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南湿润区坡面土壤水文过程研究进展与展望

东南湿润区是我国生态环境问题最为突出的区域之一,水体的富营养化是困扰该区域经济和社会发展的主要问题。尤其近些年来,在政府鼓励和市场推动双重作用下,丘陵山区的开发力度逐步加强,越来越多的原生态竹林被开发为经济型用地(如茶园)。但该土地利用方式的转变在带来经济效益的同时,也改变了下垫面土壤孔隙结构和土壤水文过程,从而极大地影响着营养盐随土壤水分的迁移和转化。在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青年科学基金项目“太湖流域丘陵区坡面土壤水文过程物理机制及模拟研究”的资助下,在以下3个方面取得了重要进展：①不同土地利用坡面土壤水分时空变化与影响因素;②坡面水文过程与水量平衡;③坡面土壤水文过程影响机制。目前对太湖流域丘陵区土壤水文过程研究虽取得一些进展,但其影响机制仍不十分明确,有待进一步深入的探讨。上述成果的取得以及未来的持续探索,对于太湖水体富营养化与流域面源农业面源污染控制具有重要的环境意义,进而为推动我国流域生态文明建设提供理论支持。     

城市住宅地价影响因素的定量识别与时空异质性——以武汉市为例

定量测度微观因素对住宅地价影响程度的时空分异特征是有效揭示住宅地价形成机制的重要条件。本文基于武汉市2007-2015年公开出让的住宅地价样点数据,采用广义可行最小二乘法(FGLS)修正的特征价格模型(Hedonic),测度微观影响因素对住宅地价影响程度的时空演变规律。结果显示,各要素对住宅地价影响程度的时序变化特征复杂,空间区域差异明显,具体而言：①2007-2015年间,武汉市住宅地价因素的影响程度从高到低依次为：容积率>医院>城市中心>城市副中心>地铁>公园。②在时序上,城市中心对住宅地价的影响程度呈增强趋势;城市副中心对住宅地价影响整体有所减弱;医院对住宅地价的作用程度呈指数式上涨;地铁对住宅地价增值作用主要发生在开通后;公园的影响持续下降;容积率的影响则在时序上先减后增,与住宅用地出让面积呈反向变动关系。③在空间上,在二环内中心区域,公园、容积率等对住宅地价影响程度较高;而在二环以外,与生活便利性相关的地铁、医院对住宅地价的作用更强;城市中心和副中心功能对住宅地价作用在空间上的互补效应明显。基于研究结果,强化景观用地等的宏观配置和保护力度,审慎确定容积率等是当前城市土地管理值得关注的问题。     

特大城市“三线冲突”空间格局及影响因素

划定“三线”(生态红线、城市开发边界、基本农田保护红线)是构建城市生产、生态、生活空间格局和实现“多规合一”的关键。但在实际工作中,“三线”由不同部门依据不同准则划定,在空间上往往存在冲突。本文以武汉都市发展区为例,从图斑层面探讨“三线冲突”的类型与表征,并分别采用空间格局分析和相关分析法研究“三线冲突”的空间格局特征和区域条件对其影响。研究结果表明：①武汉都市发展区内“三线冲突”以生态—耕地冲突和生态—城市冲突为主,城市—耕地冲突面积较小;②生态—耕地、生态—城市和城市—耕地冲突热点分别集中于都市发展区边缘、都市发展区内部和城乡过渡带,呈圈层分异的特点;③区域条件的6个指标对3类“三线冲突”子类型冲突强度的影响因素各不相同。研究结论为：一是“三线冲突”强度可以用“三线冲突”强度指数(TLCI)表征;二是空间自相关分析、梯度分析、景观格局分析法可以很好地刻画“三线冲突”空间特征;三是对“三线冲突”的自然—人文驱动机制的研究有待进一步完善和深化。本文有助于从城市空间视角加深对“多规冲突”问题的理解,识别“三线冲突”的自然—人文驱动因子,为实现“多规合一”提供理论支撑。     

基于地理探测器的中国中部城市土地绿色利用效率时空演变及影响因素研究

中部崛起战略后,中国中部六省（湖北省、湖南省、安徽省、山西省、江西省和河南省）经济快速发展,建成区面积不断扩张,不仅威胁粮食安全,更加剧资源环境约束。在此背景下,本文采用2007—2018年中部六省80个地级市面板数据,并运用Malmquist-Luerberger指数、重心模型、空间计量模型和地理探测器模型分析中部六省80个地级市土地绿色利用效率时演变、重心移动轨迹变化及其影响因素情况。结果表明：① 2007—2018年中部六省土地绿色利用效率增长是靠技术进步“单轨驱动”的。② 城市土地绿色利用效率值表现出明显的空间分异特征,且重心总体向东北方向移动。③ 中部六省各地级市之间土地绿色利用效率存在空间依赖性和空间溢出效应。④ 除城市建设用地面积外,城镇化率、产业结构高级化水平、经济发展水平、外商直接投资额均正向影响中部六省80个地级市土地绿色利用效率。其中,各个影响因素对土地绿色利用效率的影响从强到弱依次为产业结构高级化水平、外商直接投资额、建设用地面积、城镇化率、经济发展水平。     

