准行政区划的理论框架与研究展望

行政区划有狭义与广义之分.狭义的行政区划指国家划定的正式的行政管理区域,广义的则指一切具有行政管理职能的区域,包括一些未被列入正式行政区划体系而有行政管理职能的准行政区划.准行政区划为中国统一的行政管理提供了因地制宜和灵活多变的政策工具,很多还逐步发展为正式的行政区划.然而,目前对准行政区划的研究较少、重视不够.为此,...     

世界排放大国CO2排放和GDP的格兰杰因果分析及其对国际气候治理的影响和意义

基于1990—2015年世界前20个排放大国碳排放量和国内生产总值（GDP）的时间序列数据,采用协整分析、格兰杰因果检验,对主要排放大国碳排放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实证分析。通过协整分析得出大多数国家的碳排放量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长期均衡关系;碳排放量和GDP的格兰杰检验结果显示,大多数世界排放大国碳排放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单向因果关系。发达国家主要表现为经济增长是碳排放的格兰杰原因,发展中国家则主要表现为碳排放是经济增长的格兰杰原因。研究结果反映了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在碳减排问题上的阶段性特征,碳减排对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的负面影响明显大于发达国家。基于格兰杰因果分析结果,国际气候治理进程中关于要求发展中国家现阶段提出大幅减排目标的诉求不符合发展中国家发展阶段特征,可能影响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的正常秩序和规律。发达国家基于历史排放责任、发展阶段和能力,都应该带头开展减排行动,并帮助发展中国家实现转型、升级发展,降低经济发展对碳排放的依赖。国际气候治理需要根据并考虑不同国家的发展需求和特征,形成国际合作制度安排,实现社会经济发展与全球气候治理的协同。     

基于传统文化的河道景观治理应用研究

探讨传统文化在河道景观治理工程中的应用。首先,分析了国内有关河道景观设计的研究现状,引出了基于传统文化的河道景观治理理念;其次,以泗河---曲阜段的河道景观治理为例,依托其深厚的地域特色文化底蕴,以孔子提倡的儒家文化为纽带,以儒家“中庸”思想作为设计理念和依据,以“儒风”、“书院”、“英杰”、“六经”等史迹、史料为线索,借由抽象的方式表达出儒家“中庸”的思想本质,展现孔子时期传承教化的历史画卷以及先贤的古朴遗风,同时塑造出自然与人文和谐共存的标志性景观图式;结果表明：将传统文化的延续性与都市生活的现代性有机地融合,重现了河流原有的、多姿多彩的自然风情,实现了河流“生态性”和”城市性”的平衡统一,打造了“充满活力和文化的河流”,赋予了河流“生命和灵魂”。     

水问题及其治理模式的发展与启示

当前中国面临水资源、水灾害、水环境和水生态等多重水问题,其实质是治理危机。解决中国水问题的核心是治水模式的转型,并以此促进治水目标的实现。要突破水问题经常反弹的治水困境,必须充分吸取国内外河湖治理的经验教训,以实现"河长制"为契机,改变经验治理、分散治理和末端治理的现状,坚持"政府主导、一龙牵头、多龙协同、多规合一、一功多能、科技引领、系统治理、精准施策"的思路。在水问题治理进程中,不仅要认识自然、认识社会,还要认识人和人类精神活动自身。水科学必须与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有机融合。关键是树立正确的治水理念,确立科学的治水模式,强化科技引领与支撑,推行区域水问题综合治理,实现生态河湖建设根本目标。     

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理论分析及其在抗疫实践中的应用

中国是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倡导者和建设者,其话语的国际传播需要坚实的理论支撑。新冠肺炎疫情给全球公共卫生安全带来了严峻挑战,也严重威胁着全球的政治、经济、社会等领域的安全。在全球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的关键时期,全社会亟需以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凝聚国际战疫共识,维护全球公共卫生安全。基于地缘政治学与共同体的视角,笔者从科学内涵、历史演进和时代价值方面,对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进行理论解析;采用案例分析法从国内抗疫实践、中国抗疫方案、西方抗疫实践方面,诠释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在抗疫中的应用,并论证其在传播与实践中的双重价值及困境问题;最后基于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后疫情时代治理与担当,提出世界各国应当在诸如促进全球合作、维护世界公共卫生安全、防止全球衰退、消除疫情次生衍生灾害、变革全球治理以及重构国际关系等方面发挥巨大作用。     

