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金融危机时期我国大型勘察设计企业的发展战略研究

2007年爆发的金融危机,给我国勘察设计企业带来了深刻的影响和变革。在后金融危机时代到来之际,大型勘察设计企业作为行业的龙头力量,应该吸取经验和教训,在发展方向上进行深入研究,积极进行战略调整,通过资源整合、优化产业结构等多种方式实施企业的发展转型,增强企业的综合竞争实力和生存能力,使企业能够抵御各种经济风险,实现基业长青、可持续发展的根本目的。     

中国西北地区城市网络体系分析——基于民营企业布局

从民营企业视角对中国西北地区的城市网络体系进行实证分析,透视民营企业对其城市网络形成的作用。利用民营企业的分布数据,借鉴城市网络分析方法,从服务值、连通性、网络性3个方面对西北地区的城市网络体系进行了分析。基于民营企业视角,西北地区的城市构成了以西安和乌鲁木齐为主副双核、省会城市为核心节点、其他城市可作为其辐射区域的网络系统,且基于民营企业的城市网络体系尚处于初级发展阶段。     

知识经济条件下的高校图书馆文献信息服务

知识经济时代文献信息资源是知识创新的源泉，信息服务业成为知识经济的先导产业。以高校高科技产业为例，说明了高校图书馆要立足于知识经济社会，只有拓宽文献信息服务的内容，同时为教学、科研服务，发展高科技产业。并对知识经济时代的高校图书馆文献信息服务提出了一些建议。     

长江三角洲高新区可持续发展研究

长江三角洲是我国经济最发达、智力资源最密集的地区之一,高新区已经成为当地高新技术产业发展的主导力量。1990年以来,长江三角洲高新区凭借其良好的区位条件和政策的支持,软硬环境进一步优化,迅速集聚起各类要素资源,增长极作用明显,但也存在自主创新机制不完善,研究开发能力较弱,产品技术含量较低,国际竞争力不强等问题。本文从经济实力、经营绩效、科技创新能力、对外开放能力以及生态效率等5个方面选取29项指标,运用主成分分析法,对长江三角洲8个国家级高新区可持续发展能力进行评价。结果显示,上海张江高新区可持续发展能力最强,南京高新区和无锡高新区次之,杭州高新区和苏州高新区居中,宁波高新区和常州高新区较弱,泰州高新区最弱。并基于此提出了促进长江三角洲高新区可持续发展的对策措施。     

城中村制造业空间集聚研究——以广州康乐村服装生产企业为例

城中村作为城市内部的异质空间已受到学术界高度关注,但对其内部流动人口创建的各种经济部门,尤其是制造业的系统研究仍然少见报导。选取广州市康乐村为案例地区,通过半结构式问卷调查与访谈、土地利用类型与多层建筑物垂直空间利用状况的系统调研,深入探讨城中村内流动人口创建的制造企业集聚的基本特征及形成机制。研究表明:制造企业在康乐村的集聚是关系邻近与地理邻近循环因果关系引导下的主动集聚。企业具有"临时性"、"内生性"、"地域的多元性"及"非正规性";产业构成以成衣制作为主体,企业规模偏小,生产联系松散,技术需求极其低下;在空间分布上则表现为同行业企业相对集中分布,产业空间与居住空间相互依附,垂直空间混合利用以及企业分布受村内道路系统影响显著等。     

外资企业出口溢出与内资企业的出口市场开拓

改革开放以来,外资企业对于中国经济增长和本土企业成长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使用中国海关统计的2001-2011年间企业层面的出口信息,构建城市—产品—出口目的地尺度的平衡面板数据,通过条件逻辑模型方法,探究中国外资企业出口对内资企业出口决策的溢出效应。实证结果显示：外资企业出口活动对内资企业出口决策存在显著的正向溢出效应。此外还考虑了出口目的地和出口地区的异质性,并发现当出口目的地与中国存在较大的经济、地理、政治或制度距离时,外资企业对内资企业的出口溢出效应更显著;中国中西部城市的外资企业出口溢出效应比东部城市更为突出。检验结果表明外资企业出口活动在内资企业开拓国外新市场的过程中能够发挥重要促进作用。     