安徽县域城镇化空间集聚特征及其影响因素分析

针对当前县域尺度城镇化研究不足,以及传统数理统计模型无法描述城镇化空间集聚特征的薄弱点,从空间自相关视角来探讨县域尺度城镇化空间集聚特征。基于人口、经济、空间及社会4个维度构建县域城镇化体系,运用投影寻踪模型测度县域尺度城镇化,较科学地评价县域城镇化水平;采用空间自相关模型分析县域城镇化空间集聚,并解释其影响因素,实现了对县域城镇化空间集聚规律有效揭示。研究结果表明:安徽县域城镇化水平呈上升态势,存在"南高北低"区域分异;县域城镇化具有显著全局空间集聚,局部H-H区集聚"合-芜-马",L-L区集聚皖北地区;地理区位条件、交通网络改善、中心城市作用及发展政策倾向是影响安徽县域城镇化空间集聚主要因素。     

基于ArcGIS Engine的小型地籍信息管理系统的开发

在地籍信息的管理建设中,将地籍数据的属性数据与矢量数据一体化,建立小型的地籍信息管理系统,可以降低管理成本,为地籍信息管理工作提供便捷的管理手段和有效的决策。本文对地籍信息管理系统的现状进行了研究,总结了系统的总体框架,并且阐述了所涉及的关键技术,选用.NET架构搭建平台,利用C/S模式实现了小型地籍信息管理系统的开发。根据系统的需求与数据的特征,以ArcGIS Engine、VS2010、C#为开发工具,在ArcCatalog中建立文件地理数据库,实现了查询、统计、数据的编辑更新、空间分析、专题图制作、统计与输出等功能。通过实验数据验证,本系统操作简便,可满足对地籍数据管理的需要。     

基于机器学习的南京市旅游地个性及其文化景观表征

旅游地具有物质和精神双重属性。鉴于旅游地精神属性在量化表达和测量方面的困难,以往旅游地研究较少涉及。旅游地个性概念的提出为旅游地精神属性研究打开了思路。由于开展时间不长,当前旅游地个性研究大多基于营销学中的品牌个性研究思路展开,缺乏对地方适用性的考量,且尚未深入到对个性表征形式及表征机制的探讨。基于此,从地理学视角出发,选取城市旅游地作为研究对象,着眼地方特性,系统构建城市旅游地个性量表,在此基础上,开展针对案例地城市南京的个性测量和分析,并以城市文化景观作为表征媒介,深入探究城市旅游地个性的景观表征形式及表征机制。研究发现：城市旅游地个性主要包含态度、气质、性格、能力四大特征;城市文化景观是城市旅游地个性的重要表征媒介,包含现代空间景观、传统空间景观、生态景观、生活景观、社会景观五大维度;以上景观维度及其所辖景观元素在表征城市旅游地个性方面发挥不同作用。研究过程及结论为包括旅游地在内的地方精神属性研究提供了一种概念框架和方法体系,是对精神层面人地关系认识上的丰富。机器学习这一智能化探索型数据分析手段的运用为处理地理学中普遍存在的高维非线性噪声数据提供了有力的方法支撑。     

拉萨古城居民地方依恋及其影响因素研究

以拉萨为案例,对古城区居民地方依恋及其影响因素进行解读。研究发现:居民地方依恋水平整体较高,居民对古城的情感性依恋要大于功能性依恋;但由于依赖类型、居住时间、文化背景、宗教信仰以及"家"的归属感不同,原住居民的地方依恋水平要高于非原住居民;从地方因素来看,宗教信仰、环境状况、活动参与和社交关系是影响居民地方依恋的关键因素,原住居民排在第一位的影响因素是环境状况,而非原住居民排在第一位的则是宗教信仰,这为提升拉萨古城居民地方依恋水平提供了科学依据。     

空间管治视角下京津冀协同发展类型区划

京津冀协同发展的核心是基于问题导向和底线思维,打破行政区划,在更大区域尺度上优化资源配置,实现区域整体发展目标。因此,从优化空间规划体系的高度,开展京津冀区域协同发展的类型区划和类型区管理,实现分区施策的精细化管治极为重要。本文首先立足于京津冀区域发展差异,利用空间属性双聚类的方法将京津冀划分为中部核心功能引领区、东部沿海重点发展区、南部门户功能拓展区、西部和北部生态涵养保护区等四大区域;然后以区县为最小分析单元,从现状开发强度、用地增量预测和生态保护责任等三大维度构建类型划分指标体系,并利用三维空间坐标划分方法将京津冀划分为五大类型区,即：城镇优化发展区、城镇重点拓展区、现代农业发展区、适度建设发展区和严格生态保护区;最后,在空间管治视角下提出京津冀区域分区管治与区域协同管理的建议。     

属性和网络结构双重视角下农民工流动规律研究

微观层面的农民工流动与宏观层面的城市间经济联系存在关联性,属性与网络关系结构相结合为分析这种关联性提供了有力工具。运用1142名农民工调查数据和198个城市官方统计数据构建的网络数据,分别分析了属性因素和个体网络以及城市整体网络因素对农民工流动的影响。结果显示：年龄、文化程度、行业类型、打工年限、流出与流入地区域等个体属性因素,以及求职帮助关系人类型、是否有公职人员等个体网络因素对农民工打工地选择、流动距离和工资收入影响显著。通过分析城市属性与整体网络出度入度、网络相关性、无标度特征、核心—边缘结构和小世界特征等因素,得出了农民工流动具有从落后地区流向发达城市,以远距离流动为代价追求高工资,选择务工城市具有扎堆趋势,聚集在发达城市并非必然获得高工资,向发达地区流动倾向于一步到位等结论。在此基础上,提出引导农民工合理流动,降低信息费用,优化劳动力资源配置的相关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