面向数字技术的乡村社会文化地理研究

随着数字技术的日渐兴起和发展,地方日常生活实践不可避免地受到数字技术的干预,社会空间组织也因此受到复杂的数字化影响。然而,尽管当前地理学研究已呈现出“数字转向”的趋势,但有关数字技术对乡村社会文化空间的研究议题仍有待进一步拓展。基于此,论文通过梳理数字技术地理的研究理论演化,探讨在数字乡村建设背景下社会文化地理的重要价值,围绕空间治理、地方营造和时间性3个主要的研究议题梳理了面向数字技术应用的乡村社会文化地理研究路径,探讨数字技术对乡村发展可能存在的干预潜力。论文的主要目的在于探讨未来数字技术相关研究议题在社会文化地理研究中的拓展方向,以期呼吁学界更多地审视数字技术嵌入而引起的乡村社会空间重构,为乡村全面振兴的未来发展战略提供建议和参考。     

长三角海洋资源环境一体化治理策略研究——基于海洋生态系统服务价值影响分析

长三角一体化不只是陆域的一体化,还应包括海域的范围.为找出影响长三角海洋资源环境状况的主要因素及一体化治理的重点领域,从而丰富长三角一体化发展的研究,本文基于对长三角各沿海城市2009—2018年海洋生态系统服务价值的核算,通过静态面板与动态面板的综合分析,研究了人类行为活动对长三角海洋生态系统服务价值的影响.结果表明...     

面向国土空间规划的乡村空间治理机制与路径

城乡国土空间统-用途管制背景下,乡村空间治理成为国土空间治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从乡村空间治理的理论内涵出发,构建了乡村空间治理理论分析框架,探讨了乡村空间治理作用于国土空间规划的内在机制和可行路径.结论 如下:①乡村空间治理是以乡村空间为治理对象,通过规划和协商等方式,实现乡村空间用途有效管制,空间权利有序配置,凸显...     

基于全域土地综合整治的乡村空间治理——以山东省淄博市沂源县流水片区为例

乡村空间治理是国土空间治理的重要组成部分，全域土地综合整治是实施乡村空间治理的重要手段。乡村空间治理从要素上是对山水林田湖草等自然资源要素的治理，从功能空间上是对生态空间、生产空间和生活空间的治理。以山东省沂源县流水片区为例，探讨基于全域土地综合整治的乡村空间治理路径和方式。乡村生态空间治理，首先构建乡村生态空间网络，强化重要生态空间保护，注重山体、水系等生态空间修复；其次，优化产业发展布局，促进特色产业规模化发展；再次，优化村落空间结构形态、完善街巷空间组织、增加公共活动空间、营造温馨庭院空间，使得人们能够“望得见青山，看得见绿水，记得住乡愁”。     

Thirty years on: Planetary climate planning and the Intergovernmental Negotiating Committee

On the occasion of the thirtieth anniversary of the United Nations Framework Convention on Climate Change, this principal supra-national institution remains paramount to the project of planetary climate planning and governance. Reflections on this anniversary should serve to recall the contestations through which this foundational institution was formed, and the delegate dynamics that continue to be reproduced in its wake. The contentious debates and political dynamics that afflicted the Intergovernmental Negotiating Committee tasked with crafting the Framework Convention on Climate Change, as well as dissension in the periphery, remain as relevant today as they were three decades ago. Reprising these dynamics through detailed historical and archival analysis, this article excavates the negotiations of the 1992 Framework Convention on Climate Change by the Intergovernmental Negotiating Committee, which met in 5 sessions during 1991–1992. The aim is to identify key fault-lines and conflicts in the lead-up to the finalization of the 1992 Convention, in order to demonstrate whose epistemic and normative commitments came to be reflected in the final outcome and to show how the legacy of this process endures to date. I seek to render visible actors and proposals peripheralized in the formation of planetary climate governance to extrapolate normative boundaries and proffer heterodox lessons from the margin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