语言教学与文化导入

从语言与文化的关系入手，阐述在语言教学中文化学习不是可有可无的，它必须始终贯穿于外语教学中。教师应予以足够重视，成为外国文化的介绍者和教育改革的促进者。     

基于手绘图件的考古遗址三维建模方法

考古遗址是研究古代人类活动的重要场所。重建考古遗址三维模型对于历史回溯、古环境恢复和古迹保护等考古工作均具有重要的意义。传统考古发掘过程中普遍采用的手绘图件难以实现考古现场环境的模拟与再现,也不能准确地反映出遗址中文化层与其所包含地物的空间关系。近年来,考古学家引入各类勘察新技术用于考古文化层与遗迹的三维建模,但这些方法无法应用于已完成发掘工作的遗址三维重建。针对这一问题,本文提出一种以考古发掘过程中普遍采用的手绘图件为数据源的考古遗址三维建模方法。该方法以探方为基本建模单元,将考古文化层与遗迹分开建模,利用探方分布图及探方图建立考古文化层三维模型,利用遗迹图建立考古遗迹三维模型,并以三维实体布尔运算方法,将两者无缝整合,构建完整的田野考古遗址三维模型。最后,以湖南澧县八十垱东区为研究区,验证了本文相关研究成果的有效性与实用性。实践证明,该方法能够充分利用传统考古过程中积累的大量资料,有助于将传统考古学在宏观尺度下的定性描述转化为现代"数字考古"中微观尺度的定量描述。     

虾—鱼—贝—藻多池循环水生态养殖模式的研究

建立了一种虾、鱼、贝、藻多池循环水生态养殖及水质生物调控系统 ,该系统包括对虾养殖、鱼类养殖、贝类养殖、大型海藻栽培等 4个功能不同的养殖区 ,1个水处理区及 1个应急排水渠。通过在封闭循环系统内不同池塘中放养生态位互补的经济动植物 ,对虾池水质环境进行生物调控。结果表明 ,循环系统内虾池水层悬浮物数量、COD值、氨态氮含量比对照组单养对虾池明显降低 (t检验 ,P <0 .0 1)。养殖后排放水不处于富营养化状态 (E <1)。投入每千克对虾饲料生产0 .6 6 7kg对虾 ,同时生产 0 .0 37kg罗非鱼、0 .738kg牡蛎、0 .4 37kg江蓠 ,饲料利用率和经济效益显著增加。该养殖模式还具有防病性、环保性、高效性等优点     

大口黑鲈养殖研究

四年来，在研究了大口黑鲈生物学特性的基础上，吸收了国内外的养殖经验，结合实际确立了在水泥池和池塘中繁殖鱼苗、培育鱼种和池塘主养、配养食用鱼的养殖技术。     

波吉卵囊藻的固定化培养及利用

以褐藻酸钙为固定化载体,探讨了胶球直径、不同接种量、CaCl2溶液浓度、褐藻酸钠浓度等条件对波吉卵囊藻(Oocystisborgei)固定化培养及对养殖水体水质的影响。结果表明:波吉卵囊藻固定化培养的最好条件是微藻接种量为1×106 mL-1,CaCl2溶液的质量浓度为30g/L,褐藻酸钠溶液的质量浓度为20g/L。在此条件下制备的固定化藻珠,波吉卵囊藻的生物量从1 83×10-2 mg/粒增加到17. 46×10-2 mg/粒,增加了近10倍,生长率相对较高,证明了它的生理活性不会因固定化而受干扰。引入固定化的波吉卵囊藻不但可以降低养殖水体中氨氮、亚硝酸氮等有害因子的浓度,还能提高水中溶解氧含量,使水体环境长时间处于良好的动态平衡状态。     

生物饵料培养课程教学改革的探索与实践

介绍了“激发学生学习兴趣—优化课堂理论教学—强化实验教学”模式在生物饵料培养课程教学中的探索与实践。提出增强教学的趣味性、改革课程考核方法、合理安排实验课顺序及加强学生实验操作能力的培养等途径改革教学方法。通过问卷对此教学模式进行调查,结果表明生物饵料培养的教学改革取得较好的效果。     

