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州城市规划区地下空间开发适宜性评价

结合苏州城市规划区的地质环境特点,选取地形地貌、建筑场地类别、不良岩土体、水文条件、地质灾害等5个方面13个因子作为地下空间资源开发适宜性评价指标,运用层次分析法(AHP)确定各指标因子的权重,采用多目标线性加权函数建立评价数学模型,利用GIS叠加生成适宜性评价图。结果表明:西部基岩山区地质环境条件较好,适宜地下空间开发,东部平原区水系发育,软土层较厚,水文条件复杂,地下空间开发适宜性相对较差。     

西南地区传统村落区域保护水平评价及影响因素

本文在理论层面构建传统村落保护研究模型,并以西南地区为例,分析宏观视角下传统村落区域保护水平及影响因素。结论显示：① 传统村落保护研究模型涵盖评价体系和影响因素两个子模型。评价体系模型包含从宏观到微观的传统村落时空分布、整体保护水平和单一属性3个层次,其中整体保护水平分为宏观区域和微观社区两个亚层,保存率和分布密度是评价区域保护水平的简易方法;影响因素模型包含基于时间、空间和类型划分的两类基本分析模型。② 西南地区传统村落区域保护水平呈现显著空间分异,在行政区划边界地区形成5个热点集聚区,丽江市传统村落保存率最高,黔东南州分布密度最高。③ 影响西南地区传统村落宏观保护水平的地理区位因素为海拔、水系、中心城市和交通干道。经济社会因素中,非遗规模是最重要的影响因素,人口密度、经济发展、交通建设、交通流动和非遗规模的相关系数存在显著空间分异,城镇化率、产业结构对于区域保护水平无显著影响。本文是对传统村落保护理论体系由个案向整体、由微观向宏观、由零散向系统、由单一向多元方法的推进,具有重要理论和实践价值。     

1980年以来京津冀区域研究进展评论

1980年以来,因研究内容和空间治理重点不同,京津冀、京津唐、环渤海、大渤海等区域名称与区域范围多次变动。作为中国最早开展人文与经济地理学研究的对象区域,越来越受到经济贸易、生态环境、城乡规划等多学科关注。本文基于学术论文和专著、具有影响的科研项目,对1980年以来京津冀及相关区域研究进展进行了综述和评论。归纳起来,研究对象区域经历了“京津唐（塘）—大（环）渤海—京津冀”的变化过程。整体上可分为4个阶段：20世纪80年代面向京津唐地区,国土规划为主的经济地理学区域研究,研究规模有限;20世纪90年代拓展到大（环）渤海地区,面向东（北）亚区域经济一体化进程开展经济贸易科学与地理学交叉研究;21世纪前10年,回归京津冀区域,生态环境科学和城市规划科学大规模介入的融合研究;21世纪10年代京津冀协同发展的多学科区域综合研究。其间,中央政府在该区域开展的一系列重大规划,包括20世纪80年代京津唐国土规划和90年代环渤海经济协作区规划,21世纪前10年京津冀都市圈区域规划和21世纪10年代京津冀协同发展规划,与区域研究形成了良性互动关系,在显著增强空间规划和战略决策的科学性的同时,也有力地促进了人文与经济地理学科发展,推动了人和自然相互间强烈作用状态下区域复杂系统演化规律的研究进展。     

平原农区土地综合整治与乡村转型发展协同机制

平原农区是保障国家粮食安全的核心区,土地综合整治与乡村转型发展协同有利于缓解平原农区经济发展、耕地保护、生态保育等多重压力,保障乡村振兴政策落实。本文以“问题研判—策略梳理—机制构建—实证检验”为研究主线,探讨两者协同机制。研究表明：① 平原农区“三生”空间利用冲突显著,生产空间低值低效、生活空间无序空废、生态空间污损衰退共同制约乡村转型发展;② 面向土地价值提升、人居环境改善、产业融合发展的土地综合整治优化策略,有利于推动乡村转型发展;③ 新时期,土地综合整治由“以地为本”单要素调控转向“人、地、业、权”多要素协同综合整治,权利重组、空间重构、产业重塑是推动土地综合整治与乡村转型发展协同的核心机制;④ 平原农区典型地区禹城市,聚焦土地权属调整、空心村整治和现代产业培育,实现土地综合整治与乡村转型发展的协同推进。本文有利于深化平原农区人地系统科学新认知,为构建现代化国土空间治理体系和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提供实践参考。     

耦合高维排序权和对偶线性规划的综合指数算法

区域可持续与高质量发展需定期监测并科学评估。综合指数评价是应用最为广泛、信息传输效率最高的评估方法。该方法将表征区域发展质量不同侧面的系列指标加权聚合为单个指数,其核心是采用或客观或主观的方式确权。客观确权基于指标的数值统计特性实现,故权重值随指标值而改变,实非“客观”;主观确权能反映决策者智慧,但指标过多时难以实现。学界新提出的基于耦合排序权和熵权法的综合指标法允许决策者确权时仅给出权重排序,但仅支持低维情况（限制为3个指标）。本文在其基础上,借助对偶线性规划推导,使其适用性不再受限于指标数（即实现高维排序权）。同时,对指标的聚合方式进行修改,扩大了算法的适用范围;对熵权法的使用进行修正,增强了算法结果的可解译性。基于推导结果,本文进一步发展出单排序、复排序、全排序3种不同模式下的综合指数计算方法,以满足决策者主观性强、弱、无等不同情况。最后,将算法用于全球可持续发展格局的时空评价分析。本文新发展的算法同时适用于高低不同维度的指数聚合、可兼顾决策者不同层次的主观参与度,具有较强的普适性。     

