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行动者网络理论的乡村绅士化演化过程与机制解析——以广西巴马盘阳河流域为例

乡村绅士化是城乡要素双向流动背景下乡村转型与振兴的新型路径。基于对广西巴马盘阳河流域乡村绅士化现象的历时性田野调查,采用行动者网络理论解析乡村绅士化演化的过程、类型与机制。研究表明：在巴马盘阳河流域乡村人类行动者与非人类行动者、“草根”行动者与机构行动者共同缔结的行动者网络的转换过程中,伴随关键行动者从“候鸟人”先锋、屯社精英向地方政府、投资开发商的更替,乡村绅士化路径从“草根”绅士化向机构绅士化演替,乡村产业从接待“候鸟人”、发展旅游转向大健康产业融合发展,乡村绅士化类型从单一的舒适移民绅士化向舒适移民、旅游和地产共构的“一地多类”绅士化演化。关键行动者更替及其功能角色转换、绅士化路径变迁和主导产业更替与融合发展、宏观乡村发展制度与地域自然人文环境共同作用于乡村绅士化的阶段演替与类型共生。行动者网络理论与方法利于呈现乡村绅士化的阶段演替脉络与共生演化特征,并揭示乡村绅士演化的一般机制与地域机制。     

豫陕鄂交界区县域综合发展水平测度及障碍因子分析

以豫陕鄂交界区为研究对象,测度2000—2017年豫陕鄂交界区县域的综合发展水平,探析其空间分异特征、演化趋势和障碍因素。结果表明：① 2000—2017年,豫陕鄂交界区县域综合发展水平逐步提升,年均增速为6.08%,县域间发展的空间差异逐渐增大;② 县域综合发展水平在空间上呈正相关性,热点显著区呈现由东南部向西南部再向东南部迁移变化特征,冷点显著区在2005年前主要分布在安康市和商洛市,之后主要聚集在南阳市;③ 人文和经济要素为中度和中高障碍水平,资源和环境要素为极低和低障碍水平;随着时间的推移,障碍因子在不同县域空间阻力的分异特征更加显著。④ 豫陕鄂交界区县域发展空间阻力模式可划分为3种类型,其中人文资源要素制约型是主要的空间阻力模式。最后,基于不同空间阻力模式特征解析,提出了分区发展策略。     

乡村振兴背景下人口迁移对乡村转型发展影响的研究进展与展望

随着新时代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中国已经进入乡村转型发展的快速转型阶段,人口迁移出现了新的分化与趋势。科学认知国内外人口迁移对乡村转型发展影响的研究进展对实施乡村振兴战略、调整城乡人口发展格局具有重要意义。系统梳理国内外城乡人口迁移研究的主要内容与研究视角基础上,从农村劳动力迁出与回流、逆城市化视角阐述了人口迁移对乡村转型发展影响的研究进展,最后基于新时代乡村振兴战略需求,提出了人口迁移与乡村转型发展关系的研究展望。     

儿童地理学视角下的留守儿童研究述评

文章通过梳理在WOS（Web Of Science）核心数据集、谷歌学术、中国知网（CNKI）等平台筛选出的较高引用率、方法比较规范、与留守儿童主题相关性强的国内外文献159篇,从理论层面总结了儿童地理学研究的新转向：关注儿童与空间的关系,强调儿童在空间使用中的主体性,重视不同情境下儿童地理体验的差异性。并梳理了跨国迁移背景下留守儿童的3个研究主题：从空间视角探讨留守儿童的日常生活实践;从主体性出发探讨儿童在迁移链中的体验;在童年的差异性基础上讨论本土儿童的问题。同时从问题视角和积极视角分析了国内城乡迁移背景下留守儿童的研究主题,指出因现有研究范式中的经验主义和成人中心主义而存在的局限性。尝试勾勒出符合中国情境的留守儿童研究新范式,提出留守儿童的日常生活空间,留守儿童的能动性、异质性和多样性是国内留守儿童研究亟需关注的内容。呼吁学者采用历时和动态的研究设计,充分展现儿童如何理解、体验和应对复杂的流动背景下的日常生活。     

