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村世界遗产特征与价值研究

世界遗产缺乏对乡村类型遗产的划分导致对此类遗产特征与综合价值的把握不甚明确。乡村是由其所在地的自然基底要素、硬质要素和软质要素共同作用形成的综合体,记录了乡村人类活动的历史,表达了特定乡村地域的独特精神。文章筛选了28处独立且仍有人类活动的乡村世界遗产,通过梳理文献资料归纳了不同地域的乡村世界遗产特征,并且总结了乡村规划布局、文化艺术、杰出建筑和土地利用4大核心价值。进而指出,我国的乡村世界遗产申遗工作起步较晚,且地域局限、类型单一,未来乡村世界遗产申报可尝试从其他遗产亚类或者双遗产角度开展,发掘乡村地域的自然生态环境、手工业生产方式等价值,丰富我国乡村世界遗产类型和价值。并且,我国在城镇化进程中应当格外注重对乡村世界遗产的保护。     

中国传统村落空间分布特征分析

传统村落是中国传统文化遗产的重要载体。本文以2012年以来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公布的3批共2555个传统村落为研究对象,通过GIS技术与方法,分析中国传统村落的空间分布特征,探讨传统村落分布与地形、人口、经济、交通、城市格局之间的关系。研究发现：①中国传统村落空间分布的区域差异明显,并已形成四大集聚区;②不同海拔高程地区传统村落的留存保护情况有所不同,高海拔地区传统村落分布较多;③地区人口是传统村落保护和传承的基础,但并不具有明显的相关关系;④地区经济发展与传统村落的保护在理论上并不矛盾,各地应寻找保护传统村落的合适路径;⑤交通发达程度与传统村落数量之间存在一定程度的负相关关系;⑥现存的传统村落多分布在城市边缘或远离城市中心的地区。     

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旅游开发价值评价体系与应用——以苏州市为例

旅游开发提高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自我生存能力,使其摆脱濒危的困境,是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利用的重要方式。本文对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旅游开发研究进行梳理,在此基础上,构建了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旅游开发价值评价指标体系,即由资源禀赋条件、可展示与体验性、遗产地旅游发展条件3个方面的要素组成,并以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富集的苏州为例,对省级以上非物质文化遗产进行了评价,共评出三级旅游资源3项、二级旅游资源16项、一级旅游资源29项。主要结论为：产品衍生性、展示适宜性、是否具备可观赏性、遗产保护情况决定了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是否能够成为旅游资源;可展示与体验性决定了非物质文化遗产旅游资源的旅游开发价值水平高低。手工艺类、民俗类非物质文化遗产具有较高的旅游开发价值,民间文学、传统体育游艺与杂技和传统医药的旅游可开发性较差。本文构建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旅游开发价值评价体系可为旅游地进行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筛选和旅游开发提供科学依据。     

甘肃迭部地区地质遗迹资源类型与开发利用及保护

通过调查研究发现甘肃迭部地区地质遗迹资源涵盖3大类7类13亚类,尤以碳酸盐岩（岩溶地貌）、峡谷及冰川地貌等资源最为典型。区内数量繁多且独具特色的地质遗迹资源,是对中生代以来青藏高原东北缘地区沉积地层演化与区域构造—气候耦合过程中的重要地质事件的灵敏反映与记录者。提出了以政府引导与规范管理、协调统一与科学规划及品牌宣传的保护与开发利用建议,可为政府对迭部地区旅游产业整体规划、发展、决策和生态环境保护等提供依据,为开发这一地区的旅游资源提供引导。     

山东海域海岛地质遗迹资源综合研究

地质遗迹是在地球演化的漫长历史时期,由内、外地质动力共同作用形成的不可再生的自然遗产,海域海岛地质遗迹因依托特有的海洋环境更显瑰丽和珍贵,对建设海洋强国也更具资源价值。为给海洋资源管理提供技术支撑,文章以《地质遗迹调查规范（DZ/T0303-2017）》“地质遗迹分类”为基础,结合地质条件、遗迹特点和地域分布,将山东省海域划分为滨洲—潍坊海域和烟台—日照海域两区,按海水与岛陆位置关系划分出岛陆、岸线潮间带和岸岛水下三带,在两区三带内按搬运-沉积类、构造-剥蚀类和地质体-地质构造类三大成因类型进行分区、分类综合研究,对遗迹成因进行分析,对重要遗迹资源作了重点介绍,并根据资源保护现状与存在问题,提出完善源法规体系和保护机制、建立信息与预警系统平台、加强宣传、进行监测、采取必要工程措施等严格保护建议,同时提出促进旅游业发展、开展地学科普、助推社会文明和生态文明建设、助力对外交流等利用方向。专门针对省域海域海岛地质遗迹进行综合研究在全国尚属首次,对科学管理和充分利用海域海岛优势生态资源具有重要意义。     

