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十三陵中元古代串岭沟期地质事的探索

宏观、微观和地球化学研究结果证明在北京十三陵中元古界长城系串沟组有地质事件层。宏观标志包括一系列地震滑塌、砂体液化、层内错断和角砾化构造等;微观标志包括火山晶屑,火山玻璃的假象,显微层内错位等。地球化学资料表明,Ｒｅ、０ｓ及其同位素和Ｉｒ含量异常,某些稀有元素含量的对比等等,都有可能说明地质事件引起了异常现象的出现,笔者认为串岭沟组的地质事件是由于燕山裂陷槽形成早期的火山活动及由其引发的地震事件产     

基于网格化模型的黑河流域中游历史时期耕地分布模拟

黑河流域悠久的农业开发史和历史文献为研究历史时期耕地空间分布格局变化提供了有利条件.根据黑河流域历史时期土地开发利用的特点,深入分析了海拔、坡度、土壤、人口等自然及人文主导因子与耕地分布的关系,遴选出对耕地分布具有明显作用且易量化的影响因子,并以此为依据设计了一套历史耕地数据网格化模型,模拟了黑河流域历史时期耕地分布趋势.采用人均耕地面积与粮食单产2种途径,估算了明代以前黑河中游耕地面积总量.基于该模型并结合古遗址、遥感影像判别的结果,重建了黑河流域中游地区明代以前耕地的空间分布.     

重庆忠县翠屏山西晋崖墓出土宝玉石和玻璃饰品的工艺初探

利用显微镜对重庆忠县翠屏山西晋时期崖墓出土的玛瑙珠、琥珀饰品和玻璃珠的表面痕迹进行了显微观察,对它们的加工工艺进行了分析和探讨。其中,玛瑙珠在粗磨过程中应使用了粒径较大、粒度不均匀的石英砂粒,导致玛瑙珠的外形不规整,表面多大而深的凹坑;琥珀饰品的钻孔外缘和表面存在较多应力裂纹,显示当时的玉匠对琥珀的加工尚不能克服琥珀性脆、怕热的缺点;玻璃珠至少可见铸造——切削成形、缠珠和直管切割3种制作工艺。这些饰品的特点反映了西晋时期平民社会所使用的饰品的面貌和工艺水平,为中国古代宝玉石和玻璃器的断代以及工艺研究提供了新的信息。     

清代苏沪地区饥荒的时空变化及其环境因素

论文基于方志等多源史料提取饥荒的时间和地点信息,利用语义差异法和指数法构建了清代(1644—1911年)苏沪地区逐年的饥荒指数序列,复原了饥荒的空间分布特征,探讨了不同致灾因子及其组合对饥荒时空特征的影响。结果表明：① 从时间上看,清代苏沪地区饥荒频率和强度有明显的阶段性、周期性、季节性及间歇式暴发等波动特征,最严重时段是康乾盛世的中后期及由盛转衰的道光和咸丰时期。② 饥荒的空间分布整体呈“两带、多核”的东南—西北向分布格局,长江两岸、太湖及高邮湖周边一带和废黄河、洪泽湖周边一带是饥荒多发区域。除受区域人口、经济等社会因素影响外,水域格局等地理背景对饥荒多发区的分布有重要影响。③ 饥荒主要环境致灾因素为洪涝灾害,其次为旱灾和风潮,其他灾害影响较小。不同致灾因子组合对饥荒影响不同,单因子致灾的饥荒比例占绝大多数,双因子和三因子对应的饥荒程度整体均大于单因子情形,与水旱灾相关的饥荒分布决定了研究区整体的饥荒分布格局。上述认识对于辨识苏沪地区饥荒高风险区、探索区域自然灾害对饥荒的影响及未来粮食安全保障机制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唐代泾河流域洪涝灾害研究

通过对历史文献资料的搜集、整理、分析,对唐代泾河流域洪涝灾害进行了研究。结果表明,唐代泾河流域洪涝灾害共发生82次,平均每3.52年发生一次;在唐中期的703—840年间,共有洪涝灾害51次,平均2.69年发生一次,占洪涝灾害次数的62.2%;在唐代早期的618—702年间和唐代晚期的841—907年间洪涝灾害平均分别为每5.60年和4.13年发生一次,分别占18.3%和19.5%。唐代泾河流域洪涝灾害可分为3个时期,中期为洪涝灾害多发期,早期和晚期为洪涝灾害较少发生期。唐代泾河流域一级轻度涝灾共发生37次,占洪涝灾害发生次数的45.1%;发生二级洪涝灾害34次,占41.5%;发生三级大洪涝灾害8次,占9.6%;发生四级特大洪涝灾害5次,占6.1%。唐代泾河流域持续时间长的大涝灾和特大涝灾的发生主要是当年降水量的明显增加造成的,是当年降水量增加或气候短暂变湿润的结果;持续时间短的轻度和中度涝灾的发生主要是降水量的集中和暴雨引起的,一般不代表年降水量的增加。初步认为,唐代中期降水量较多,气候较早期和晚期湿润。     

