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500强的行业结构及其区域差异

中国500强是中国优秀企业的集中体现,决定了中国未来产业乃至经济的发展方向。基于2009~2014年“中国500强”数据,从企业数量和营业收入角度分别对中国500强的行业结构和区域分布概况进行统计分析,继而探讨中国各省市的行业结构及其空间格局特征。结果表明：① 2009~2014年,制造业的上榜企业数量与营业收入占比均保持下降趋势,但制造业在13类行业中仍占主导,是当前中国国民经济中不可或缺的支柱行业;金融业、建筑业、批发和零售业以及房地产业发展势头强劲,是主导产业的重要组成部分;② 中国500强的地理集中度不断提升,东部地区特别是北京、上海、广东3省市以及香港地区是中国500强企业及其营业收入的主要集聚区域;③ 中国各省市行业结构的空间格局特征表现为：行业结构多元化、简单化与单一化并存,呈阶梯状分布;制造业占主导,但各省市制造业所占份额差距大;服务业趋于向东部省市集中;产业结构效益的区域差异显著。     

中资企业离岸研发研究进展：经济地理学的探索

基于经济地理学领域的相关文献,系统梳理并评述了中资企业离岸研发的已有研究进展。研究发现,目前国内外经济地理学在中资企业离岸研发的区位选择、空间组织、行为主体等作用机制及溢出效应等方面取得了一批研究成果：中资企业离岸研发的区位主导因素因东道国特征和企业发展阶段不同而有所侧重,离岸研发的空间组织模式及其知识流动路径因其在全球创新格局中的地位而呈现差异化特征,其中跨国人员在帮助企业及地区获取其知识溢出并实现技术追赶中发挥重要的“边界扳手”作用;但同时现有研究也存在理论针对性不强、分析手段缺乏、溢出效应重视不够等问题：建议针对中资企业离岸研发活动的特点,从关系、制度、演化的视角入手,建立新的企业离岸研发理论假说。并从创新活动“流的空间”的视角入手,揭示多尺度下中资企业离岸研发空间演化规律;从关系和演化经济地理学视角入手,厘清不同尺度及多维邻近性视角下中资企业离岸研发区位因子;从中资企业特殊商业文化入手,分析华人华侨、海外人才等行为主体在中资企业离岸研发活动形成与发展中的作用;从创新溢出效应的视角入手,区分中资企业离岸研发活动对母国和东道国发展的影响。     

中国跨境进口电商企业的时空特征及影响因素分析

以中国361个地级行政区为空间单元,运用核密度、空间自相关、空间计量回归方法,研究中国跨境进口电商企业的时空特征及其影响因素。结果表明：①2004—2018年间中国跨境进口电商企业从“萌芽期”“发展期”到“平缓期”呈阶段性发展;企业分布涉及城市不断增加,从东部向中部逐步扩散,多中心化更加明显,大城市带动周边城市发展范围扩大。②跨境进口电商企业在全国范围内呈现“东多西少,南多北少”的分布特征,城市层面具有较强的集聚特点,形成“两大两小”不同分布模式的跨境进口电商企业集聚区。③跨境进口电商企业的空间分布是多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集聚经济、交通运输水平、网络设施水平、物流发展水平对此影响较大。     

西安市物流企业空间格局演化及影响因素分析

借助西安市物流企业微观地理数据,采用平均最近邻、标准差椭圆和核密度估计描述1995—2019年西安市物流企业空间分布及其演化特征,采用统计学方法分析物流企业聚集区与市中心的距离关系,并构建最小二乘回归模型分析影响物流企业空间分布的主要因素。结果表明：西安市物流企业从2000年开始出现聚集趋势,逐渐从单核发展为双核,现有出现第三核的趋势;物流企业空间分布呈现明显的扩散特征,演化过程沿着“西南-东北”方向延伸,整体呈现出“郊区化”趋势,集中分布于距市中心15km左右的位置;上一年度物流企业数量、常住人口及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是影响西安市物流企业空间格局形成的主要因素,对物流企业布局和集聚具有积极作用。     

转移企业地方嵌入的论争与研究动向

“嵌入”是理解转移企业与承接地集群以及全球/跨区生产网络互动耦合过程和机理的有效理论工具。自“嵌入”概念引入经济地理学以来,学界对转移企业地方嵌入意愿存在“被动”与“主动”的论争,对嵌入效应也存在积极与负面两种不同观点。通过对转移企业地方嵌入主要动因、影响因素、演进过程、区域效应等研究的系统梳理,发现不论基于“主动”还是“被动”意愿,转移企业地方嵌入都是其在“企业—地域”关系演化中维护并强化自身竞争力的地理敏感战略;嵌入过程受承接地条件、转移企业特质的双重影响;嵌入沿着“关系培育—价值链衔接—全球与地方生产网络战略耦合”的路径,逐步实现关系性嵌入和结构性嵌入;转移企业地方嵌入为承接地集群转型升级提供了“区位机会窗口”。转移企业地方嵌入研究今后需在四个方面加强和深化：一是构建一个以“关系—网络—演化”为主线的综合性分析框架;二是加强转移企业网络角色与绩效的定量研究;三是加强转移企业经济嵌入、技术嵌入、社会嵌入的相互影响研究;四是加强转移企业与承接地集群“双向嵌入”研究。     

