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onflict on the Range: Evaluating Driving Factors of Attitudes Toward Prey Species in Qilianshan

Human-wildlife conflict (HWC) is a global conservation issue of increasing concern, and understanding the factors driving conflict is crucial for preventing or mitigating it. In many parts of China, large human populations and increasing development has led to an escalation in HWC with both carnivore and prey species. In this paper we assess herder attitudes toward blue sheep (Pseudaois nayaur, Hodgson, 1833), white lipped deer (Carvus albirostris, Przewalski, 1883), red deer (Cervus elaphus, Linnaeus, 1758), and marmot (Marmota himalayana Hodgson, 1841) through interview-based surveys conducted in 46 households across 8 villages in Qilianshan National Nature Reserve, Gansu, China. We also examine the perceived impact of three ecological-restoration policies (anti-grazing, sustainable grazing, and grass-planting policies) on livelihoods, and how this affects attitudes toward wildlife. Herders reported neutral attitudes toward wildlife species in general, but reported negative attitudes towards blue sheep. Mixed-effects modeling revealed that herder attitudes toward the target species varied significantly across villages, but other socioeconomic variables had limited explanatory power for attitudes. Furthermore, we found that while policy implementation was negatively perceived by herders, anti-grazing policy implementation and total policy implementation were positively correlated with positive attitudes toward wildlife, highlighting a potential gap between perceived threats and actual threats. Finally, we show that the leading cause of reported livestock death is preventable disease, alleviation of which may help improve attitudes toward wildlife.     

区域生态承载力预警评估方法及案例研究

本文针对国家资源环境承载能力监测预警评估中生态承载力评估的需求,探讨了生态承载力及预警的定义与内涵,从预警角度提出区域生态承载力评价的内容与方法,并以京津冀地区为例开展了案例研究。主要结论为：生态承载力是指生态系统提供服务功能、预防生态问题、保障区域生态安全的能力。生态承载力预警评估的实质是评估人类活动是否及在多大程度上影响生态系统在水源涵养、水土保持、防风固沙等主要服务功能的提供,是否产生了生态环境问题,是否影响到区域的生态安全。其评价流程主要包括：区域生态承载力评价指标选取及评价方法和阈值的确定、生态承载力预警状况及变化趋势分析、成因解析等内容。本文提出的生态承载力预警评价的方法及案例,可为全国及区域生态承载力的评估提供基础。     

全球变化背景下景观生态适应性特征

全球变化包含气候变化、经济发展、土地利用变化等自然、人为及共同作用下引发的转变,是当前景观结构与功能保障面临的主要挑战。景观生态适应性是指景观这一地表镶嵌体吸纳上述影响并维持主要功能的特性,涉及不同景观类型、组成单元及层级在不同时空尺度中的不同程度转变。本文从景观生态学视角切入,以景观系统作为缓解与适应全球变化冲击的主体,整合农业景观、城市景观等相关研究案例,凝练当前景观系统适应全球变化过程的特征为：①由部分因子的绝对主导转向复合因子共同作用;②景观类型内部趋同,景观多样性及独特性降低;③同类景观间功能等级分明、分工明确,跨区域时空联系增强;④不同景观类型间空间边界清晰,过渡带景观功能退化。就当前全球变化议题,建议后续研究应加强：不同景观类型或组成单元的适应能力对比及其不确定性分析;基于景观系统整体健康的适应途径尺度联系解析;多学科、多部门研究在全球变化情景下的有效整合;景观系统适应性或适应能力量化分析方法的深化。     

土地规划的自然过程基础与大数据时代的方法探索

随着城市化与工业化程度不断加深,产业空间结构不断重组,导致土地供需矛盾日益突出,国土资源无序开发日益严重,因而优化国土资源空间格局,成为生态文明建设的首要任务。同时,科学合理配置土地资源对土地规划提出了更高要求,传统土地规划方法有待改革。在基于尊重自然、顺应自然的开发理念下,总结土地自然过程基础对土地规划的影响,实现“山水路林田生命共同体”的协调规划发展。其次,“大数据”时代的来临,云计算、空间数据整合、云分析等技术对土地规划方法提供新的技术支撑;最后,针对土地规划数据特殊性、移动用户终端的广泛性,提出应创建土地规划云服务平台,使土地规划实现数据集成管理和更新,从而提高土地规划质量。     

赣江流域生态经济价值与生态补偿研究

借鉴生态补偿研究中生态价值当量的思路,构建森林、草地、农业用地、湿地、河流湖泊和荒地6类不同生态系统指标,对赣江流域的生态经济价值进行测算与分析。结合以生态服务功能价值为基本依据的生态补偿,引入经济学中的博弈论,以赣江流域上游的赣州市和下游的南昌市为例,建立流域生态补偿模型。结果表明:基于修正系数下赣江流域2013年的生态价值当量为730.16万,生态经济价值为46.85亿元,各县域的生态价值当量和生态经济价值差异均较大且二者表现高度一致。从生态价值当量看,最小值为赣州市区的2.87万,最大值为宁都县的31.36万;从生态经济价值来看,最大为宁都县的2.04亿元,最小为赣州市区的0.18亿元。空间上看,赣江流域的生态价值当量和生态经济价值存在一定的地域分异规律,上游明显优于中下游,高值区域集中分布在梅江流域的宁都县、兴国县等县域,低值中心分布在除宜春市区外流域内的各个地级市区,其中林地生态系统的贡献最大,比重达58.98%。利用2004—2013年赣州市的GDP数据和环保投入与南昌市的GDP数据,结合博弈论分析得到上下游的补偿额度在91.53亿~113.18亿元之间。     

