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州市无公害蔬菜生产的问题和对策

阐述广州市蔬菜生产的现状,指出标准化菜田面积减少、蔬菜安全生产意识不足、蔬菜污染严重等问题。分析产生这些问题的深层次原因：城市化进程的过快、无公害蔬菜生产意识的欠缺、土地所有制体制改革的滞后等。提出了加强无公害生产宣传教育、加快无公害蔬菜产地认证体系建设、促进农村土地所有制体制改革,建立以科技为导向的产业化、集约化和规模化的现代蔬菜产销企业制度等策略。     

广州都市农业旅游深度开发探讨

广州都市农业旅游呈现发展速度快、起点高、规模大和效益好等特点,但也存在缺乏规划、项目趋同、文化内涵不深、科技含量不高、特色不显、品牌不强、发展无序等问题。今后应当依托地方农业旅游资源特色和各种优越的发展条件,重点发展设施农业旅游、园艺农业旅游、休闲度假农业旅游、农业博物馆旅游4种类型,按北部山区、中部城区农业区、城郊田园、南部滨海4大空间区域合理布局,并通过政府主导、科学规划、突出特色、品牌带动、挖掘文化内涵、突显农业科技、培养专业人才、提高管理水平等策略和措施,推进都市农业旅游和城市化健康持续发展。     

广州城市空间结构与交通需求关系

在综述国内外相关研究的基础上,以广州为案例研究城市空间结构与交通需求的关系。结果表明,在城市形态与交通需求的关系方面,广州城市二维形态和三维形态与交通需求的空间分布之间具有一定的耦合性,二者存在一定互为因果的关系;交通方式的转化对城市形态的演化具有一定的驱动作用;城市形态引导着交通需求的总量和布局;同时,社会经济活动及其发展是城市形态与交通需求产生的原因和相互联系的纽带。在城市内部空间结构与交通需求的关系方面,模型分析表明,近年来广州城市内部居住与就业的空间均衡性增强,直接影响了交通需求的产生与分布和交通方式的选择,有利于居民就近选择就业,并使通勤交通的空间分布更加均衡;此外,居住与就业人口迁移先行,引导公共设施的发展也是近年来广州城市发展的主要特征之一;公共设施服务空间与交通需求之间存在需求作用型和供给作用型两种相互作用模式。     

全球化与新经济背景下的广州市空间结构

全球化与新经济对城市空间结构的形成和演变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基于统计资料及实际调查,分析了广州城市空间结构的演化过程及格局。结果显示,广州城市演化表现出明显的阶段性,包括单中心增长模式、飞地发展模式、“二元”空间结构模式及融合多核心网络模式。现阶段处于二元空间结构模式的发展阶段,新城市区域与老城市区域在产业结构、人口结构、景观特征等方面存在明显的差异。这种城市空间形态结构的演变及格局,是全球化及新经济因素、体制因素、政策及城市规划因素等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近年来,全球化与新经济对城市空间形态发展起着日益重要的作用。广州城市空间结构的分析对我国大都市空间结构研究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广州城市化进程中郊区农民迁移意愿分析

以广州市10村为例,采用因子分析法对郊区农民的迁移意愿进行分析.结果表明,在城市化进程中,郊区农民进城的意愿不强,小城镇和卫星城是主要的拟迁目的地.因子分析发现,农民愿意进城的主要动因是城乡预期收入、失地压力、城乡预期生活收益、养老和望子成龙的心理,而乡土情结和小农心理、城乡意识淡泊、预期就业风险和搬迁成本、预期生计成本、农村既得权益等则是阻碍农民进城的主要动因.推进城市化的政策制定应充分考虑影响农民迁移意愿的因素.     

城中村有序改造的群决策——以广州市城中村改造为例

公众参与已成为城市规划过程中的法定程序之一,因此研究公众参与下的城中村有序改造,对于探索中国城中村改造实施机制有着重大的理论意义和应用价值。公民个体由于信息的缺乏以及受到自身知识、阅历等的限制,通常只能对一定范围内的部分空间环境进行有效地观察,形成一定的感知,即仅仅能给出各自偏好下的对部分方案的评估序列,而传统的群决策方法不能很好地处理较大比例数据的缺失问题。采用基于马尔科夫链的MC 4 启发式算法,对多个部分序进行融合,得到一个初始序列,然后对该初始序列进行Kemeny 局部优化形成群决策结果。以广州市52 个全面改造的城中村改造为例,首先构造三种不同类型的城中村居民决策者和一类环境保护决策者;其次四类决策者个体分别从各自不同的利益角度出发,对其感知空间内的部分城中村改造的迫切程度进行评估并排序;然后采用Python 编程实现了Kemeny局部优化算法对四类决策者的评估序列进行融合,得到52 个城中村改造的群决策结果;群决策结果与个体决策方案之间的Kendall tau 距离为0.2873,说明该方法得到的群决策结果与个体决策者之间的决策具有较好的一致性。研究表明,该方法摒弃传统的个案剔除法以及各种各样的数据插补方法,充分利用隐藏在这些数据中的信息,保证数据的客观性和结果的正确性,可以为公众参与的民主决策提供定量化的方法,为公共政策的制定提供科学的决策支持。     

