街头抢劫者前犯罪经历对其后作案地选择的影响

作案地选择是犯罪地理学的研究主题。已有的重复作案地选择的研究表明,犯罪者“前案件”作案地选择对他们“后案件”作案地选择具有影响,但以往研究关注的是先前的犯罪时间和地点对其后续作案地选择的影响,仍未检验犯罪者在“前案件”中犯罪经历的具体作用。因此,论文以中国东南沿海ZG市为例,利用街头抢劫者的抓捕数据和混合Logit模型,聚焦探析街头抢劫者先前的个体犯罪经历对他们随后的作案地选择的影响。研究发现：街头抢劫者在“前案件”中的犯罪间隔、犯罪出行和当场被捕等个体犯罪经历对其“后案件”作案地选择具有强烈的影响,即“前后案件”的犯罪间隔越临近、“前案件”犯罪出行距离越短,以及“前案件”未当场被捕,则大大增加了街头抢劫者返回到先前抢劫区域再次犯罪的可能性。并通过警察访谈和结合理论分析,发现“前案件”未当场被捕是由犯罪者当场被捕的恐惧感、警察特殊的干预方式,以及社会凝聚力和犯罪防控的相互作用而形成。研究结论可为警务部门的“事前防控”与“主动处置”提供一定的参考。     

四川省拐卖儿童犯罪的时空演变过程及影响因素分析

拐卖儿童犯罪给受害者带来身心创伤、给家庭带来巨大悲痛和长期困扰,已成为社会和学界关注的焦点问题。该领域犯罪地理学视角的研究兴起较晚,且主要侧重宏观整体分析,当前亟需聚焦高发源地和重点人群作精细解析。为此,论文针对中国拐卖犯罪重灾源区四川省,综合运用数理统计、空间分析、文本分析、案例分析等方法探究四川省拐卖儿童犯罪的时空演变过程与影响因素。研究发现：① 数量上,被拐男童明显多于女童,被拐儿童主要来自乡村,虽呈现1~6岁和14~17岁的“双峰”型特征,但整体趋向低龄化。② 时间上,犯罪年际分布大致呈倒“V”型波动态势,高发期为1981—2000年;犯罪年内分布集中于夏半年,周内分布周末高发,日期分布每月1日的被拐儿童数量最多。③ 空间上,存在一个被拐高发区和多个被拐次高发区;县域尺度上的犯罪格局呈现“高—高”和“低—低”聚集;随着时间的变化,拐出热点区不断向南部和东部蔓延;宏观贩运路径上,向中东部地区分散拐入,华北和华南是重点拐入的“南北两汇”。④ 对1981—2000年犯罪高发期的原因解析发现,受教育水平与城乡收入差距是影响拐卖儿童犯罪的主导因素。     

地方政府土地出让干预对区域工业碳排放影响的对比分析——以中国8大经济区为例

探讨不同区域地方政府干预对碳排放的影响差异,对于中国推进碳减排战略、协调区域经济社会发展具有重要意义。鉴于此,论文基于地方政府土地出让的视阈,以中国8大经济区为研究对象,有机耦合STIRPAT模型与CKC模型,构建形成STIRPAT拓展模型,并使用2007—2016年中国28个省(市、自治区)的工业面板数据,对比考察8大经济区政府土地出让干预对区域碳排放的影响差异。结果表明:不同经济区的地方政府土地出让干预对区域碳排放的影响存在显著差异。其中,同为CKC“倒N”型的北部沿海、南部沿海、长江中游经济区,其政府土地出让干预对区域碳排放的影响呈现出北部沿海经济区为负、南部沿海经济区为正、长江中游经济区无显著影响的差异效果;同为CKC“倒U”型的东北、西南和西北经济区,其政府土地出让干预对区域碳排放的影响,东北和西南经济区都显著为负,西北经济区未表现出显著影响;同为CKC“U”型的东部沿海和黄河中游经济区,其政府土地出让干预对碳排放也呈现出前者为负、后者为正的相反影响。研究结果可为制定碳减排差别化政策、协调区域可持续发展提供参考。     