天津滨海新区生态用地评价研究

运用GIS和RS技术,从生态服务功能、景观空间结构和土壤环境质量3个方面建立评价指标体系,运用加权指数和法对天津滨海新区生态用地空间重要性进行评价,为区域土地利用规划调整和生态用地分级保护提供引导和理论依据。将生态用地划分为3个类型区,以反映不同生态用地保护级别和建设管制要求。其中,特殊保护区/禁止建设区占生态用地面积的34.62%,大部分为湿地;重点保护区/限制建设区占41.29%,主要为耕地;一般保护区/有条件建设区占24.09%,以盐田为主。     

西南山地滑坡灾害生态风险评价——以大理白族自治州为例

本文以云南省大理白族自治州为例,综合考量生态风险源、受体、暴露响应过程及生态终点,采用信息量模型评估滑坡灾害危险性,基于景观格局指数表征生态脆弱性,并将生态系统服务纳入风险损失的定量表征,定量评估流域滑坡灾害生态风险。结果表明：① 低于1800 m高程、15°~25°坡度、小于0.31植被覆盖指数等10方面因素构成了诱发大理州滑坡灾害的最佳信息量组合,全州普遍处于滑坡灾害危险性中高水平,且西北低、东南高;② 生态脆弱性高值区主要集中在红河流域南部、金沙江流域东南部、澜沧江流域中部;③ 低生态损失流域的水源涵养、粮食供给服务相对较差,生态损失中等流域的净初级生产、土壤保持服务优势明显,高生态损失流域则具有较强的粮食供给和水源涵养服务;④ 基于高中低3种生态风险等级和“高危险—低脆弱—低损失”等8种风险结构,全州367个小流域可划分出避让监测预警区、生态保护恢复区、避让保护兼顾区、自然适应调控区等4种风险防范类型区。     

基于综合指标法的中国生态系统服务保护有效性评价研究

将生态系统服务保护纳入到传统的以保护区为基础的自然保护之中是生态保护研究的新领域。利用综合指标方法,分析了中国从2000-2010年的4种生态系统服务时空变化特征;并对中国的七大生态保护和恢复区域的服务空间保护成效进行评价,提出了国家尺度上的生态系统服务保护优先性分级。主要结论为：① 中国的生态系统服务自西北向东南逐渐增加,显著增加区主要分布在黄土高原地区,显著减少区主要分布在东北及华北地区。黄土高原的生态系统服务提高主要是农田向草地和林地、草地向林地的转换引的;华北地区的降低主要是耕地的减少以及人工用地的增加引起的;东北地区是由于林地向耕地草地、耕地向湿地与人工用地的转换引起的。② 七大生态保护和恢复区的生态系统服务均为增加趋势而且显著增加面积大于减少面积;显著增加面积最大的为三北防护林工程区、最小的为重点生态功能区;显著减少最大为重要生态功能区、最小的为三北防护林工程区。而且,对服务的保护成效在重要生态功能区最高,其次为天然林保护工程区,其余区域均小于全国平均水平。③ 提出的生态系统服务保护优先性等级中,极高级别占到了国土面积的26.18%,保护的生态系统服务量占到全国总量的64.19%,保护成效为全国平均水平的2.47倍。     

中国传统村落空间分布特征分析

传统村落是中国传统文化遗产的重要载体。本文以2012年以来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公布的3批共2555个传统村落为研究对象,通过GIS技术与方法,分析中国传统村落的空间分布特征,探讨传统村落分布与地形、人口、经济、交通、城市格局之间的关系。研究发现：①中国传统村落空间分布的区域差异明显,并已形成四大集聚区;②不同海拔高程地区传统村落的留存保护情况有所不同,高海拔地区传统村落分布较多;③地区人口是传统村落保护和传承的基础,但并不具有明显的相关关系;④地区经济发展与传统村落的保护在理论上并不矛盾,各地应寻找保护传统村落的合适路径;⑤交通发达程度与传统村落数量之间存在一定程度的负相关关系;⑥现存的传统村落多分布在城市边缘或远离城市中心的地区。     

青藏铁路建设环境的"三大难题"

青藏铁路是世界上第一条跨越高原多年冻土区的铁路,工程建设环境面临多年冻土、高寒缺氧、生态脆弱的“三大难题”,比国内外其他多年冻土工程建设更艰巨和困难。由于青藏铁路建设环境的特殊性与复杂性,设计和建设中采取了多种保护冻土的有效措施、高原劳动卫生和劳动保护措施及生态环境保护措施及污染防治措施,各项措施在青藏铁路的建设和运营中显示出了良好的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