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中地区元代干旱灾害与气候变化

通过对元代关中地区历史资料的搜集、整理和分析,对该时期关中地区的干旱灾害等级、干旱灾害事件在时间上的变化及其成因进行了研究。结果表明:关中地区从元代早期(公元1266年)至元代晚期(公元1359年)的94年中,共发生干旱灾害33次,平均每2.85年发生一次;元代关中地区的干旱灾害主要以轻度旱灾为主,占旱灾总数的42.4%,其次是中度旱灾,占旱灾总数的24.2%,特大旱灾的发生频率也较高,占旱灾总数的21.2%,大旱灾发生频率最低,占旱灾总数的12.1%。关中地区干旱灾害在元代早、中、晚期分布不均匀,从早期到中期再到晚期,干旱灾害呈现出由少变多又变少的趋势;降水量的年内分布不均匀是该区在元代发生轻度和中度干旱灾害的主要原因,而气候的异常明显变干是该区在元代中期干旱灾害加剧和大旱灾频繁发生的主要原因。该地区自身的地理位置,所处的气候背景以及人类活动导致植被破坏也加剧了干旱灾害的发生。元代关中地区发生了1次干旱气候事件,时间在1326—1332年。初步确定元代关中大旱灾发生年份主要灾区的年均降水量为400 mm左右,特大旱灾发生年份主要灾区的年均降水量为350 mm左右。     

徐州龟山汉墓病害及其产生原因分析

通过介绍徐州龟山汉墓的建筑特点及病害特征,分析了汉墓病害的产生原因,为治理病害的施工图设计及具体文物加固保护方案提供了极为有益的借鉴资料.     

明代日食的地方记录

明代中期兴起的地方志和私人著作,记载了许多天象事件,日食记录是其中重要内容.地方性日食记录的精华集中在对日全食现象的生动描述,地方志记录的最大价值是一次日全食的多个见全食点.明代中国东部地区发生了15次中心日食.明后期的10次中,8次都有大量的地方性记录.讨论了明代地方性日食记录的各种特点,并重点展示了这8次日全食在全国各地的观测地点分布以及对日全食景象的生动描述.     

重庆忠县翠屏山西晋崖墓出土宝玉石和玻璃饰品的工艺初探

利用显微镜对重庆忠县翠屏山西晋时期崖墓出土的玛瑙珠、琥珀饰品和玻璃珠的表面痕迹进行了显微观察,对它们的加工工艺进行了分析和探讨。其中,玛瑙珠在粗磨过程中应使用了粒径较大、粒度不均匀的石英砂粒,导致玛瑙珠的外形不规整,表面多大而深的凹坑;琥珀饰品的钻孔外缘和表面存在较多应力裂纹,显示当时的玉匠对琥珀的加工尚不能克服琥珀性脆、怕热的缺点;玻璃珠至少可见铸造——切削成形、缠珠和直管切割3种制作工艺。这些饰品的特点反映了西晋时期平民社会所使用的饰品的面貌和工艺水平,为中国古代宝玉石和玻璃器的断代以及工艺研究提供了新的信息。     

明代大食分日食记录考证

自明代开始,地方志中出现大量的日食记录,其中全食、近全食记录对于现代天文学研究具有特殊意义．明代此类记录共有270条,由于流传中的混淆,其中大半错误．现以（中国古代天象记录总表｝为基础,根据现代天文学计算结果和原文的文字特征,对每一条记录进行考证和说明,试图恢复记录原貌,以便使其中宝贵的信息得以应用。     

崇祯实录及长编中的天文资料

由于留存文献较多而又保持传统特色,明代天文记录是研究中国传统天文学的重要资料。由于《明实录》卷帙浩繁,何丙郁等将其中与天文学有关的记载摘录出来,出版了《明实录中之天文资料》一书。以同样的体例,将该书未包括的《崇祯实录》及《崇祯长编》中的天文资料辑出,以为该书之补充。同时对其中能够计算的天象作了复算,以为注释;对崇祯朝天象记录文献来源的特征作了探讨。     

