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息通讯技术对老年人的社区满意度影响路径——以南京市锁金社区为例

在中国老龄化进程加快以及智慧养老快速发展的背景下,如何运用信息通讯技术(ICT)提高老年人社区生活质量成为地理学与规划学等领域的关注热点。本文选取南京市首个智慧平台落户社区——锁金社区为实证调研对象,通过构建结构方程模型结合问卷调查,探究信息通讯技术对老年人的社区满意度影响路径,其中问卷内容主要包括个人特征属性、个人ICT使用情况、社会支持情况、社区满意度等。结果表明：老年人信息设备的拥有及使用越趋向多元化,其网络活动越频繁;受教育使用水平越高、使用互联网意愿更强烈的老年人其网络活动越频繁;信息通讯技术主要通过社交类网络活动促进老年人的家庭、邻里交往,提高老年人的社会支持,从而提升社区满意度;与社区建成环境相比,社会支持对于老年人的社区满意度影响更大。因此,合理运用信息通讯技术加强老年人与家人、邻里等的联系强度,是提高老年人社区生活质量的一条可行路径。研究结果对于智慧社区、智慧养老建设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Analysis of the institutional and social responses to the eruption and the lahars of Mount Pinatubo volcano from 1991 to 1998 (Central Luzon, Philippines)

Mount Pinatubo volcano erupted in June 1991 in the main island of Luzon belonging to the Philippines archipelago. Huge economic losses and population exodus have followed. This major crisis has been relayed with other crises due to rain-fed lahars which have been supplied with eruption deposits. These lahars have occurred every year since 1991 during the rainy season. They will probably last until 2005. After a brief presentation of the Philippine official response system to disasters, this paper draws up a critical analysis of the different kinds of institutional and social responses deployed to manage the different crisis and post-crisis phases of this event. Based on three viewpoints: from population, media and other actors, this analysis attempts to point out the strengths and weaknesses of the official management system, especially by studying the efficiency and the range of the solutions taken. So, it appears that the management of the June 1991 main crisis (eruption) was a success. On the other hand, difficulties have occurred with lahars risk management. Indeed, these lahars have obliged the authorities to protect and relocate thousands of people. In spite of persistent problems, the management system (monitoring/warning/evacuation) of lahar crises improves year after year. Failures appear especially within the rehabilitation program (protection/rehousing). Many direct (lack of means, preparedness, coordination, dialog, etc.) and indirect (politico-administrative, socio-economic, cultural contexts) factors come together to lock the wheels of the institutional response system. They defer the socio-economic start of this vital northern Philippines area. This revised version was published online in July 2006 with corrections to the Cover Date.     

商业建筑的昨天今天和明天

从人们交换农业、手工业产品的“市”到店铺林立的商业一条街,商业和商业建筑的发展与社会和经济的发展密不可分,现代商业建筑的发展更与人们生活和消费水平分不开。因此,必须研究人们的职业与消费习惯、消费心理、做好市场调查和预测,把握市场机遇,创造适合经济和社会发展各阶段的商业间环境,研究国外现代商业建筑的发展,借鉴其经验,使我国商业建筑沿着正确的道路发展。     

基于块数据的社会治理云平台研究与实现

针对当前基层社会治理所面临的主要问题,利用GIS技术实现空间信息与社会治理数据资源的关联融合,按照管理层级构建底数明朗的社会治理数据底板.以深圳市南山区为例,设计并开发了基于块数据的社会治理云平台,建立了任务分配、事件分拨、指挥调度、考核评价等功能模块,通过数据驱动基层工作,以信息化建设助力基层社会治理精细化、智能化水...     

一种海绵城市社会效益计算方法:以天津大学北洋园校区为例

海绵城市的社会效益是指海绵设施建成后对社会的贡献,其远大于海绵城市所产生的直接经济效益。但是,海绵城市的社会效益难以客观计算,这阻碍了人们对海绵城市的深入了解。因此,客观合理计算海绵城市的社会效益不仅可以反映海绵城市建设是否合理有效,也可为政策的制定提供参考。为此,本文提出一种将主观评价与客观计算相结合的海绵城市社会效益计算方法,通过对可客观计算的社会效益进行主观评价,利用客观计算的效益值将主观评价分值货币化,以此客观计算其他仅可主观评价的社会效益。文中以天津大学北洋园校区为例计算校区内海绵设施的社会效益,结果显示:该校区雨水花园、下凹式绿地和雨水湿地等5种海绵设施的社会效益为1.0~15.5元/(m²·a),植草沟为2.97元/(m·a)。其中,社会效益最高的是雨水湿地,下凹式绿地社会效益最低。根据天津大学北洋园校区各海绵设施建设面积,该校区海绵设施总社会效益约为232.8万元/a。     

