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多因素定量分析的农村居民点用地整理可行性研究

开展农村居民点用地整理是保护耕地资源、拓展建设用地空间、提高土地节约集约利用水平的重要实现途径,而项目的严格把关、科学决策是工作顺利推进的重要保障。以可行性研究为切入点,围绕准入基础和约束条件两大方面,尝试构建了由4个自然准入基础指标、3个经济准入基础指标、3个社会准入基础指标组成的准入评价指标体系和由4个生态环境影响指标、3个经济收益水平指标、4个社会服务功能指标组成的约束评价指标体系,从多因素、定量化角度对农村居民点用地整理项目的可行性进行全方位评价,实现从源头上开展科学评估、规避潜在风险。结合山东省淄博市桓台县马桥镇的农村居民点用地整理项目进行了评价应用和检验,具有普适性和推广性。     

农村宅基地功能转型分析——以江西省鄱阳县为例

农村宅基地是农村土地系统中极其重要的组成部分,是农村衰落、农村空心化等各种问题表征的重要载体。农村地区发生巨大变化的同时,农村宅基地也发生着深刻的转型。本研究在总结国内外对于农村宅基地多功能分类的基础上,根据实地调查问卷,从宅基地功能提升的角度划分并界定了宅基地的人口承载功能、资产以及居住功能。通过协调转型度模型对农村宅基地的功能及协调转型度进行了分析。结果表明:(1)2000–2017年鄱阳县农村宅基地功能转型度在整体上有了明显提升。(2)北部山地丘陵区及环鄱阳湖区主要分布着协调转型度的高值区,近县城的平原区主要分布着协调转型度的低值区。(3)区位条件与资源禀赋较好的区域,人口、资本等要素非农化的支撑条件也比较好,相应的非农化趋势也更为明显。应根据不同区域农村宅基地转型的差异化情况提出针对性的发展建议。     

多维度视角下新疆农村经济可持续发展

科技进步与水土资源是促进经济可持续发展的有力杠杆及资源保证,劳动力是农村经济发展的重要主体。运用生态足迹理论计算了1990-2015年的新疆农村生态人口承载力,该指标代表了农村经济可持续发展水平,并建立与农业全要素生产率、科技投入占总投入比率、水资源灌溉利用率、耕地复耕指数、新疆劳动力转移、劳动力转移性收入的VAR模型。研究结果表明：新疆农村人均资源占有量不断地增大,可承载生态人口数量逐年下降;科技投入目前对于新疆农村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影响并不明显,短期看来,农业全要素生产率对于其发展有抑制作用,但长期看来有巨大的促进作用;在短期,水资源灌溉利用率有抑制作用,但在长期,有拉动作用;耕地复耕指数长期有抑制作用;短期来说,劳动力转移和劳动力转移性收入对于其发展有促进作用,长期有抑制作用。     

县域农村贫困化空间分异及其影响因素——以陕西山阳县为例

以国家扶贫开发重点县山阳县为研究区,通过空间自相关分析和分组分析方法探究山阳县农村贫困化的空间格局和类型;利用逐步回归、地理加权回归和地理探测器模型对山阳县农村贫困化影响因素进行分析,讨论影响因素效应水平的空间异质性及其交互作用。研究表明：① 山阳县农村贫困发生率具有较强的空间集聚性,形成6个热点集聚区和4个冷点集聚区;综合考虑农村贫困程度和空间连接性,将山阳县划分为低度贫困区、中度贫困区和高度贫困区。② 水网密度、到最近公路的距离、危房比例、农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外出务工人数比例、农户入社比例6个因素是山阳县农村贫困化的主要影响因素,各因素的影响效应具有空间异质性。③ 两因素交互作用要比单因素作用于贫困发生率时影响力更显著,各主要影响因素的交互作用类型有双因子增强型和非线性增强型两种。     

基于“城—村—地”三维视角的农村居民点整理策略——以江苏省新沂市为例

农村居民点作为当前国土资源利用效率提升的重要潜力空间,对其进行调控研究是促进可持续乡村建设的重要内容。城镇作为区域社会经济文化中心,村城关系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农村居民点发展的空间潜力;土地作为农村居民点发展的支撑条件和空间载体,村地关系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农村居民点布局的适宜性及资源利用的协调性。在扎实推进新农村建设、统筹城乡发展、促进土地集约节约利用的背景下,将“城—村—地”纳入统一分析框架,有利于统筹不同空间尺度要素对居民点整理的影响。本研究立足农村行为主体的空间关联性,综合“城—村—地”三级空间对象,提出农村居民点整理策略分析框架;基于对农村居民点地域系统要素构成和结构层次的分析,从城镇发展辐射性、村域布局适宜性、土地利用协调性等三方面构建了农村居民点整理潜力评价体系,进而探讨了相应的农村居民点整理途径。最后选取江苏省新沂市进行实证分析,将其划分为优先整理区、重点整理区、适度挖潜区、优化调整区及特殊整理区等居民点用地整理类型,提出相应的整理模式及优化路径,以期为农村居民点的整理优化提供有益借鉴,助推可持续的城乡空间重构。     