人居环境治理视域下地质文化村建设路径研究

地质文化村是脱贫攻坚和乡村振兴背景下衍生出的乡村地质遗迹保护和开发利用相结合的新概念,目前正在全国多地推广设立,现有研究主要集中在内涵分析和规划设计方面,其具体建设过程中缺乏科学的路径参考。本研究从乡村人居环境治理的视角出发,首先,在讨论的基础上将地质文化村归类于人居环境“景区化治理”的一种形式;其次,基于扎根理论的研究方法将筛选的39篇“人居环境治理”主题文献作为研究资料,利用NVivo11对文献内容进行编码,构建了“人居环境治理”主题分析框架;最后,在归纳和借鉴人居环境领域研究成果的基础上,从“响应国家战略”、“建设思路”、“保障措施”“建设手段”四个方面提出了地质文化村的建设路径。     

我国地质文化村（镇）空间分布特征及影响因素研究

地质文化村（镇）是地质文化科普的重要窗口,也是所在区域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依托,对其空间分布特征及影响因素的研究对我国地质文化村（镇）的进一步评定和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意义。运用最邻近指数、不平衡指数、核密度分析和地理探测器方法,对我国50个地质文化村（镇）的空间分布特征及其影响因素进行研究,研究表明：①地质文化村（镇）的空间分布类型为随机分布型;②各省（市、区）地质文化村（镇）数量差异明显,空间分布不均衡,呈“东多西少”格局;③地质文化村（镇）形成1个高密度核心区、2个次高密度集聚区、1条核心延长带;④影响我国地质文化村（镇）空间分布格局的因素由特色地质资源、自然条件以及社会经济与人文资源3个一级指标构成,其中社会经济与人文资源对地质文化村（镇）空间分布影响最大且效果显著。在今后地质文化村（镇）的评定建设中,应加强中西部地区地质文化村（镇）的建设和申报;适当给予中西部地区地质文化村（镇）评定倾斜;加大地质文化村（镇）宣传力度;充分发掘地质特色及民俗文化,加强地质文化村（镇）与文化的融合。     

采用逻辑回归的汾河流域遗址分布研究

为了更好地指导考古挖掘和理解古人类活动,该文从汾河流域DEM数据中提取高程、坡度、坡向、地形起伏度、地表曲率、距河流距离及距大遗址距离等作为自变量,利用二元逻辑回归建立流域内仰韶时期至夏商时期各时期遗址分布模型,对模型结果进行了定量分析并生成了汾河流域各时期遗址分布概率图,在此基础上对汾河流域人类文化遗址的分布特征进行研究。遗址分布模型总体分类精度较好。遗址分布模型对考古工作及古环境研究具有重要价值,可以为考古工作提供决策支持。     

新文化地理学的理论统一性与话题多样性

新文化地理学起源于20世纪80年代,是对传统文化地理学研究范式的激进反思甚至颠覆。首先,新文化地理学具有理论基础的统一性。其反对伯克利学派"超有机体"的文化观,认为"文化"并非具象的"物体",而是在特定的社会情景或社会关系之下由社会群体自下而上地建构或生产的。自然、景观、地方、空间等地理学要素也并非"文化"被动的表达或容器,而是建构意义与价值系统的关键维度。其次,新文化地理学具有研究话题的多样性。这种多样性不应该被简单理解为研究视角的分散性或破碎性,而是新文化地理学的文化观带来的必然结果。新文化地理学关注草根群体自下而上的文化实践、不同群体与不同尺度的文化事项、以及瞬息万变的日常生活经验。因此,这极大地拓展了其研究话题的广度。目前,中国地理学中有关文化的研究还处在比较边缘化的位置,但现代中国社会的高速变迁迫切地要求文化地理学者从文化的社会性与空间性出发,探讨社会成员赋予自然、景观、地方、空间等地理学要素的文化意义,以及文化这一维度在经济地理学、城市地理学等研究中的重要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