明代大食分日食记录考证

自明代开始,地方志中出现大量的日食记录,其中全食、近全食记录对于现代天文学研究具有特殊意义．明代此类记录共有270条,由于流传中的混淆,其中大半错误．现以（中国古代天象记录总表｝为基础,根据现代天文学计算结果和原文的文字特征,对每一条记录进行考证和说明,试图恢复记录原貌,以便使其中宝贵的信息得以应用。     

崇祯实录及长编中的天文资料

由于留存文献较多而又保持传统特色,明代天文记录是研究中国传统天文学的重要资料。由于《明实录》卷帙浩繁,何丙郁等将其中与天文学有关的记载摘录出来,出版了《明实录中之天文资料》一书。以同样的体例,将该书未包括的《崇祯实录》及《崇祯长编》中的天文资料辑出,以为该书之补充。同时对其中能够计算的天象作了复算,以为注释;对崇祯朝天象记录文献来源的特征作了探讨。     

谁先发现美洲新大陆——中国地理学西传考证

1593年刻印的《乾坤万国全图天下人物事迹》地图载有亚伯尔耕、加拿大的名字,没有亚墨利加,显示明代知道新大陆的地名比利玛窦制作的《坤舆万国全图》早9年。1570年的奥特里斯的世界地图说明欧洲还没有到过美洲西部。普兰修斯1590年和1594年的地图完善了欧洲人还没有到过美洲的西部和亚洲地理,比对中文的《坤舆万国全图》的准确性,唯一可能是西方采纳了来自中国的信息。其中最大可能是荷兰航海者林斯豪滕和他相熟的中国通在印度果阿的交流,果阿是郑和当年必经之地。1590年后,西方地图有了飞跃的发展,其后西方海洋霸权中心从葡萄牙转移到荷兰和英国。奥特里斯1570年的世界地图,普兰修斯1590年与1594年的世界地图,3种地图逐步改善了西方对新大陆和中国的认识,但是没有欧洲人测量的文献根据,应该是中国的世界地理知识传入西方。《乾坤万国全图天下人物事迹》《郑和航海图》与《坤舆万国全图》代表3种不同用途的地图,均为中国创绘。《坤舆万国全图》的原图是明代内府藏的世界地图,约1430年成图,远早于利玛窦和李之藻时代。明代中国人是世界地理大发现者,是现代地图学的先驱,地图学起码是中国独立创建的,不是来自西方。     

毛乌素沙地汉代古城遗址空间格局及驱动力分析

运用最近邻指数法、空间分析法和耦合分析方法,研究了毛乌素沙地31座汉代古城遗址的分布特征,探讨了古城遗址空间格局与地理环境要素之间的关系。通过对31处古城址进行点格局分析,得出古城遗址间平均最近邻直线距离为25.5 km,属于凝聚分布模式。汉代古城遗址主要集中在4个集聚区,即秦长城—秦直道强影响区（A）、秦长城—秦直道弱影响区（B）、西南集聚区（C）及西北集聚区（D）。其中,秦长城—秦直道强影响区（A）是最主要的遗址分布区,占古城址总量的48.4%。毛乌素沙地汉代古城遗址呈西疏东密的分布特征,形成明显的“空间组群”格局。在当时的气候背景下,地貌和水资源等自然因素主要制约城址的选择,而政治、军事和交通区位等人文因素则对古城遗址的数量和空间结构起主导作用。     

北宋路域耕地面积重建及时空特征分析

基于垦田和户口史料及耕地分布影响因子的分析,本文建立了北宋册载垦田数据的订正方法以及路域耕地分布倾向模型和分配模型,重建了北宋4个时点的路域耕地面积。结果表明：① 北宋开宝九年（976年）、至道三年（997年）、治平三年（1066年）和元丰元年（1078年）的耕地总量分别为468.27×10⁶今亩、495.53×10⁶今亩、697.65×10⁶今亩和731.94×10⁶今亩,百年间耕地面积增加了约2.64亿今亩;垦殖率从开宝九年（976年）的10.8%,增加至元丰元年（1078年）的16.9%,提高了约6个百分点;而人均耕地面积由15.7今亩降至8.4今亩。② 从空间变化特征看,东南地区是北宋土地垦殖发展最快的地区,土地垦殖率增加了约12.0%,北宋中期长江中下游平原局部地区垦殖率高达40%;其次是北方地区,土地垦殖率增加了5.2%,北宋中期黄淮海平原的土地垦殖率也超过了20%;西南地区农业发展相对落后,区域土地垦殖率仅增加1.2%,除成都府路外,各路垦殖率均低于6%。③ 从评估结果看,本文所构建的路域耕地分配模型具有一定的可行性,相对误差绝对值小于20%的路域占总路数的84.2%,结果能较好地反映北宋时期路域耕地面积的时空变化特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