青藏高原农区农户的家庭能源消费研究

农村能源转型是能源消费革命的重要组成部分。基于问卷调查和入户访谈,对青海省10个县（区）的318户农区家庭用能信息进行调查,辨识了青海省农区不同收入分层家庭的能源消费模式,并通过建立典型家庭能源流模型,总结了家庭能获取-消费-废弃过程的形态变化。结果显示：青海省农区家庭能源消费以煤炭、薪柴和秸秆为主,非商品能源消费占比为49.6%,清洁能源使用率低。煤炭消费在5类家庭中均占比最高,薪柴和秸秆消费在低收入家庭占比较高。高收入家庭能源消费类型更多,消费量也大,能源流动更复杂。最后,根据青海省的经济地理特征,提出相应政策建议。     

新冠肺炎疫情对经济全球化的影响分析

新冠肺炎疫情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世界面临的最大危机,给世界带来巨大的冲击,包括人们的心理和生活、经济增长与就业、国家治理及世界治理等。这些影响使很多学者、评论家、大众、企业家乃至政府官员产生了非常悲观的情绪,舆论中不乏经济全球化将终结、全球供应链将大规模调整、世界治理格局将彻底改变等言论。本文通过建立“全球化的三角结构”剖析了经济全球化的动力机制,并结合疫情对世界的主要影响,试图揭示后疫情时代经济全球化的走势。我们认为,资本的“空间出路”、技术的“时空压缩”和国家的开放程度是驱动经济全球化的三个基本力量,这三者的变化及其相互作用结果影响着全球化进程。从动力机制看,全球化是一个没有终点且不断变化的历史过程,它不会倒退,而是波动。过去半个世纪以来,世界各国已经被全球化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相互脱钩的代价极其昂贵,没有国家会选择完全脱钩。所谓的逆全球化现象,是全球化发展过程中世界格局变化及各国应对策略调整的结果。新冠肺炎疫情并不能影响全球化的资本和技术驱动力,但是可能影响国家的开放程度。如果疫情持续时间不是很长,经济全球化将很快会回归原有的发展轨迹,继续进行调整。各国也将继续围绕经济全球化进行斗争、妥协、再斗争,直至形成一个相对稳定的状态。因此,经济全球化可能因为应对疫情而踩下急刹车,甚至暂退半步,但很快将继续前行,向着“包容性全球化”的方向发展。     

以流动看世界——基于彼得·阿迪《流动性》的研究述评

“流动”正改变着人们的生存、生活和生产方式。流动性经历了从学科间独立的分散研究,到以地理学和社会学为主导的多学科研究,再转向新流动性范式下的跨学科研究。其中,彼得·阿迪（Peter Adey）的《流动性》（Mobility）（第二版）是一部梳理流动性演变脉络、解读理论并联系案例和方法的力作。因此,文章从流动性研究产生的背景、主要内容、研究方法与运用3个方面凝练该书观点,指出未来研究要跳出以二元对立看问题的思维方式,用一种网络化、关系式和辩证的思维洞察世界,在深度理解流动的意义、政治、实践和媒介基础上进行流动性研究。最后,文章基于国内研究现状,提出未来可以从流动性政治、流动性时空维度、旅游与流动性、流动主体的多元化、流动性研究方法等几个方面展开深入研究。     

全球重大疫情对经济系统的影响及其响应的比较研究

新型冠状病毒疫情扩散范围广、感染人数多,被世界卫生组织列为“国际公共卫生紧急事件”。以2003年中国非典型肺炎、2009年墨西哥甲型H1N1流感、2015年韩国中东呼吸道综合症和截至目前的2020年全球新冠疫情作为典型案例,比较全球重大疫情的经济影响与各地的响应措施,有助于积极探索更好地应对本次新冠疫情经济影响的政策响应途径。在历次疫情影响下,中国、墨西哥、韩国、美国等国家的经济系统都受到了突发疫情的重大影响。2003年中国第二季度GDP增速环比降低1.98%,交通运输、住宿、餐饮等第三产业首当其冲;墨西哥2009年GDP增长率降至-5.286%,旅游、零售餐饮与猪肉行业受到较大冲击;韩国2015年GDP增速由2014年的3.3%降至2.79%,旅游业与零售业的市场需求受到极大抑制;美国2020年第二季度实际GDP按年率计算下滑32.9%,是自1947年以来的最大降幅。为此,各国政府积极响应和应对,多策并举减轻疫情对经济系统的短期冲击：一是通过设立专项资金、增加财政预算,全面支持经济复苏;二是通过为企业提供经营补贴、延缓税收缴纳等举措,减轻企业尤其中小企业的经营负担;三是通过电商平台、城市宣传、简化签证手续等举措,振兴旅游业和商业发展。为了更好地应对此次新型冠状病毒疫情对经济系统的影响,各国应当统筹疫情防控与经济发展,积极采取减费降税、减少企业负担、扶持第三产业等响应举措,尽快恢复正常的世界经济秩序。     

