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南方传统聚落景观区划及其利用价值

聚落文化景观是文化景观研究的最有效的切入点。由于中国南方地区较为多样化的地理环境和文化背景,传统聚落景观的多样化特点比北方地区表现得更为鲜明。不同地方环境与文化背景下的南方传统聚落景观,表现出较为明显的地域分异和景观意象差异,从而划分出识别性较强的8个聚落景观区和40个景观亚区。8个聚落景观区为:Ⅰ.江浙水乡聚落景观区;Ⅱ.皖赣徽商聚落景观区;Ⅲ.闽粤赣边客家聚落景观区;Ⅳ.浙南闽台沿海丘陵聚落景观区;Ⅴ.岭南广府聚落景观区;Ⅵ.湘鄂赣平原山地聚落景观区;Ⅶ.云贵高原及桂西北多民族聚落景观区;Ⅷ.四川盆地及周边巴蜀聚落景观区。南方传统聚落景观区的保护与利用价值主要表现在其独特的遗产价值、科学价值、美学价值及旅游价值。     

珠江三角洲城市旅游竞争力空间结构体系初探

区域城市间旅游竞争力空间结构体系是一个由不同等级、不同空间区位、不同旅游发展阶段的城市通过旅游资源、旅游交通等生产力要素以及客流有机耦合而形成的。本文在深入分析旅游竞争力含义及其空间结构的基础上,采用城市旅游竞争力的多维评价和综合分析的方法,将珠江三角洲城市旅游目的地划分为不同的3个等级,并总结出珠江三角洲城市旅游竞争力具有以广深为轴线的“哑铃”型双极放射状空间形态模式,提出了凭借城市自身比较优势,承担不同层次旅游竞争与合作角色的空间组织模式,旨在通过研究梳理各城市旅游影响要素的优劣差异,认识区域内旅游竞争力的空间结构特征,为进一步探讨形成互利共赢的城市旅游竞争与合作机制奠定基础,促进珠江三角洲城市旅游经济的和谐发展。     

旅游城市化研究进展及启示

旅游城市化是社会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是伴随着旅游业和城市化不断发展而出现的一种必然现象。在对所能获得的国内外有关旅游城市化研究的代表性论著进行分析的基础上,作者从旅游城市化的概念、类型、特征及其影响等方面对旅游城市化的研究进行了分析,认为城市化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基础,旅游城市化作为城市化的一种模式,为我国的城市化道路指明了一条方向。加强旅游城市化的理论和实证研究,有利于我国城市化健康、持续的发展。     

旅游开发对西安传统民俗文化的影响效应

旅游开发对目的地传统民俗文化的影响是“旅游社会文化影响”研究的重要内容,文章以西安为研究对象,分析了旅游开发对当地饮食、节庆和娱乐民俗文化产生的影响效应。文章指出旅游目的地提供给游客的往往是当地民俗文化中易于被商品化的一类;传统的民俗文化一旦被推向旅游市场,它必然要遵循市场运作的原则,为适应旅游市场的需要而发生形式和内容上的改变;对此,当地居民与游客之间存在着明显的感知差异,但这并没有影响到当地居民对“原汁原味”的传统民俗文化的认同感。     

中国海岛型旅游目的地生态安全综合评价与障碍因素研究

从可持续发展的视角,基于驱动力-压力-状态-影响-响应的DPSIR模型构建了海岛型旅游目的地生态安全评价体系,选取中国12个县级地域单元的海岛作为研究区,通过TOPSIS模型对其2018年的生态安全水平进行测度,并根据其贴近度指数划分为不安全、较不安全、比较安全、安全4个等级,引用障碍度模型对影响海岛型旅游目的地生态安全的障碍因素进行诊断分析。结果表明:(1)洞头区、崇明区、定海区的生态安全等级为不安全;平潭县、嵊泗县、普陀区、玉环市和南澳县为较不安全;长岛县和岱山县为较安全;长海县和东山县为安全状态,研究区内海岛型旅游目的地的生态安全面临着较大威胁。(2)压力系统中海岛脆弱性和响应系统中生态保护力度是生态安全水平提升的主要障碍因素,而自然灾害对海岛的损害、环保资金支持力度不足以及有限的海岛空间承载量又是其中最关键的因素。基于障碍因素的诊断,提出了生态安全水平提升的策略,为保障我国海岛的生态安全提供实证参考。     

基于珠海实证的城市旅游增长极限分析框架

城市旅游是城市的一个开放、高流动的子系统,在一定时期内是相对稳定,有增长极限的。城市旅游增长极限受到供需极限影响,当旅游需求超过供给时,出现过度旅游;而当供给超过需求,就会导致过度旅游化。城市旅游需求增长极限呈现阶梯式,只有当影响城市旅游需求增长的长期因素发生持续重大变化时,城市旅游需求增长才可能突破原有的极限,进入一个新的阶段。城市旅游需求极限规定了城市旅游供给极限,决定了城市在一定时期内适合开发的景区、酒店、餐饮、购物等旅游设施规模。本文基于珠海的实证分析表明,过去十几年,由于旅游供需两方面影响因素缺乏持续重大的变化,城市功能和地位、城市主题和特色等因素相对稳定,加之受到区域其他城市的激烈竞争,珠海中高端旅游需求相对稳定,星级酒店等中高端旅游产品面临增长极限。此时,新增旅游景区和星级酒店并不会带来过夜旅游需求的实质增长,反而可能加剧现阶段旅游供需的失衡,造成过度旅游化。本文也讨论了超越旅游极限的条件以及旅游增长与旅游发展的关系,并进一步建议了旅游统计的改革举措。     