中国高新技术企业分布影响因素的空间异质性与尺度效应

影响高新技术企业分布的因素往往具有空间非平稳性,然而既有研究对其关注尚少。基于2017—2019年间认定的215791家高新技术企业数据,运用多尺度地理加权回归模型（MGWR）,刻画了中国高新技术企业的空间分布格局,识别了其影响因素的空间异质性与尺度效应,结果表明：① 2019年中国高新技术企业的空间分布呈现出在以“北上广深”为首位中心,以成渝与区域性中心城市为次位中心的高度集聚特征。② 企业内部因素、城市知识创造水平、技术创新水平、创新环境水平和外部连通水平共同影响了高新技术企业的空间分布。③ 影响高新技术企业分布的因素存在空间异质性,公司年龄、高校学生数量、互联网的影响呈现出“东-西”向空间分异格局,专利申请数、高新区、生活设施的正向影响呈现出“南-北”向空间分异格局,高铁的正向影响呈现出“东南-西北”向空间分异格局,研发费用投入对东北地区影响最大,市场化水平对京津冀和珠三角城市群地区影响最大。④ 影响因素存在尺度效应,靠近创新末端的变量具有更大的作用空间尺度。最后,本研究提出相关的政策建议,以期为高新技术产业的发展提供借鉴与参考。     

外资效应、经济复杂度与内资企业出口市场拓展

外资企业对内资企业出口能力提升和出口市场拓展具有重要影响。本文基于2000—2016年中国地级市出口数据,分析中国内资企业出口市场拓展格局,研究外资效应对内资企业进入新出口市场和出口额增长的影响,并依据经济和技术复杂度检验外资效应的区域和产业异质性。描述性分析发现：① 内资企业出口在国内呈多级连片格局,逐渐向非洲和拉丁美洲等新兴市场拓展。② 处于低复杂度城市/产业的内资企业更倾向于拓展新出口市场,处于高复杂度城市/产业的内资企业则倾向于提升出口额。计量模型结果表明：① 外资企业推动了内资企业出口额增长,但抑制了其进入新出口市场,分别表现出溢出效应和竞争效应。② 从区域和产业异质性来看,外资企业仅在高复杂度城市/产业阻碍了内资企业出口市场拓展,表现出竞争效应;而在低复杂度城市/产业则表现为溢出效应。③ 相较于低经济复杂度城市,高经济复杂度城市的内资企业受到的竞争和溢出效应均更强。     

中国数字创意上市挂牌企业空间格局及其影响因素

基于中国数字创意上市企业、新三板挂牌企业数据,运用核密度估计、标准差椭圆、基尼系数、负二项回归模型等方法探究其空间分布特征及影响因素。研究发现：① 数字创意上市挂牌企业总体呈“东密西疏”的空间结构特征,集聚与扩张共存并以集聚为主,且始终保持京津冀、长三角、珠三角等多核心空间集聚形态,空间分布高度不均衡且区域重心北向迁移显著。② 数字创意上市挂牌企业空间分布具有行业异质性,其集聚区域、集聚强度因产业特性和所有制性质不同而存在差异。③ 数字创意上市挂牌企业的空间分异受到集聚经济、基础设施、正式制度、非正式制度因素中的文化活跃度与企业家创新精神、宏观经济环境因素中的全球连通性、金融集聚水平等因素影响,具有明显“高等级城市偏好”。企业空间分异影响因素因产业特性和所有制不同存在差异。     

浙中某地土壤重金属来源解析及风险评价

分析了浙中某地2 300个表层土壤样品中8类重金属元素的含量,并与1987年区域化探数据比较,发现Cd、Hg、Pb、Cr、Ni、Cu、Zn等重金属出现了显著升高,升高的区域与工业区分布吻合。研究区内大约6.09%的土壤受重金属中—重程度的污染,40.26%的土壤达到轻污染,污染区的分布主要与交通干线和五金企业聚集区吻合,而与地质背景无关,表明研究区重金属污染主要来源于五金企业。     

CHINA＇S REGIONAL DISPARITY IN 1981-2000：OPENNESS AND DEVELOPMENT OF NON-STATE-OWNED ENTERPRISES AND FISCAL DECENTRALIZATION

While China‘s economic growth has been impressive since 1978, regional disparity in terms of provincial per capita GDP has been increasing. On the other hand, this rapid but uneven growth was accompanied by China‘s deepening openness and structural reforms including the development of non-state-owned enterprises (non-SOEs) and fiscal decentralization. Based on quantitative analyses, this paper tries to explore the features of regional disparity in China and the relationships between regional growth and China‘s openness and economic structure reforms in the period from 1981 to 2000, The paper finds that the catching-up of the coastal region to the initially rich provinces, which are mainly located in inland areas, brought about a convergence of the growth pattern across provinces in the 1980s. The subsequent divergence in the provincial growth rates between the coast and the interior generated an enlarging regional disparity in China in the 1990s. The ever-faster growth in the coastal region was benefited by China‘s openness and the development of non-state-owned enterprises. The development of non-state-owned enterprises underlies the higher operational efficiency in the coastal region. Additionally, with the insignificant regression results, fiscal decentralization was observed to facilitate faster growth in the coast region. The findings justify the initiative of the “West Region Development Strategy“ and offer some policy implications for Chin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