Effects of cold eddy on phytoplankton production and assemblages in Luzon strait bordering the South China Sea

The biochemical effects of a cold-core eddy that was shed from the Kuroshio Current at the Luzon Strait bordering the South China Sea (SCS) were studied in late spring, a relatively unproductive season in the SCS. The extent of the eddy was determined by time-series images of SeaWiFS ocean color, AVHRR sea surface temperature, and TOPEX/Jason-1 sea surface height anomaly. Nutrient budgets, nitrate-based new production, primary production, and phytoplankton assemblages were compared between the eddy and its surrounding Kuroshio and SCS waters. The enhanced productivity in the eddy was comparable to wintertime productivity in the SCS basin, which is supported by upwelled subsurface nitrate under the prevailing Northeastern Monsoon. There were more Synechococcus, pico-eucaryotes, and diatoms, but less Trichodesmium in the surface water inside the eddy than outside. Prochlorococcus and Richelia intracellularis showed no spatial differences. Water column-integrated primary production (IPP) inside the eddy was 2–3 times that outside the eddy in the SCS (1.09 vs. 0.59 g C m⁻²d⁻¹), as was nitrate-based new production (INP) (0.67 vs. 0.25 g C m⁻²d⁻¹). INP in the eddy was 6 times that in the Kuroshio (0.12 g C m⁻²d⁻¹). IPP and INP in the eddy were higher than the maximum production values ever measured in the SCS basin. Surface chlorophyll a concentration (0.40 mg m⁻³) in the eddy equaled the maximum concentration registered for the SCS basin and was higher than the wintertime average (0.29 ± 0.04 mg m⁻³). INP was 3.5 times as great and IPP was doubled in the eddy compared to the wintertime SCS basin. As cold core eddies form intermittently all year round as the Kuroshio invades the SCS, their effects on phytoplankton productivity and assemblages are likely to have important influences on the biogeochemical cycle of the region.     

两个龙须菜新品系经济性状及琼胶特性的初步研究

2008年2～5月在广东省南澳县深澳海区对选育的龙须菜新品系07-1,07-2和对照组福建宁德栽培的981品系进行海上栽培比较试验,测定了3个品系的藻体日平均生长速率,试验了敌害生物(藻钩虾和团水虱)对3个品系的影响,比较了琼胶特性.结果显示,在水温11～20 ℃,盐度32.4～32.8的条件下,品系07-1,07-2的藻体日平均生长速率分别为3.8%/d和4.1%/d,宁德栽培品系的藻体日平均生长速率为3.2%/d.品系07-1,07-2的生长适应水温下限为16 ℃,比宁德栽培品系降低了2 ℃.与宁德栽培的981品系相比较,选育的龙须菜品系07-1,07-2对藻钩虾和团水虱有较强的耐受能力.品系07-1,07-2的琼胶含量比福建宁德栽培的981品系分别提高10.0%和14.4%,凝胶强度也分别提高了5.46%和14.5%,表明2个新品系具有潜在的推广应用价值.     

冬季东海及南海北部海域初级生产力和新生产力的初步研究

采用14C与15 N核素示踪方法,于2008年12月—2009年1月对东海和南海北部海域的初级生产力和新生产力的分布进行了研究,并对其环境制约机制进行了初步探讨。结果表明:调查海域叶绿素a质量浓度在空间分布上呈近岸高、外海低,表层高、真光层底部低的分布趋势。东海海域的积分初级生产力(IPP)和积分新生产力(INP)均低于南海北部海域,f比值为东海海域>南海北部海域,东海海域新生产力(NP)对初级生产力(PP)的贡献大于南海北部海域。浮游植物对氨盐的吸收速率(ρNH4)显著大于对硝酸盐的吸收速率(ρNO3)(P<0.05)。水柱平均新生产力与环境参数的相关性分析结果表明,营养盐是影响冬季调查海域新生产力的主要因素,温度和盐度为次要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