广州市跨国制造企业研发模式演变

跨国资本对发展中地区创新过程的影响已获得学术界高度关注,但对跨国资本在发展中地区研发模式的演变及其影响因素的研究仍然有限。通过半结构式问卷调研与深入访谈,对广州市跨国制造企业研发模式演变及引致其模式变迁的本土因素进行研究。结果表明：跨国制造企业研发模式的演变主要表现为本地研发人员比例逐步提高,开始构建包含本地创新主体在内的多渠道技术获取网络;调整新产品发布策略,加大对核心技术的保护;增加对研发资源的投入,“独立”和“辅助”母公司技术研发的职能显化,开始将本土企业纳入创新链条等。市场规模扩张、本土企业技术能力增加导致的市场推力和珠三角日益强化的资源、环境规制是引发跨国资本研发模式演变的主体因素。     

广州市中心城区基本医疗服务空间分布研究

以广州市最新一轮行政区划结果与医疗机构相关数据为基础,运用ARCGIS和SPSS软件,通过构建基本医疗服务优势度模型,对广州市中心城区医疗服务状况进行评价。得到以下结论：（1）形成以老城区组成的团块状高优势度区域为中心,优势度分值自中心向外围区域呈现环状递减,并且优势度高分值区域有向市区东部及北部延伸的趋势;（2）基本医疗服务能满足大部分居民的需求,特别是越秀、海珠、荔湾的部分区域优势度高,但个别区域基本医疗服务现状差强人意,亟待改善。     

广州地区蔬菜生产基地有机污染物含量状况及分布

为了解广州地区蔬菜基地有机污染物的分布情况,选取了6个代表性基地进行调查采样,测试分析了表层土壤、蔬菜及灌溉水中15种邻苯二甲酸酯(PAEs)化合物、16种多环芳烃(PAHs)化合物和19种有机氯农药(OCPs)化合物的质量分数及质量浓度.结果表明:在15种PAEs化合物的总质量分数(w(ΣPAEs))中,土壤样品为158.0~4 321.0 ng/g,蔬菜样品为1 134.0~48 576.0 ng/g;水样中15种PAEs化合物的总质量浓度(ρ(ΣPAEs))为632.0~14 271.0 ng/L;就单个化合物而言,以DiBP、DBP、DEHP三种污染物为主,其三项之和占所有PAEs质量分数的97.5%~99.1%;在16种PAHs化合物的总质量分数(w(ΣPAHs))中,土壤样品为28.48~1 121.96 ng/g,蔬菜样品为238.09~1 000.61 ng/g;水样中16种PAHs化合物的总质量浓度(ρ(ΣPAHs))为338.21~1 239.78 ng/L;在19种OCPs化合物的总质量分数(w(ΣOCPs))中,土壤为0.04~71.28 ng/g,蔬菜为1.08~9.18 ng/g.总体上看,各基地土壤中DBP质量分数均超标,多环芳烃类在灵山、花东、黄埔菜地土壤中存在轻微污染,有机氯农药均未出现污染.     

广州市登革热时空传播特征及影响因素

以广州市主城区为研究区,着眼于街道等微观尺度,首先通过实地调查分析法、核密度分析法、标准差椭圆法,探究登革热时空传播特征;其次结合交叉相关性分析法与地理探测器,分析温度、湿度、气压、用地类型对登革热传播的影响,讨论了不同用地类型交互作用与登革热扩散的关系。研究表明：1）登革热时空传播具明显的阶段性特征,多发生于居住环境较差、人口密度较高的区域,并快速向外扩散;2)登革热发展初期,以输入型病例为主;3）环境较差、老年人口众多、人员构成复杂、交通便捷的老城区是登革热高爆发风险区域;4）温度、湿度、气压对登革热传播存在显著滞后性影响关系,温度、湿度与登革热传播呈正相关关系,气压与登革热传播呈负相关关系;5）居民人口分布与登革热传播关系最为密切,池塘、农田、草地、公共绿地交互地区会增加登革热传播风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