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GIS的便民就业管理系统设计与实现

随着我国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就业呈现日益多元化、时空化特征,就业管理和服务也越来越离不开空间数据和地理信息系统的支持。本文以此为背景介绍了基于GIS的便民就业管理系统的总体框架、系统功能及其关键技术,最后分析了系统的特色及GIS在就业管理服务方面发挥的重要作用。     

“城中村”改造之我见

“城中村”问题是一个复杂的社会问题，事关城市化进程、“城中村”农民切身利益和社会稳定大局。按照城市功能统一规划，对“城中村”进行彻底改造，使之尽快融入城市成为许多地方城市建设的重点工作。笔者认为，“城中村”改造主要应做好以下四个方而的工作。     

在校或毕业未就业的大(中)专生能否列入征地补偿安置对象?

日前，浙江省某县在实施一个省重点项目征地过程中，因对在校大(中)专生及已毕业仍在农村务农的人员，能否享受征地安置补偿问题，当地村集体经济组织和村民争议较大，影响了征地工作顺利进行。     

城乡边缘区农户家庭就业空间行为模式及机制研究——以衡阳市珠晖区酃湖乡4个样本村为例

在湖南省衡阳市酃湖乡4个村268家农户的访谈和问卷调查的基础上,通过主导因子分析法,总结了城乡边缘区农户就业空间行为的模式,即传统农业模式、城郊农业就业模式、省域就业模式、市域就业模式、本村置业模式和本市置业模式等6种就业空间行为模式,并从城市化、农业生产效率和城乡二元结构等3个方面总结了各种模式的形成机制。     

“互联网+”对中国制造业就业的影响

基于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和阿里巴巴平台数据,从企业和行业两个层面考察“互联网+”对中国制造业就业增长的影响。结果显示,就企业层面而言,“互联网+”阻碍了制造业企业的就业增长。具体分企业规模来看,“互联网+”能够促进大型企业就业增长,但对小微企业起到一定抑制作用。就行业层面而言,“互联网+”程度加深对行业就业增长产生负面影响。从产业集聚来看,地方专业化、产业多样化和产业内竞争三类集聚动态外部性显著促进企业就业增长和行业就业增长,但地方专业化和产业内竞争会阻碍“互联网+”对行业就业带动作用的发挥。此外,“互联网+”和产业集聚的就业影响具有地区差异性。     

流动商贩的空间分布特征及与正规商业的分布关系——基于距离测度方法的数量研究

有关非正规经济的空间分布特征始终缺乏宏观维度的定量研究。本文利用数字化城市管理系统中的流动商贩数据和工商局登记的正规商业数据,通过DO指数和M函数,分别探究流动商贩的空间特征及其与正规商业的分布关系。研究发现：① 绝大多数类型的流动商贩及其占地面积具有显著集聚的空间格局;其中,与居民需求较为密切的商贩类型,集聚程度相对较低。② 相较于正规商业,流动商贩在极小的空间尺度上更为强烈地集聚分布;但随着尺度扩大,集聚程度呈快速衰减态势。③ 经营内容相近的流动商贩与正规商业之间表现出显著的互斥关系,而非共栖关系;且两者的互斥程度在较小的空间尺度上尤为强烈。由此,本研究证明设立摊贩疏导区具有可行性和必要性,并就设置的类型及原则提出了初步建议。     

改革开放以来珠江三角洲基层非正规土地利用实践与制度创新——以东莞市长安镇为例

21世纪初,在对非正规经济研究的二元主义、新马克思主义和新自由主义理论解释基础上,出现了批判管治主义理论,重点关注国家权力与制度对非正规性产生的影响。基于该视角,以东莞市长安镇为例,运用质性研究方法,分析了改革开放先行区的珠江三角洲,其基层非正规土地利用实践的产生、表现及其与制度创新之间的关系。研究发现：改革开放以来,在国家土地制度缺失、正规土地管理制度颁布和实施阶段,以及省级政府主导的土地制度创新阶段,非正规土地利用实践经历了被政府鼓励、包容和默许及正规化的过程。部分非正规土地利用实践成为制度创新的根源。土地制度的演变经历了由乡村基层“自下而上”式向地方政府“自上而下”式推动的转变,在演变过程中具有非正规性特征,并服务于各个时期的城市与经济发展需求。未来的研究中,应更多的关注“自下而上”的制度创新和地方实践。     

转型期广州市居民职住模式的群体差异及其影响因素

职住关系是城市研究领域重要的议题之一。体制改革后中国社会分层结构特殊,检验不同阶层居民在职住地选择偏好的差异,有助于理解居民职住格局形成的内部机制。利用广州市入户问卷调查、建成环境和人口普查等数据,采用两步聚类和多项logistic回归,对广州市居民进行阶层划分,对比居民职住模式的群体差异及其影响因素。结果表明：职住决策时,体制外工薪阶层追求低生活成本,受职住地建成环境影响显著;体制内阶层习惯于传统单位制下社会关系密切的社区,受邻里环境影响显著,还受个人属性影响;无固定工作者决策自由和平衡程度高,受少量建成环境因素影响。研究有助于了解居民职住格局形成的制度性机制,为优化居民职住格局提供思路。     

云南省出口东盟的特征及其经济和就业贡献率分析

利用海关信息数据、统计年鉴数据、相关贸易指标以及投入产出方法分析云南省与东盟之间的出口贸易特征,出口带来的经济和就业贡献。结果表明：云南省与东盟之间的贸易依赖关系显著增强,但是与东盟联系强度的空间分布不均匀,同时云南对东盟的出口产品出现升级特征,由矿产品、化工产品为主的出口转向了以农产品、电子制造产品为主的出口。云南省出口东盟农林牧渔产品对本省经济和就业贡献率最大,对农林牧渔产品深加工,有助于云南省的经济增长和保障就业,同时也有助于促进产业发展向技术密集型产业转型。     

北京公交就业可达性及其地区和人群差异

运用经济普查、人口普查数据和基于百度地图的公交出行时间数据,分析北京都市区基于公共交通的就业可达性及其在城市不同人群和地区间的差异。结果表明：北京都市区的居民可在60分钟内通过公共交通到达18.3%的都市区工作岗位,这比美国100个最大的都市区的平均就业可达性水平要高,接近于美国纽约都市区的就业可达性水平。同时,由于就业郊区化程度有限和以中心—放射式布局的公交网络,北京都市区内的公交就业可达性存在着巨大的区域差异,中心城区的就业可达性远远高于郊区。此外,人口居住的郊区化程度远远高于就业的郊区化程度,导致北京都市区宏观层面的职住不平衡。随着人口居住郊区化程度的提高,公共交通如何服务居住日益分散的人口,提高就业可达性,是一项巨大的挑战。研究还发现,由于城市中心区的大部分就业为高技术的就业岗位,因此高受教育程度人口能更多地享受目前公共交通系统的便利,而受教育程度低的人口和外来人口公交就业可达性较低。为解决弱势群体所面临的就业可达性的不平等问题,需要更多的规划与政策干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