旅游背景下传统仪式空间生产的三元互动实践

仪式因其符号性和社会性成为空间研究和理论阐释的绝佳场域,在仪式与仪式空间研究中,仪式背后的社会关系及其对仪式空间的影响尚未得到充分重视。本文以安顺屯堡地戏和芒康加达村巴玛巴典为例,运用访谈法、观察法和文献分析法,回溯并分析两种仪式空间生产的过程与特征,刻画参与和影响仪式空间生产的社会关系,深入解析仪式空间的各个维度及空间生产的三元互动实践,力图比较和呈现旅游发展对地方传统仪式变迁的影响。研究发现,传统仪式的空间是仪式主体社会关系织就的空间,其空间生产本质上是社会关系与空间秩序“重构或调适”的过程;在旅游影响下的仪式空间生产中,空间表征与表征空间之间差异化的互动关系造就了仪式中差异化的空间实践;此外,仪式的空间生产隐含着对现代性消解的抵抗。本文构建了传统仪式空间生产的理论框架,为解读列斐伏尔空间生产与空间三元互动提供了新视角,以揭示旅游与地方文化变迁之间更为深刻的联系。     

边疆省域旅游效率空间分异及驱动因素——以云南省为例

旅游效率评价对区域旅游业提质增效发展具有重要意义。以云南省为实证,采用数据包络分析法(DEA)对其旅游业效率进行分析,运用空间自相关和趋势面等空间统计方法对旅游效率空间关联和整体趋势特征进行剖析,并借助地理探测器模型着重探讨了旅游效率的驱动因子。结果表明：1）云南省旅游综合效率总体水平较好,但州市间差距较大,纯技术效率对综合效率制约能力略强于规模效率;2）旅游效率呈现空间集聚态势,综合效率整体呈“南北两翼高中间低,东西平稳过渡”空间特征,高效区在滇西北“趋同集聚”;纯技术效率在南北方向呈“U”型趋势,东西方向上梯度递减;规模效率总体呈现“南北两翼高中间低,西高东低”趋势特征;3）旅游从业人数、交通网络密度和景区丰度是云南省旅游效率空间分异的主要影响因素,不同因子交互作用时均高于单独作用时的影响力。     

国际社区教育空间布局不均衡研究

社区教育空间布局不均衡不仅是中国面临的问题,也是全球性的问题。早在20世纪末,国外就对社区教育空间布局展开了研究,本文通过对国际上相关文献进行梳理,对比分析,发现学者主要围绕社会学及教育地理学两大学科进行讨论。具体主题包括：从空间视角探讨社会空间与教育空间的关系,社区教育资源禀赋的空间分异,社区教育空间不均衡与减贫、民族、性别之间的关系以及对社会公平正义的影响,个体情感归属与社区教育空间布局的关系、社区教育空间的外向性、地理空间技术和方法在社区教育领域的应用。结合当前我国社区教育自身发展的特点及国际研究的趋势,未来我国社区教育研究可以从社区教育对社区居民身份认同的空间塑造,对地方经济增长、社区民主、民族融合的影响;以及从时空演变的经纬度探寻社区教育资源空间布局不均衡的原因,并科学地提供均衡配置两个方面进行。     

浙江省县域旅游经济增长的空间溢出效应

论文以浙江省65个县域单元为例,综合运用探索性空间数据分析和空间杜宾模型,实证了2004—2016年浙江省县域旅游经济增长及其影响因素的空间溢出效应。结果表明:① 研究期内浙江省县域旅游经济整体表现出较强的空间依赖性,局部空间关联类型以高—高和低—低集聚为主,高—高集聚区主要位于中心市区,低—低集聚区主要位于浙西和浙南等地。旅游经济增长的空间自相关性表明考察其演化路径时不可忽视空间效应的存在。② 浙江省县域入境和国内旅游经济增长均存在显著的空间溢出效应,本地入境和国内旅游经济每增长1%,将会带动邻近县域入境和国内旅游经济分别增长0.192%和0.249%。经济发展水平、旅游资源禀赋、旅游基础设施和区位交通条件等均具有显著的空间溢出效应,忽视旅游经济增长的空间效应,将会高估这些因素的作用强度。③ 驱动旅游经济增长的各影响因素的作用强度和影响路径存在显著差异,未来应充分关注入境和国内旅游经济增长的空间依赖特征,将驱动旅游经济增长的各因素齐抓并举,方可实现县域旅游经济的高质量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