粤港澳大湾区城市群知识多中心的演化过程与机理

基于1990-2016年“Web of Science”核心合集所收录的科研论文合著数据,借助基尼系数测度属性和功能多中心性的方法,对粤港澳大湾区城市群的知识多中心性及其知识网络的演化进行了研究。结果发现：① 伴随着粤港澳大湾区城市群知识生产总量的持续增长,其多中心性程度呈现出阶段性、阶梯式提升的特征,分别经历了波动、增长和分化的发展阶段,港澳回归后的2000-2010年间是多中心性快速增长的重要阶段。② 粤港澳大湾区城市群在区域、国家和全球尺度上的功能多中心性程度随着尺度增加逐级递减,进一步证实了功能多中心性的尺度规律性;而且发现了多中心在演化中的尺度敏感性,全球尺度上的多中心性会存在不确定的峰值,而区域尺度上的多中心性可能会持续增加。③ 城市群多中心的演化是受制度接近、地理接近和等级接近影响,在研究人员移动、科研单位联动和政府政策推动及其行动主体间的相互作用下实现的,多中心程度的增加有助于推动粤港澳大湾区城市群构建科研协同创新共同体。     

武汉地区GPS气象网应用研究

针对武汉地区GPS气象网进行了3方面的应用研究。首先为利用武汉地区的无线电探空资料推算了适合武汉地区的大气加权平均温度计算模型,该模型与Bevis模型存在一定的区别;其次为武汉地区GPS气象网的可降水量的可靠性研究,将GPS可降水量与无线电探空数据比较,得到两者差值的均方根为3.9 mm,相关系数为0.933。最后为武汉地区GPS气象网的可降水量序列对武汉地区2005年入秋季节的转换进行了监测,得到武汉地区的入秋转换为2005年262日14时开始,263日11时完成。     

无气象要素的GPS对流层延迟推算可降水量的研究

本文针对武汉地区GPS气象网资料,进行了GPS对流层延迟直接推算可降水量的研究。在武汉东湖站GPS对流层延迟与无线电探空可降水量的比较中,两者具有很好的相关性,相关系数达到了0.93;推导了对流层延迟直接推算可降水量的模型,对模型结果进行了检验,在武汉东湖站的对流层延迟转换的可降水量与无线电探空可降水量的比较中,均方根为7.8mm,相关性为0.91,这说明了在没有气象数据的地区对流层延迟直接推算的可降水量可以作为气象短期预报的参考。     

武汉市商业中心空间特征及影响因素分析

本文以武汉市主城区为研究对象,首先基于手机信令的居民出行OD数据识别商业中心的势力范围和腹地,并分析了研究区商业中心的空间特征;然后构建了影响腹地规模的指标体系;最后通过熵权法对影响因子赋权,计算得到各商业中心的综合水平。研究结果表明:①研究区商业中心呈多核心分布特征,其影响范围沿地铁分布,长江对其具有明显分隔作用;②POI多样性与商业中心腹地规模有较强相关性(0.879 8),商业中心吸引力更多取决于其服务水平和交通发达程度;③汉街和街道口虽为区级商业中心,但由于位置较好、交通便捷,仍是附近居民消费、游憩的首选。     

基于手机信令数据的城内迁居活跃度识别方法研究——以武汉市为例

中国城市的快速发展加速了城市内部人口的居住迁移,精细测度居民迁居行为及其空间分异特征,对于从人的行为视角来分析城市居住空间结构演进过程具有现实意义。本文以武汉都市发展区为例,基于手机信令大数据,提出净活跃度指标和总活跃度指标来量化描述迁居活跃度,并依据两个指标的分类及组合,将居民居住地划分为高迁入型活跃区、平稳型活跃区、高迁出型活跃区、高迁入型非活跃区、平稳型非活跃区与高迁出型非活跃区六种空间类型,进而探讨居民迁居的空间分布特征。结果表明：① 武汉都市发展区内部人口迁移总体呈现出从主城区向近郊区逐步迁移的趋势,且主城区人口总活跃度相较更高。② 主城区以高迁出型活跃区和高迁入型活跃区为主,近郊区则以平稳型非活跃区为主。③ 不同空间类型内的居住类型存在差异：高迁入型活跃区内以新建小区、高校住区、学区房、城中村为主;平稳型活跃区以农村居住地、园区周边住宅为主;高迁出型活跃区以老旧小区、园区周边住宅、城中村、农村居住地为主;非活跃区则以农村居住地为主。本文提出了一种基于时序手机信令大数据的居民迁居活跃度评价指标体系,并以实证研究证明其对于居民迁居地空间类型划分的有效性,研究结果可为相关规划决策部门掌控城市内部的人口迁移特征提供数据支撑、为城市不同区域针对性的进行公共资源配置提供参考依据。     