毛乌素沙地汉代古城遗址空间格局及驱动力分析

运用最近邻指数法、空间分析法和耦合分析方法,研究了毛乌素沙地31座汉代古城遗址的分布特征,探讨了古城遗址空间格局与地理环境要素之间的关系。通过对31处古城址进行点格局分析,得出古城遗址间平均最近邻直线距离为25.5 km,属于凝聚分布模式。汉代古城遗址主要集中在4个集聚区,即秦长城—秦直道强影响区（A）、秦长城—秦直道弱影响区（B）、西南集聚区（C）及西北集聚区（D）。其中,秦长城—秦直道强影响区（A）是最主要的遗址分布区,占古城址总量的48.4%。毛乌素沙地汉代古城遗址呈西疏东密的分布特征,形成明显的“空间组群”格局。在当时的气候背景下,地貌和水资源等自然因素主要制约城址的选择,而政治、军事和交通区位等人文因素则对古城遗址的数量和空间结构起主导作用。     

北宋路域耕地面积重建及时空特征分析

基于垦田和户口史料及耕地分布影响因子的分析,本文建立了北宋册载垦田数据的订正方法以及路域耕地分布倾向模型和分配模型,重建了北宋4个时点的路域耕地面积。结果表明：① 北宋开宝九年（976年）、至道三年（997年）、治平三年（1066年）和元丰元年（1078年）的耕地总量分别为468.27×10⁶今亩、495.53×10⁶今亩、697.65×10⁶今亩和731.94×10⁶今亩,百年间耕地面积增加了约2.64亿今亩;垦殖率从开宝九年（976年）的10.8%,增加至元丰元年（1078年）的16.9%,提高了约6个百分点;而人均耕地面积由15.7今亩降至8.4今亩。② 从空间变化特征看,东南地区是北宋土地垦殖发展最快的地区,土地垦殖率增加了约12.0%,北宋中期长江中下游平原局部地区垦殖率高达40%;其次是北方地区,土地垦殖率增加了5.2%,北宋中期黄淮海平原的土地垦殖率也超过了20%;西南地区农业发展相对落后,区域土地垦殖率仅增加1.2%,除成都府路外,各路垦殖率均低于6%。③ 从评估结果看,本文所构建的路域耕地分配模型具有一定的可行性,相对误差绝对值小于20%的路域占总路数的84.2%,结果能较好地反映北宋时期路域耕地面积的时空变化特征。     

泾河中游地区全新世成壤环境演变研究

根据长武ETC全新世土壤剖面的测定分析,探讨了该地区全新世成壤环境演变过程,阐明了先周时代土壤特征及人类耕作对成壤过程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全新世早期气候温和干燥,沙尘暴明显减弱,风尘堆积速率降低,具有轻微生物风化成壤作用;对应于全新世最适宜期,该地气候温暖湿润,生物风化成壤作用大于风尘堆积作用,为典型的黑垆土成壤期。从3 100 a B.P.开始,季风气候格局发生转变,气候干旱化,沙尘暴加剧,风尘堆积速率大于生物风化成壤速率,土壤资源自然退化,形成弱成壤层和黄土层,两层均属于全新世黄土L₀。先周时期耕作层对应古土壤层的顶部,土壤具有典型的团粒结构。3 100 a B.P.时的季风转变导致的气候干旱化与土壤退化促使了游牧民族南迁和"古公迁岐"事件的发生。     

宁夏地区汉代丝绸之路沿线村落遗址空间分布及其影响因素分析

主要运用历史文献分析法和GIS空间分析法,总结宁夏地区汉代丝绸之路沿线98个村落遗址空间分布特征。结果表明：该区域村落遗址空间上已呈现1个集聚中心和4个次集聚中心,且在今固原市辖域内形成一处“西北—东南”空间集聚分布区。古遗址具有较为明显的濒水特征,距水源1 km以内者占总数的54.08%,且多集中于坡度2°~6°的丘陵、台地阳坡上。为更加准确地探求自然环境和人文社会各影响因子对研究区域内村落遗址空间格局的影响作用,故引入地理探测器予以分析。可知除以水源为典型代表的自然环境等要素制约村落的形成与发展外,中心聚落和交通区位共同构成主要影响因素,前者更是主导因素。至迟于汉代,已出现人文社会诸要素对村落选址分布的决定程度远超自然环境各要素这一变化趋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