特色保护类村域农村居民点空间重构探析

快速城镇化进程中中国乡村聚落空间面临剧烈分化和重组,农村居民点空间重构有利于乡村转型发展。论文基于系统理论,梳理了特色村落农村居民点空间系统形成机制,提出“遵循有序性—延续精神性—落脚物质性”的重构框架,并以贵州省江口县坝梅村为例,选用规模指数、基因分析及空间分析等方法解译了村域居民点系统内、外部特征,提出重构模式。研究表明：① 行为主体、文化基因及民居建筑构成坝梅村居民点内部系统,并分别呈“多元主体行为诱发空间变化、文化基因丰富但延续较差、用地结构与功能多样化”的特征;② 坝梅村居民点系统外部特征体现在外部环境对居民点起约束和导向作用,表现为距离点状、线状基础设施及河流越近,村域居民点数量、规模越大;③ 基于特征认知和重构框架,按照“分区—分类”方法,划分了核心区、重点区、提升区和保育区4种治理区以及完好型、受损型、缺失型、失真型4类民居提升类型,并提出了自组织和他组织2种模式下的居民点空间重构策略,为推动特色村落空间治理与转型提供参考。     

镇域综合发展水平评价及影响因素——基于江苏省抽样乡镇调查数据的分析

以江苏省109个抽样乡镇为例,构建镇域综合发展水平评价指标体系,测度2017年镇域综合发展水平,并基于多元线性回归模型探讨其影响因素。结果表明:(1)案例乡镇的综合发展水平差异较大。从人口规模看,镇域综合发展水平随着镇域人口规模的增长而显著增加;从地理区域看,镇域综合发展水平由高到低依次为苏南、苏中、苏北;从行政类型看,镇域综合发展水平由高到低依次为全国重点镇、一般镇、乡。镇域增长潜力发挥不足是镇域发展水平的短板,经济发展水平差距对镇域发展水平差异的贡献较大。(2)政府财政支出、工业化水平对镇域发展差异有显著影响,而农业现代化、本地市场因素、不同行政类别和高新技术产业尚未成为驱动案例区镇域发展的显性因素。     

Classification and detection of dominant factors in geospatial patterns of traditional settlements in China

Journal of Geographical Sciences - The geospatial distribution pattern in traditional Chinese settlements (TCSs) reflects the traditional harmony between humans and nature, which has been learned...     

The functional evolution and system equilibrium of urban and rural territories

Journal of Geographical Sciences - The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of urban and rural territorial systems has long been a scientific issue of concern in geography and socioeconomic development in...     

Gentrifying rural community development: A case study of Bama Panyang River Basin in Guangxi,China

Journal of Geographical Sciences - Rural gentrification is deeply characterized by institutional context and spatiotemporal heterogeneity. Based on a diachronic field investigation, this paper...     

土地整治与新型城镇化、新农村建设——2013年中国土地学会学术年会综述

本文主要介绍了2013年中国土地学会学术年会上提出的15个重要观点,包括：新型城镇化是不以损害农民权益为代价的城镇化;不能因为二元经济结构以及土地用途管制制度存在问题,就剥夺了农民流转土地的权利;“法外经济”已呈燎原之势;在土地资源配置和权利配置中,应相机处理公平与效率的关系;注意区分两种性质的房产税;土地整治规划应是新农村建设的落地规划;建立耕、园、林、草大土地整治模式;探析生态用地内涵有利于将可持续发展观贯穿于规划的全过程;土地整治现场调查评价工作应当配备先进技术;结构方程模型为土地整治项目的社会效益评价提供了一种新的思路与方法;全排列多边形图示指标法适宜于作挂钩适宜性评价;开展城镇工矿建设用地整治应适时、适度、适量;货币补偿和提供新宅基地对农户行为具有明显的积极影响;土地整治公众参与不尽人意的四大原因;适时组建土地整治行业协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