消费升级视角下城市生活服务空间的演变及影响因素研究——以武汉菜市场为例

消费升级时代孕育了生活性服务新业态,改变了生活服务业的城市空间格局。论文以菜市场作为生活服务空间的代表,选取武汉市这一中国城市消费升级样本及城市疫后复苏“风向标”作为典型案例区,结合GIS空间计量和STATA统计分析,探讨菜市场综合体系的形成过程、类型差异和影响因素。研究发现：① 武汉市菜市场经历了传统农贸市场主导—零售新业态扩张—社区尺度回落的历程,形成以大卖场生鲜部、农贸市场、生鲜超市及社区菜场为主的复合型生活服务空间,并在疫后展现出一定韧性;② 武汉市菜市场整体上由双核心向多核心转变,由城市中心向外围延伸,且呈现出农贸市场“团簇状”、生鲜超市“条型”、大卖场“点状”、社区菜场“蝶形”的分类型差异化格局;③ 全业态菜市场布局受社会、经济、区位和发展基础影响显著,传统业态受市场和区位要素影响显著,零售新业态受经济要素和前期菜市场集聚程度的影响显著,且消费升级态势下新建菜市场选址更加偏好购物中心代表的体验式消费场所。研究结果对于丰富现代菜市场体系的类型研究,拓展城市生活服务空间研究的学科视域具有一定理论意义,同时对于优化城市生活服务空间结构以满足居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服务品质追求具有一定现实价值。     

武汉城市圈土地利用时空变化及政策驱动因素分析

武汉城市圈是全国首批“两型社会”改革试验区之一,而且是中部崛起战略和长江经济带发展战略的重点区域。为了正确认识武汉城市圈土地利用时空变化特征,以及政策因素对土地利用变化的影响,本文基于2000、2005、2010和2015年4期武汉城市圈土地利用现状数据,结合GIS空间分析、数理统计、单一土地利用动态度、土地利用转移矩阵和综合土地利用动态度方法,对武汉城市圈2000-2015年以及3个5年期土地利用变化的总体特征、转化方向和区域差异特征进行研究,并分析政策因素对土地利用变化的驱动作用。结果表明：① 总体特征上,2000-2015年耕地、草地、林地和未利用地面积持续减少,建设用地和水域面积不断增多。② 变化方向上,2000-2015年以耕地、林地转化为建设用地和水域为主要特征,2000-2005年以耕地向水域和建设用地转化为主,2005-2010年以耕地向建设用地、水域,林地向建设用地转化为主,2010-2015年以耕地、林地和水域向建设用地转化为主。③ 区域时空差异上,综合土地利用动态度最大的区域集中在武汉城市圈的中部;从单一土地利用动态度看,耕地主要分布在武汉城市圈周边地区;建设用地主要集中在武汉城市圈中部;水域集中在武汉城市圈的仙桃市;林地主要在潜江市、云梦县;草地主要为英山县。④ 政策驱动因素分析上,中部崛起、两型社会、长江经济带发展战略等政策对土地利用变化具有重要影响。     

武汉城市群的空间整合与产业合理化组织

城市群形成与发展过程就是其空间结构优化与整合的演变过程,也是产业不断重组和优化的过程。武汉城市群处在中国"中部之中"的经济腹地,是中国东西部产业梯度转移的桥梁和纽带,也是中部崛起的重要战略支点。本文在分析武汉城市群建设战略地位的基础上,提出了建设生态型城市群的总体思路,发展方向与建设重点;提出了武汉城市群空间整合的由"一核、两环、两带、四轴"组成的点轴结构方案,由"核心圈、紧密圈、辐射圈"组成的圈层结构方案,由黄-鄂-黄东部组团、仙-潜-天西部组团、孝-汉-应西北部组团和咸-赤-嘉南部组团组成的组团结构方案和由"一主一副七节点"组成的形态结构方案;提出了延伸10大优势产业链,建设具有区际意义的15个产业集群和7大特色产业带的产业发展与布局思路,提出了武汉城市群九大城市之间产业合理分工与协作方案。本研究对武汉城市群的建设与发展、对湖北省和中部崛起等都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和现实意义。     

滨江平原的形成模式是江—湖、洲—陆转化——以长江武汉段武昌北部为例

长江武汉城区段呈SSW-NNE向从城市中心流过.两岸滨江平原是武汉城市的黄金地段.分布于汉阳和武昌沿岸的滨江平原,平面形状似弓形分布于晚更新世岗地与长江之间.研究发现,其形成经历了江-洲-湖-陆的转变过程,是长江中的沙洲并岸的产物.本文以武昌北滨江平原为例,对其形成过程进行了解析.长江武汉蛇山-青山段在明代江面十分开阔...     

2009年秋季武汉大东湖北湖水系水生植物调查

武汉大东湖北湖水系包括北湖、严西湖、严东湖、竹子湖、清潭湖.2009年秋季对北湖水系湖区水生植物调查结果表明,水生植物分布面积达3.89km2,占整个水域面积的14.8%,总现存量(鲜重)为17834.28t;现有水生植物49种,隶属于20科36属,苦草(Vallisneria spiralis)、穗花狐尾藻(Myri...