的主要收入来源于农业收入。     

Bathymetry,substrate and fishing areas of Southeast Atlantic high-seas seamounts

Most of the Southeast Atlantic Ocean is abyssal, and global bathymetries suggest that only ～3.2% of the areas beyond national jurisdiction (ABNJ; also known as the high seas, as defined in the United Nations Convention on the Law of the Sea [UNCLOS]) are shallower than 2 500 m. This study mapped bathymetry and characterised substrates in selected seamount summit areas, including several that have been or may become fishing areas. The southernmost location, the Schmitt-Ott Seamount, has exposed volcanic bedrock with surrounding flats covered by thin biogenic sediments and/or coral rubble that appears ancient. At Wüst, Vema, Valdivia and Ewing seamounts the basaltic base appears to be overlain by coral caps and other coral substrates (sheets, rubble). Adjacent summit plains have biogenic sediments of varying thickness. Vema has a flat, roughly circular summit, <100 m deep, with the shallowest point being a 22-m-deep summit knoll; the upper slopes have ancient coral framework, but the summit has a mixture of coralline and volcanic rock and coarse sediments, including extensive areas with coralline algae and kelp forests. Valdivia Bank is a 230-m-deep, flat, rocky area (～11 × 5 km), protruding steeply from the extensive multi-summit Valdivia subarea of the Walvis Ridge. The distribution of past fisheries in the Convention Area of the South East Atlantic Fisheries Organisation (SEAFO) was considered in relation to the new information on bathymetry and substrate.     

重庆直辖以来乡村人居环境可持续发展力及其时空分异研究

乡村人居环境是一复杂巨系统,其可持续发展力是各子系统间物质、信息与能量相互流通与交换的结果,本文从经济发展、生产生活、生态环境3个子系统入手构建乡村人居环境可持续发展力的评价指标体系,以1997—2015年重庆市37个区县的面板数据为数据源,运用发展水平(衡量乡村人居环境可持续发展态势)、发展效率(反映乡村人居环境发展趋向可持续的快慢程度)和协调指数(反映各子系统发展水平均衡程度)构建乡村人居环境可持续发展力测度模型,分析了乡村人居环境可持续力并探究其时空分异特征,为因地制宜践行《农村人居环境整治三年行动方案》提供策略支持。结果表明：1997—2015年,乡村人居环境可持续发展力时序上总体态势向好,其中发展水平逐步上升,发展效率波动剧烈,协调性稳步提高,各子系统间可持续发展力差异性较大;乡村人居环境可持续发展力在空间上总体呈现西高东低、“中心-边缘”的分异格局,区县间差异性明显,其中经济发展子系统呈“多级核心-外围”辐射圈层式差异化增长格局、生产生活子系统呈自西向东扩散式增长格局,生态环境子系统总体上先降后升,呈波浪式不均衡增长格局;从政府“制导引导”、城乡“双轮”联动、“点-极-核”整治模式等方面提出了相关整治策略。     

农村土地制度改革与乡村振兴

乡村发展现实困境与乡村振兴战略目标之间存在巨大鸿沟。论文总结了1949年以来农村土地制度改革与乡村发展的演进态势与时代特征,基于农村土地制度改革的功能体系,剖析了二者的互动机制,探讨了农村土地制度改革助推乡村振兴的发展路径与典型模式,并进行了研究展望。结论如下：① 农村土地制度改革是破解当前乡村发展困境、推进乡村振兴的突破口,本质是新时期为适应城乡生产力发展的生产关系再调整,二者均具迫切性、交融性与攻坚性的时代特征。1949年以来农村土地制度与乡村发展总体耦合联动、互促互馈。② 新时期,农村土地制度改革具有多功能价值,通过补短板促进乡村重构与乡村多功能发展,发挥制度联动、城乡融合与经济转型的乘数效应,助推乡村振兴,并带动城乡地域系统功能优化。③ 农村土地制度改革沿整合要素、重组结构、优化功能的路径,因地制宜、分类推进乡村地域功能演变与乡村振兴。④ 未来需发挥农村土地制度改革的制度联动作用,同时重视改革的政策性摩擦,深化乡村振兴对农村土地制度改革的正反馈,并权衡农村土地制度改革举措与乡村发展的适应性问题。     

基于乡村多功能评价的城市边缘区“三生”空间划分研究

城市边缘区乡村多元价值凸显,迫切需以乡村多功能理论为指导划分“三生”空间,以空间重构促进转型发展。论文首先从生产、生活与生态功能方面评价城市边缘区多功能时空变化;其次进行图斑尺度“三生”空间适宜性评价,两者共同得到基于乡村多功能的“三生”空间适宜性;最后据此设计算法划分“三生”空间。研究发现：① 城市边缘区乡村休闲娱乐、观光农业等功能显现,需要重构多功能空间促进转型发展;② 江苏徐州市铜山区乡村非农生产与生活功能主要分布在与中心城区较近地区,农业空间主要分布在中心城区远郊外围,生态功能则表现出高度空间异质性,农业、非农生产与生活功能在提升,而生态功能则普遍下降;③ 县域“三生”空间划定需多尺度联合,既要考虑乡镇尺度多功能差异,还要体现图斑尺度适宜性,才能为空间规划提供有意义的借鉴。论文提出的基于乡村多功能评价的“三生”空间划分可为即将开展的国土空间规划提供科学依据。     

乡村生产空间系统要素构成及运行机制研究

乡村生产空间系统是一个客观存在的、典型的人地关系地域系统,具有耗散结构特征。论文以系统论为指导,遵循系统科学的基本思维方法,从学理上对乡村生产空间系统的内涵及要素构成进行辨析,并围绕农村生产关系变革划分了乡村生产空间系统的演进历程,在此基础上对乡村生产空间系统的运行机制进行阐释。研究发现,乡村生产空间系统主要由基础要素(资源环境和基础设施)、核心要素(多元经营主体和乡村文化)、驱动要素(资本、技术、信息和市场)和管理要素(制度和政策)4种要素构成;依据乡村生产关系变革、经济体制变迁、城乡关系转变等规律,将新中国成立后乡村生产空间系统的演进历程划分为土地改革运动时期、农业互助合作运动时期、人民公社化运动时期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时期4个时期,不同时期乡村生产空间系统的要素构成、要素间的联系方式不同,乡村生产空间系统特征表现各异;乡村生产空间系统通过支撑与约束机制、竞争与合作机制以及调控与反馈机制推动自身运行发展。从要素功能、结构关系、协同等视角去审视乡村生产空间系统的运行状态、诊断系统运行的动力机制或障碍因素等,将成为未来乡村生产空间系统研究的重点。     

国内外乡村记忆地理研究进展与展望

在地理学的文化转向思潮中,记忆研究逐渐受到地理学者的重视。在全球化时代,不同地方的文化将突破时空界限,在广域范围内形成全方位的沟通、交流与互动。本研究对1990至2017年国内外有关乡村记忆的研究文献进行梳理和评述。结果发现：①记忆是多学科的研究议题,近年来逐渐受到地理学者的关注。不同于国外重视对地方、景观等记忆的空间感知研究,国内更关注人对曾经生活过的地方的情感依恋。②乡村记忆作为一种地方性表达,在理性语境中与全球互动融合的同时也逐渐消解,急需进行保护与传承。③本文尝试从范式、视角、尺度、理论、内容和方法层面初步建立乡村记忆地理的研究体系,未来研究应从服务国家战略、推动地理学主导的学科交叉、构建理论体系、拓展全球-地方视阈内容集成、运用多元分析方法等方面加以深化,以期为乡村理论研究和实践发展提供有力的支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