东北振兴政策体系解构及区域经济响应研究

本文回顾、梳理了2003—2020年东北振兴战略实施以来国家和地方出台的一系列有关政策,分别在国家、省、地市级层面归类总结、解读,对政策的层级、类型和时序进行解构性分析,并基于Python自主编程对相关政策进行文本数据挖掘,最后对东北振兴系列政策引发的区域经济及国企改革效应进行评价。结果表明：① 国家、省、地市围绕东北振兴形成了多类型、多层级、多时间节点的复杂政策系统;② 东北振兴政策体系形成与变迁具有稳定性、连续性、时效性、地域性等特征;③ 东北振兴政策从长期尺度看推动了区域经济发展,但地方对政策依赖度高,短期政策刺激效果明显但可持续性较差;④ 在政策引导和支持下,东北地区国企改革不断深化,创新驱动效果明显,但也面临关键技术瓶颈。     

陆海统筹视域下国土空间多维冲突识别与分区调控——以莱州市为例

充分识别陆海空间冲突并制定科学规划是实现陆海统筹的关键。基于陆海空间利用现状与规划,构建陆海空间冲突的理论分析框架,采用冲突识别矩阵、邻域冲突测度模型和社会网络分析等方法,以山东省莱州市为案例区,1 km格网为研究单元,分别从陆地对海洋、海洋对陆地2个方向定量识别陆海空间的现状冲突和规划冲突,并结合四象限模型对冲突进行分区。主要研究结果如下：① 从冲突范围与强度来看,莱州市陆地利用与规划越过海岸线的范围更大,陆海交互冲突范围将持续增加,陆海统筹应重视空间复合利用与跨系统交互影响。② 从冲突的类型来看,现状冲突中陆地的水域与湿地以及海洋的渔业用海等利用方式对海陆系统产生的影响较大;而在规划冲突中,陆地的一般农地区和其他用地区,海洋的农渔业区和港口航运区4类功能分区跨系统产生的影响较大。③ 现状与规划的耦合分区结果显示,相对独立的陆海空间规划对于控制和缓解空间冲突具有一定效果,然而陆海空间统筹利用与管理迫在眉睫,应结合系统观点根据不同分区特点进行优化。     

多种风电场风速预报订正方法的适用性研究与集成应用

以内蒙古中部某风电场为实验风电场,采用随机森林（Random forest,RF）方法、相似误差订正（Analogue correction of errors,ACE）方法以及概率密度匹配方法（Probability density function matching method,PDF）分别对风电场风速预报进行订正及适用性研究。结果表明：3种方法在各季均对中尺度天气预报模式（Weather research and forecasting model, WRF）风速预报具有不同程度的订正效果,RF方法可以有效改善WRF误差较大的问题,但兼具误差过分放大情况,ACE方法和PDF虽然对较大误差的改善能力不及RF方法,但是能够较好地控制误差过分放大问题。此外,3种方法针对小于5 m·s^-1的小风速段,订正效果不理想,随着风速的增加,订正能力逐渐增强。参照预报模型各自的优势,尝试开展多种预报模型的分风速等级集成应用,可以对不同风速等级下的WRF预报起到较好的改善作用。     

旅游驱动型传统村落“三生”空间功能更新的特征、模式与逻辑——以湖南省张谷英村为例

以湖南省传统村落张谷英村为例,利用GIS技术构造土地利用转移矩阵,探讨旅游驱动型传统村落“三生”空间功能更新特征和逻辑模式。结果表明：1）张谷英村“三生”功能更新主要表现出生活功能产居一体化、生产功能旅游化、生态功能景观化、旅游功能多样化的旅游适应性特征及圈层分化和阶段有序的时空分异特征。2）张谷英村通过生活空间的人文景观开发与民俗文脉挖掘、生产空间的多元高质旅游服务模块构建、生态空间的生态环境保育与自然景观修复,实现传统物质空间的旅游功能更新和功能融合发展。3）旅游驱动型乡村社会通过供需关系构建、示范效应延伸、主客交往反馈,扩展功能更新范围、加深功能更新程度、提升多元功能质量。“三生”功能的更新存在一种相互促进、相互演化的共生耦合关系,其旅游化过程体现了空间结构有序变迁和空间属性质量提升的协同演化进程,以多功能交互、多层次联动的综合路径推助乡村振兴。     

面向全域全要素的广州市国土空间规划传导体系研究

建立科学清晰的传导体系是保障规划治理效力的重要前提。随着全国各层级国土空间规划编制与改革的推进,空间规划体系雏形初显,明确各级、各类规划编制内容、管理权限和传导路径,已成为各级政府十分关切的问题。文章基于广州国土空间规划试点的编制实践,针对原有规划体系中指标分解难、控制线管控标准不一、用地管控尺度和精度不一、设施管控缺乏分级等问题,以全域全要素管控为目标,提出了广州建立“四级三类”规划传导体系及实施评估监督的建议,认为一是要在纵向传导上,强化规划编制和“市—区—街道”行政管理体系的衔接,构建“市域—区—单元—地块”4个纵向传导层级,重点围绕“目标战略、底线管控、功能与用地管控、设施管控”4类核心管控内容明确各层级编制内容和深度;二是要在横向传导上,构建专项规划与各层级规划的“联系-反馈”机制,推进专项规划与总体层面规划同步编制,达成管控要求、核心指标等方面的共识,并加强详细规划层面的设施评估反馈,细化详细规划在指标、名录、位置、结构4个方面的传导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