遗产旅游地居民的地方认同——“碉乡”符号、记忆与空间

文化地理学者对“地方”这一理论视角主观性意义的强调,使得“地方认同”等呈现人与地方情感联系的概念被重新审视。在当今中国申遗热的背景下,当地人的地方认同在各方力量对遗产归属与表述的争夺中重塑,如果将这种重塑放在多尺度的分析框架下,就可以发现地方认同不仅仅局限于某一特定封闭的地点,在本土、全国以及跨国空间中呈现不同的表述。开平碉楼与村落作为广东首个世界文化遗产,并且是中国唯一以华侨文化为主题的世界文化遗产,是研究遗产生产对地方认同变迁影响的典型案例。结合文献分析、观察法与访谈法等,阐述遗产旅游发展背景下当地居民的地方认同变迁,分析开平作为“碉乡”的具体内涵。研究发现：遗产申报和维护使碉楼被硬性确立为地方的象征,具有高度符号化的特点;“碉乡”形象在居民地方认同中的展开并不完整;“碉乡”在历史延续中存在着多重割裂;“碉乡”的空间边界既明确又封闭。     

村落遗产地社区居民旅游发展态度的影响因素

构建了社区依恋、社区关注、社区参与、旅游影响感知和社区居民旅游发展态度的结构关系模型,并以村落遗产地——福建土楼为例,采用结构方程模型（SEM） 验证社区居民旅游发展态度的影响因素,并引入个人获益作为调节变量,剖析在获益居民和没有获益的居民中,各种旅游感知对旅游发展态度的影响是否存在显著差异。研究结果表明：① 经济获益感知、社会文化获益感知和环境获益感知均对态度具有显著正向影响,而经济成本感知对态度具有显著负向影响;② 社区依恋通过社会文化获益感知和环境获益感知对态度产生间接影响;③ 社区关注通过经济获益感知和环境获益感知间接影响态度,并通过经济成本感知间接影响态度;④ 社区参与通过经济获益感知、社会文化获益感知和环境获益感知对态度产生间接正向影响,并通过经济成本感知对态度产生间接负向影响;⑤ 经济获益感知、社会文化获益感知和环境获益感知对态度的影响对获益居民比没有获益的居民要大,而经济成本感知、社会文化成本感知与环境成本感知对态度的影响对没有获益的居民比获益居民要大。     

分散型村落遗产的保护利用——以开平碉楼与村落为例

以世界文化遗产--开平碉楼与村落为例,从空间结构入手探讨了"分散型村落"这一特殊遗产类型的概念及其空间布局分散、村落格局完整、主题载体连接、片区特色鲜明和整体价值突出的五大特点,并阐述了这些特点对遗产地带来的不利于统一管理与统筹利用等方面的影响。在分析开平碉楼与村落遗产地保护和发展现状的基础上,对比和借鉴其他类似"分散型村落"遗产地保护利用经验,针对分散型村落遗产的独立性、差异性和不可分割性,提出了该类遗产整体保护、统筹规划、区域联动、统一形象、各显特色、纽带连接等保护和发展的对策,达到在保护村落遗产的真实性和完整性的同时使遗产地实现可持续发展。这对我国众多村落遗产及历史村镇如何在快速城镇化和新农村建设的背景下,既要严格保护珍贵的遗产资源,又要有效发展当地社会经济有较好的启示作用。     

中国荔波锥状喀斯特世界自然遗产价值全球对比分析

研究世界自然遗产地价值,对遗产地本身以及其他类似区域的可持续发展有重要意义。基于系统论思想,将"中国南方喀斯特"第一批三处遗产地中的荔波锥状喀斯特置于全球视角,选取相似的、具有代表性的区域,结合世界遗产第八条有关地质地貌特征与演化历史等方面的评价标准,进行全球对比分析,揭示其全球显著价值。研究表明:荔波锥状喀斯特具有更为独特的演化环境与更为复杂的地质演化过程;更有典型的锥状喀斯特单体形态与较为齐全的地貌组合类型,更有罕见的锥状喀斯特森林生态系统和生命记录。荔波锥状喀斯特是反映地球热带-亚热带锥状喀斯特演化历史主要阶段的典型范例,极具代表中国南方喀斯特的世界遗产价值。     

An ‘Effective’ Involvement of Indigenous People in Environmental Impact Assessment: the cultural impact assessment of the Saru River Region,Japan

The Cultural Impact Assessment of the Saru River Region represents the first time that a site investigation was implemented in Japan in order to preserve an ethnic culture in relation to the construction of a dam. One of the project's basic concepts was to get local residents, especially those of Ainu ethnicity, to participate in the investigation. Existing case studies of environmental impact assessment have argued that the assessment has failed to sufficiently involve Indigenous people in its process and has largely failed to incorporate Indigenous knowledge, cultural values, and voices into its processes and outcomes. Also, intangible aspects of Indigenous cultural heritage have not been protected. In the Cultural Impact Assessment of the Saru River Region, the Final Report was released in 2006 and significantly included the 3 year investigation of input by local residents. In this sense, this assessment succeeded in effectively involving Indigenous people in its process and in reflecting their cultural values in its results. The more important issue is, however, how these results were included in the final outcomes. If Indigenous people have no power over final decision making, their involvement is not effective. This paper analyses the significance and unresolved problems involved in this overall assessment proces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