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东黑潮主流区近千年来沉积物稀土元素的变化特征与来源

基于沉积物AMS14 C定年,研究了近千年来台湾以东黑潮主流区沉积物的稀土元素组成变化特征及赋存形态,探讨了该区近千年来稀土来源。台湾东黑潮主流区近千年来沉积物中稀土元素总量平均为119.82μg/g,低于上陆壳和中国黄土的稀土元素平均含量,与冲绳海槽较为接近;轻重稀土元素比值平均为11.30,明显富集轻稀土,具有明显的陆源属性。研究区沉积物稀土元素对球粒陨石和上地壳标准化配分模式均表现为轻稀土富集重稀土相对亏损,且具有弱的Ce正异常。根据定年结果及稀土元素变化特征趋势将柱状沉积物分为3层:0～8.5、8.5～21.5和21.5～30cm,随深度增加稀土元素总量的平均值逐渐增大,轻重稀土元素比值逐渐减小,Ce正异常程度逐渐减弱。稀土元素赋存形态分析表明,La、Ce、Pr、Nd 4种轻稀土元素主要为天然陆源,其他稀土元素受氧化还原环境影响相对较大。稀土元素主要存在于残渣态中,其次为铁锰氧化物结合态,残渣态对台湾以东黑潮主流区沉积物中总稀土元素的配分模式起决定性作用,也是造成Ce正异常的关键赋存形态。近千年来沉积物中稀土元素变化与沉积物粒度关系不大,物质来源较为稳定,台湾东部河流输入是研究区沉积物中稀土元素的最重要来源,亚洲大陆风尘输送对稀土元素的贡献较小。     

台湾海峡西岸两个典型复合型海滩砂泥转换带对比研究

根据福建沿海砂泥复合型海滩的分布特征,选取闽江口左坑和九龙江口南太武两个典型砂泥复合型海滩作为研究对象,开展SMT土力学和空间分布特征初步研究。基于两个海滩SMT位置及两侧共6个柱状沉积物样品的土力学性质分析,完善了砂泥转换带(sand-mud transition,简称SMT)野外判定方法;结合SMT空间分布特征及洪、枯两季差异分析,初步探讨了影响SMT分布的主要因素及控制过程。研究结果认为,对于表层砂泥分界明显的海滩,可根据SMT的定义结合沉积物粒度变化快速判定;而对于无法直接判定SMT位置的复合型海滩,可将海滩表层沉积物抗剪强度作为快速准确判定SMT位置的辅助指标,本次研究取15 k Pa作为SMT判定阈值。闽江口左坑和九龙江口南太武海滩SMT高程及其空间分布特征有明显差异,这种差异在洪、枯水季又发生一定改变,主要与泥沙物源和水动力条件变化有关,SMT具体变化情况由砂质和泥质的输运或水动力强度决定。     

与跨国企业技术互动对本土企业创新绩效的影响 ——以中国高技术制造业为例

在技术溢出和技术互动效应理论辨析的基础上,以中国高技术制造业为例,基于分行业面板数据,在多元回归模型中引入连乘变量,从技术能力互动、研发行为互动2个方面,对与跨国企业技术互动对本土企业创新绩效的影响进行实证分析。结果显示：1）以双方技术实力为基础的技术能力互动对本土企业的创新绩效具有显著的正效应;2）研发行为互动同时促进双方研发行为的强化,对本土企业创新绩效也具有显著的正效应。3）控制变量中,产品进入国际市场能力与企业创新绩效存在显著的负相关,本土企业规模、资本强度及市场结构对企业创新绩效的影响在统计学上不显著。研究结果同时支持了跨国资本对地方企业研发行为的“控制变量,有助于丰富全球化与地方创新相互作用与机制的理解。     

中资企业研发国际化行为与创新绩效——基于2016—2018年中国国际工业博览会调研数据

随着中国对外开放的深入,越来越多的中资企业不满足于仅在国内研发,而是通过跨国并购、建立国际技术联盟以及设立海外研究机构等多种形式将研发活动扩展到海外。论文采用2016—2018年中国国际工业博览会问卷调研数据,运用有序多分类Logistic回归模型,分析了跨境合作研发、跨国并购、设立海外研发机构这3种研发国际化行为与企业创新的关系,并将企业的社会嵌入性和吸收能力作为调节变量研究其对研发国际化与企业创新绩效关系的影响。研究发现：相较于发展中国家与地区,中资企业更倾向于向拥有高密度研发能力、汇集全球创新资源与人才、语言沟通障碍较小的发达经济体进行研发投资。其次,跨国并购与设立海外研发机构与企业创新存在显著正相关;相较于单一研发国际化行为,多元化行为对企业产生创新均具有显著促进作用。最后,中资企业研发国际化行为对创新的影响力受到其在东道国本地的社会嵌入性以及自身吸收能力的正向调节。     