江苏省不同类型工业企业土地集约利用与影响因素

在对典型工业企业调研的基础上,根据企业所属行业类型将工业企业划分为10类,通过RAGA-AHP评价模型和多元回归模型测算江苏省不同类型工业企业用地集约度,剖析工业企业土地集约利用的影响机制。研究结果表明:不同类型企业土地集约利用水平差异显著,电子类企业集约度最高,文体类企业用地集约度最低;企业类型、企业功能、企业所有制性质和是否为高新技术企业成为影响江苏省工业企业土地集约利用的重要因素,其中,是否为高新技术企业对企业用地集约度影响最大。因此,江苏省应制定基于不同类型企业的集约利用管理制度和产业结构调整制度,针对不同类型企业进行差别化管理,积极引进高新技术企业、三资企业、非制造类企业,并引导国有集体企业转型,提高企业运行效率。     

环境规制对无锡市区污染密集型制造业区位选择的影响

随着生态环境的恶化,发达地区制造业区位选择表现出强烈的环境容量制约性和政府规制主导性.本文在对1998-2008年无锡市区污染密集型制造业格局演变分析的基础上,构筑了引入环境规制影响因子的企业区位演变理论分析框架,并运用GIS空间自回归模型,对以上理论框架进行验证.结果表明,1998-2003年影响企业区位选择的主要要素为交通可达性、土地价格、开发区规划等,而环境规制相关要素对其影响不显著;而2003-2008年,表征环境规制影响强度的水质目标、清水通道等因子对制造业区位选择的影响显著,这表明环境规制开始成为影响污染密集型制造业区位的重要因子.本研究对于正确制定城市产业结构调整政策和合理引导经济环境协调发展具有重要的理论借鉴意义.     

环境外部性与污染企业城市内空间分布特征——基于深圳污染企业的实证分析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恶化,发达地区环境管理力度不断加强,使得污染企业的空间分布表现出强烈的环境容量制约性和政府规制主导性。为应对这种制约与规制,在城市内部,污染企业向城市边界和环境准入门槛低的区域迁移,使得污染企业空间分布及其所形成的城市污染格局更加复杂。利用2007 年深圳市污染源普查数据,通过OLS和稳健回归分别探讨了废水、废气和固体废弃物污染企业环境外部性及其城市内空间分布特征。研究发现：深圳废水与固体废弃物污染严重企业具有明显地靠近城市外围边界但远离香港、经济特区分布的特征,以邻为壑的污染转嫁将辖区内的环境负外部性扩展到邻近城市,以避免对本城区的污染。同时,废水排放较多的污染企业也有明显的靠近城市环境功能较低的外流河分布的特征。企业所有制性质、经营时间等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企业的排污能力,进而影响污染企业的空间分布。另外,不同排污类型的企业空间分布也具有显著的差异。本研究对于转型期正确制定城市产业结构空间调整政策,合理引导经济环境协调发展,尤其是避免跨界流域河道等成为转移负外部性的通道具有重要启示。     

广州市跨国制造企业研发模式演变

跨国资本对发展中地区创新过程的影响已获得学术界高度关注,但对跨国资本在发展中地区研发模式的演变及其影响因素的研究仍然有限。通过半结构式问卷调研与深入访谈,对广州市跨国制造企业研发模式演变及引致其模式变迁的本土因素进行研究。结果表明：跨国制造企业研发模式的演变主要表现为本地研发人员比例逐步提高,开始构建包含本地创新主体在内的多渠道技术获取网络;调整新产品发布策略,加大对核心技术的保护;增加对研发资源的投入,“独立”和“辅助”母公司技术研发的职能显化,开始将本土企业纳入创新链条等。市场规模扩张、本土企业技术能力增加导致的市场推力和珠三角日益强化的资源、环境规制是引发跨国资本研发模式演变的主体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