唐代治乱分期与气候变化的关系*

将唐代定量划分为治世与乱世5个时期,探讨了唐代治乱分期与气候变化的关系。治世、乱世的划分标准参考一套系统的战争数据集,并用单因素方差分析的方法验证各项数据指标在治世与乱世间的差异性,从而说明唐代治世、乱世分期的合理性。治世、乱世分期结果如下: 公元618—626年为乱世,公元627—742年为治世,公元743—784年为乱世,公元785—859年为治世,公元860—907年为乱世。方差分析的结果显示,除了总边境战争外,气候变化、总战争、反叛战争、进攻型边境战争、防御型边境战争、农业丰歉等级和人口增长率在治世与乱世之间均表现出显著差异。用战争定量体现唐代社会治世、乱世变化,探讨气候变化与社会治、乱的关系即是探讨气候变化与战争的关系,乱世的主要战争类型是反叛战争和防御型边境战争,治世的主要战争类型是进攻型边境战争。相关分析结果表明,唐代温度降低、降水减少的时期,农业收成减少导致资源供给不足,更容易发生反叛战争;温度暖期、降水充沛的时期,农业产量提高,刺激了快速增长的人口,在技术改善能力有限、土地资源一定的情况下,更易发生以对外扩张为目的的边境战争,因此气候变化是影响唐代社会治乱变化的重要原因之一。     

2℃温升目标下中国排放配额分析

本文以国际社会当前所有主要分配方案为基础,研究了2℃温升目标下中国2011-2050年间排放配额,通过控制变量进一步分析了配额分配对于主要参数设置的敏感性。研究结果表明,在与2℃目标相兼容的RCP2.6路径下,到2050年中国CO₂累计排放配额范围为150～440 Gt CO₂,基于等人均排放的分配方式已经变得最不利于中国。为维护合理的排放权益,在气候谈判中中国必须坚持对历史排放的完整追溯。全球排放路径的设定对中国配额也有着非常显著的影响,当2050年全球配额比2010年排放减少40%～50%时,中国在2℃目标下CO₂累计配额范围为151～474 Gt CO₂,当减少50%～60%时为138～478 Gt CO₂,构成中国配额公平范围下限的方案受排放路径的影响更大。     

基于广州实证的后改革时代中国城市住房权问题

社会公正是当前地理学的一个热点也是传统研究课题。住房问题往往是社会公正研究和实践的重点案例。中国住房制度改革之后,中国住房拥有率及人均住房面积均大幅度提高。然而在住房分配的过程中,不平等和不公正现象时有发生。如何区别平均和公正,如何看待中国住房改革中的社会公平与不公共存的现象,是了解中国新城市现象的一个重要途径。本文从近期西方政治学和地理学关于住房权（housing rights）、社会公正以及城市权利等文献的讨论出发,通过在广州的实证研究,运用结构方程模型和Pratt指数对涉及住房权主要方面的住房分异的发生途径及其公正性进行综合分析。实证研究说明在住房分配领域,存在着制度因素延续下来所导致的分异。一些制度因素已经转化为市场因素,直接或间接影响个人居住条件和住房所有权的获得,并通过后者进一步影响住房分异。与此同时,纯粹市场因素的影响则相对薄弱。上述结论有助于了解当前中国城市住房权的核心问题,认识社会公正的发展前景,以及探寻减少社会不公正的制度利器。     

基于交通信息流的江苏省流空间网络结构研究

基于江苏省13个地级市之间的公路、普速列车、高铁（CRH）与信息网络数据,从流空间视角对江苏省空间结构特征及其发展趋势进行综合分析与判断。结果表明：① 公路和普速铁路网络所展现的区域空间结构较为无序且影响范围有限,高铁网络则在大幅度拓展城市有效联系范围的同时凸显了发达地区的重要地位,而信息网络所反映的空间结构更加完整、有序与协调,代表了未来江苏省城市联系网络的发展方向;② 在高铁与信息网络的冲击下,流空间视角下的江苏省省域空间结构研究显出了一些区别于传统认知的新特征与变化趋势,如跳跃性的与非相邻地区产生主要联系、“等级+网络”的变化趋势等;③ 基于交通信息流的江苏省流空间结构呈现出明显的“中心-外围”格局,区域联系线密度由“沪宁线”向“沿海线”逐级递减,空间结构指数的计算结果也基本支持这一论断;④ 以高铁与信息为代表的新要素流对江苏省省域空间格局网络化的效率与公平产生了积极与消极两种影响,前者体现在改善区际可达性促进区域发展,后者体现在核心城市的“虹吸效应”。     

社会资本对区域创新能力的影响

社会资本影响知识创造、知识获取与知识整合,进而影响区域创新能力的提升。基于中国大陆31个省份的截面数据,以无偿献血率、信任度和社会组织密度指标测量区域社会资本,以知识创造、知识获取、企业创新、创新环境和创新绩效等5个指标衡量区域创新能力,采用相关分析和多元回归模型分析社会资本与区域创新能力之间的关系。结果显示：（1）我国各省区间的社会资本与区域创新能力均存在较大差异,但两者的空间分布状况具有相似性;（2）信任纬度与区域创新能力呈显著正相关关系,而规范纬度和网络纬度与区域创新能力呈负相关关系;（3）人均GDP、R&D人员和研发机构数量与区域创新能力均呈正相关关系。最后,提出了提高社会资本、增强区域创新能力的对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