基于“三生”视角的乡村功能分区及调控——以长株潭地区为例

随着城镇化的快速推进,中国社会经济发展进入转型期,乡村功能发展的多元化和空间分异特征日益明显。以长株潭地区23个县市区为研究地域单元,构建乡村功能评价指标体系及评价模型,揭示长株潭地区“生产—生活—生态”功能分异特征并进行功能分区与调控路径研究。结果表明：① 长株潭地区乡村“三生”功能空间分异特征明显,耕地资源丰富的醴陵市、浏阳市等地区生产功能较强,基础设施较为完善的荷塘区、岳塘区等地区生活功能较强,生态环境较好的茶陵县等地区生态功能较强。② 基于评价结果将研究区共划分为东部平原生产区、中部丘陵生活区、南部山地生态区、中部丘陵生态生活区和北部丘陵生态生产区5种类型功能区,其中东部平原生产区、中部丘陵生活区、南部山地生态区为长株潭地区的三生功能优势发展区,基于“优化主导优势功能、提升中等功能、改善弱势功能”的原则,提出各功能分区的调控路径与发展策略,从而为长株潭地区乡村功能转型发展与主导功能的识别及确定提供理论依据。     

山岳型景区建设下乡村聚落的多维重构——基于云丘山旅游景区微观案例的实证研究

随着乡村旅游的快速发展,传统乡村发生了巨大变化,尤其在山区地区,受自然环境、资源条件的影响,其乡村聚落的重构更具有独特性和典型性。采取深度访谈、全样本问卷调查、遥感影像解译与GIS分析等方法,以云丘山旅游景区中的两个自然村落为例,从微观尺度研究乡村聚落的多维重构过程,研究发现,在景区建设推动下,云丘山景区内两个村的“空间—经济—社会”三个维度均发生了重构：空间层次上,土地利用状况和三生空间的规模均发生变化,生产、生活空间减少,生态空间增加,空间格局上从“生活—生产—生态”的环状模式转变为生活、生产空间在生态空间中镶嵌的模式;经济层次上,村民的收入提升,生计模式发生改变,对旅游业的产业依赖度升高,传统生产模式改变;社会层次上,人口回流,劳动力显著增加,社会阶层的空间差异被打破,乡村组织方式逐渐向旅游生产方式上转变。乡村的“空间—经济—社会”多维重构之间存在相互影响关系,在景区旅游发展的推动下形成新的乡村地域系统。     

江南丘陵地区乡村聚落地域分异特征研究——以湖南省为例

以江南丘陵湖南地区为研究对象,通过对18个抽样村进行实地走访与问卷调查,从乡村聚落的居住条件、居住设施和乡村居民的生产生活形态等方面,探讨江南丘陵湖南地区乡村聚落空间地域分异特征与规律。研究表明：乡村聚落研究是江南丘陵地区乡村聚落空间布局优化与调控的基础。由于地域范围广泛,区域内的资源禀赋与地域组合、经济发展基础、文化传统等条件差异悬殊,因此江南丘陵湖南地区乡村聚落发展的地域分异规律较为明显,在聚落空间格局（规模、密度、形态）、居住条件（住房面积、住房结构、建筑特色）、居住设施（道路、饮水安全、网络电视开通率等基础与公共服务设施）和生产生活形态等方面呈现出较为显著的盆地-丘陵-低山区、发达-欠发达-落后、近郊-远郊-偏远等地貌、经济、区位梯度差异。     

农户行为视角下的乡村生产空间系统运行机制及重构启示

农户行为转变是乡村生产空间系统量变或从量变到质变的重要驱动力,乡村生产空间系统的运行实质上是农户行为作用的外在表现,厘清农户行为可为诠释乡村生产空间系统的运行机制提供平台。本文在剖析农户行为转变与乡村生产空间系统运行响应的理论框架基础上,从农户行为转变和乡村生产空间系统响应入手构建指标体系,建立模糊综合评价量化模型,并以重庆市江津区恒和村作为实证,诠释乡村生产空间系统运行机制。主要研究结论为：不同农户行为对乡村生产空间系统运行的影响程度各异,大体为生产大户>合作社农户>传统农户;不同农户行为对系统运行响应结果的作用差异明显,生产大户行为主要影响乡村生产空间的利用效率,合作社农户行为对提升生产空间系统经济效益作用明显,传统农户行为对生产空间系统环境改善的贡献作用最小。并从经济、社会、空间重构视角提出发展多种形式的适度规模化经营、培育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和职业农民、合理引导农户技术和资本投入等建议,以实现乡村生产空间系统协调与均衡发展。     

Rural Social Networks along Amazonian Rivers: Seeds,Labor and Soccer among Communities on the Napo River,Peru

Research on Amazonian communities has focussed more often on rural‐urban linkages than on links among rural communities. This is unsurprising, given the low density of population, limited intercommunity commerce, and importance of direct city‐market relations. Social relations among rural communities are also important in shaping rural livelihoods and lifeways. We report on the findings of a large‐scale census of communities in the Napo River basin in northeastern Peru (n=174). Data were gathered on intervillage crop seed acquisition and cooperative labor sharing as two key inputs in agriculture, and on intervillage soccer matches, which are integral to rural social life. We analyze the socio‐spatial networks of each practice, paying attention to settlement patterns, community ethnicity, and differential access to the uplands. We find that seeds and labor flow along soccer network lines. Rural social networks appear to be structured strongly by ethnicity (homophily) and reflect important complementarities between upland and lowland communities (weak tie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