基于东道国因素的我国企业国际化研发网络节点选择

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我国企业要保持竞争力并且实现对发达国家企业的技术赶超成为具有国际影响力的跨国公司,必须进行国际化研发。目前,以华为、中兴和长安为代表的跨国企业尝试构建国际化研发网络,先后在发达国家设立技术研发中心。然而,国际化研发作为知识和资本密集型投资对共担风险和知识独占有着双重需求,加之我国与发达国家之间存在技术落差、文化兼容和政策激励差异等不确定性因素,导致我国企业国际化研发选址同时面临外来者劣势、来源国劣势和新兴者劣势。本研究运用二元选择模型,分析东道国因素对我国企业国际化研发网络节点选择的影响。结果表明：市场规模、制度质量和我国企业在东道国形成的集聚效应对企业的国际化研发网络节点选择有显著的吸引作用,而研发投入积极影响企业研发网络节点选择,但是作用不显著。此外,集聚效应在其中起着显著的调节作用,我国企业在东道国的集聚效应越高,市场规模与国际化研发网络节点的正向关系得到加强,而研发投入与国际化研发网络节点选择的正向关系得到减弱。     

全球-地方背景下东道国企业研发行为的演变及其影响因素研究——基于技术溢出视角的广州市本土制造企业微观实证

以广州市本土制造企业为例,通过半结构式问卷及有序多分类logistic模型,从企业微观尺度阐明全球-地方背景下本土企业研发行为的演变,从技术联系、生产联系及劳动力联系3个方面探究跨国资本技术溢出对本土企业研发行为演变的影响与机制。结果表明：20世纪90年代以来,本土企业研发行为经历由技术依赖型向自主研发主导下兼有研发内部化与国际化扩张的模式转变。跨国与本土企业技术差距减小、更紧密地嵌入全球产业链、劳动力从跨国向本土企业流动均显著提升本土企业的自主研发强度,国际技术采购则具有显著的负效应。     

基于涉海A股上市公司的中国沿海地区海洋经济网络结构韧性演化研究

伴随着中国海洋经济战略地位的不断提高,在内外部扰动下增强中国沿海地区海洋经济韧性成为了发展海洋经济的必然途径与重要保障。论文从海洋经济网络结构视角开展韧性研究,运用涉海A股上市公司及其子公司信息构建海洋经济网络,分别从层级性、匹配性和传输性3个维度对2010、2015、2020年海洋经济网络结构韧性进行评价。结果表明：(1)中国沿海地区海洋经济网络层级性提升,区域绝对极化与相对均衡化并存;(2)匹配性由同配性转变为异配性,核心城市与边缘城市的联系增强;(3)传输性总体上处于较低水平,但具有提升之势;(4)层级性、异配性与传输性的增强提升了海洋经济网络的凝聚性、创新性与开放性,使中国沿海地区海洋经济网络结构韧性得到增强。研究旨在丰富经济地理学韧性研究以及为海洋经济安全发展提供一定的研究基础和参考依据,以期助力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     

闽台人力资源对区域经济增长作用的比较实证研究

本文从人力资源数量、人力资源素质和人力资源配置的角度,分析了闽台人力资源状况对区域经济发展的关系,并利用人力资本外部性模型对闽台1978～2003年经济增长的各要素进行了计量分析,结果表明福建省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依然是物质资本的投入,与此同时人力资本投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日益明显;台湾人力资本投资对台湾经济增长起着重要的作用,而资本投入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相对较小。     

夏季台湾海峡及邻近海域总有机碳含量的分布特征和影响因素

依据2006年7～8月对台湾海峡及邻近海域环境调查资料,分析了总有机碳(TOC)含量的空间分布特征,并讨论影响其分布的主要因素.结果表明,2006年夏季台湾海峡及邻近海域的TOC含量范围为0.54～3.68 mg/dm3,平均值为1.20 mg/dm3.TOC含量平面分布呈现由近岸向离岸逐渐降低、由北向南先降后升的趋势.在垂直方向上,随深度的增加TOC含量均值由1.35 mg/dm3降至1.07 mg/dm3,至底层时略有升高,为1.10 mg/dm3.TOC含量高值区主要出现在盐度32以内的区域,这表明径流输入是导致近岸TOC含量较高的主要因素,一方面通过直接输入,另一方面通过浮游植物繁殖间接增加,从而形成近岸TOC含量高值区.叶绿素a含量与TOC含量呈较弱的正相关,表明浮游植物活动对TOC的增加有一定贡献,海流运动以及浮游动物对叶绿素a的摄取可能是导致叶绿素a与TOC含量呈较弱正相关的主要因素.而在东山-南澳附近局部海域,上升流是影响TOC含量分布的主要因素.     

台湾海峡南部夏季微型浮游动物对不同色素类群浮游植物的摄食压力

2005年7月在台湾海峡南部4个站位应用“稀释法”结合高效液相色谱(HPLC)色素分析技术研究了不同色素类群浮游植物的生长率及微型浮游动物对其的摄食死亡率.结果表明,不同色素类群浮游植物的生长率(k)和摄食死亡率(g)分别为0.52～ 1.34 d-1和0.25 ～ 1.10 d-1,微型浮游动物对不同色素类群浮游植物的现存量和初级生产力的摄食压力分别为22％～ 66％和40％～ 151％.通过比较不同类群浮游植物的g/k值,发现颗粒较大的浮游植物(硅藻和甲藻)的净生长率要大于那些微型藻类(蓝细菌、隐藻和定鞭金藻等)的净生长率,说明本次研究中微型藻类更易受到微型浮游动物的摄食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