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GIS和生态位模型的西藏红豆杉遗传景观和物种分布格局（英文）

广泛分布于喜马拉雅山脉和我国华南地区的西藏红豆杉频临灭绝,揭示空间遗传结构和物种分布变化对于理解西藏红豆杉的进化过程及其物种保护尤为重要。基于西藏红豆杉48个种群的分子变异数据,利用反距离权重空间差值方法得到遗传多样性和遗传分化分布图,识别出6个遗传多样性和5个遗传分化高值区域,这些重点区域主要位于我国南方的几个山区,这些区域在未来应给予重点保护;基于Monmonier算法识别出4条地理隔离:东喜马拉雅山脉、横断山脉、云南高原和台湾海峡;利用生态位模型模拟三个历史时期的物种分布格局,从末次间冰期至末次冰盛期,物种经历一次向高原西部的面积扩张,这与典型的冰期物种退缩模式不同;末次冰盛期之后,物种面积逐渐缩小,呈现破碎化分布。因此,地理景观特征和第四纪气候波动对西藏红豆杉遗传结构和分布格局影响很大。     

基于自然主控因子和道路可达性的广东省乡村聚落空间分布特征及影响因素

以遥感图像分类解译数据为基础,利用核密度、道路交通可达性阻力值、Logistic回归模型,定量识别了1990-2013年的广东省全域范围内的乡村聚落空间分布特征及现状、乡村聚落空间分布的主导影响因素,并讨论归纳了乡村聚落演变及其机制研究的内容框架。结果表明：① 广东省乡村聚落空间分布具有低海拔、低坡度、邻河流、邻乡镇的空间指向性。呈现出“平原稠密,山区稀疏”的空间分布格局,形成了粤东潮汕平原和粤西湛江平原台地两大高密度核心区域,珠江三角洲外围山区的乡村聚落呈现出邻近于河流谷地和沿交通线串珠式布局特征。② 乡村聚落除具有邻近开放型道路空间指向性外,更为重要体现为到乡镇的道路交通可达性对乡村聚落空间分布影响最大,镇—村连接的交通网络完善度对乡村转型发展的意义重大,全面提升乡镇的综合生产和服务能力将是优化农村地区村镇体系的核心。③ 高程和坡度是影响乡村聚落的分布、规模、形态的两个重要的基础性影响因素。自然地理本底属性是村庄优化布局与空间重构规划建设考虑的第一要素。④ 在“互联网+”时代背景下,重构农村地区市场网络体系对接于全球市场网络体系,建构以乡镇为核心的乡村生活服务圈,有待进一步探寻“三生空间”的重构和社会文化传承与保护的理论与实践的研究。同时深化乡村聚落形态演化、乡村空间生产、乡村社会网络、群体行为、社会自治、社会文化领域等的研究将是全球化背景下中国乡村空间重构研究的核心领域。     

中日地理学者的论文写作年龄对比分析

以2000年以来的《地理学报》中英文版论文为例,分析了中国地理学者的论文写作年龄特征,包括平均写作年龄、论文写作主体年龄段、高峰期年龄等等,并以日本《地理学评论》为参照,分析了体制环境因素对地理学者论文写作年龄和周期的影响。结果表明,中国地理学母语论文的写作主体是40岁左右年龄段的学者,而英文论文的写作主体是35岁左右年龄段的学者。中国地理学者的母语平均写作年龄要高于日本,但英文论文作者的平均年龄则低于日本,这种差异反映了中日两国在科研管理制度及理念上的不同。在概括分析了两者差异后提出了对中国地理学的学科发展建议。     

上海陆家嘴金融产业集群发展研究

随着我国东部沿海地区产业升级的压力增加,金融产业集群赢得了越来越多的关注.在分析大量资料以及开展问卷、面对面访谈的基础上,利用VCM曲线方法,对上海陆家嘴金融产业集群的内部联系、行业协会作用、人员交流等进行了系统的分析,陆家嘴金融企业空间集聚现象明显,企业之间的垂直联系较强,而水平联系较弱,金融从业人员之间的非正式交流很少,陆家嘴金融产业集群属于比较典型的轮轴式产业集群.为了提升陆家嘴金融产业集群的核心竞争力,需要在进一步壮大金融产业规模的同时,还应该提升外商独资企业、合资企业的地方根植性,重视金融人才的培养和引进,大幅改善金融企业水平合作联系的硬件和软件环境条件.     

行政区划研究的地理学支撑与展望

行政区划研究一直是人文—经济地理学的重要研究领域,与政治地理学、历史地理学、城市地理学具有非常密切的关系。行政区划本身也是一种资源的新论断,对于重新认识和发挥行政区划在空间治理和优化区域发展格局的作用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在回顾总结行政区划研究历史的基础上,梳理了行政区划研究的发展脉络,分析了新时期政区设置的背景和影响因素发生的重大变化,如城镇化进程改变了人口经济集聚的空间格局,自然地理格局对行政区划设置的影响日益减小,交通通讯条件的改善为扩大管理幅度创造了条件。结合空间治理的新需求提出了新时期的行政区划研究应把握3条主线,分别是优化和提高区域管理效率、预防和保障区域治理安全和推进政区精准精细化管理。从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出发,提出行政层级和管辖幅度的优化可以提高空间治理效率;缩小经济强省和面积大省的管辖幅度可以保障空间治理安全;合理的管辖幅度和基层政区的优化设置有助于加强空间治理的精准化和精细化。科学合理的行政区划调整可以让空间治理更好的发挥作用,为构建适合我国国情的空间治理体系提供基础支撑。     

2013 年国际地理联合会区域会议在日本京都召开

1会议概况2013年8月5-9日,国际地理联合会京都区域会议在日本京都国际会议中心举行。来自世界6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1400多名地理学者参加了会议,其中日本学者600多人,中国台湾、美国、中国大陆、印度和俄罗斯的学者300多人。会议由国际地理联合会(IGU)主办,日本对应IGU国家委员会、日本地理学会和日本科学理事会联合组织。大会开幕式于8月5日上午举行,大会组委会主席石川义孝(Yoshitaka Ishikawa)、日本对应IGU国家委员会主席春山成子(Shigeko Haruyama)、日本科学理事会主席大西隆     

在华外资银行金融网络空间格局及演化机理

基于外资银行网点数据,借鉴“连锁型网络”模型,构建1990年、2001年和2019年在华外资银行金融网络,对网络空间格局及演化机理进行分析。结果表明:上海、北京、深圳和广州占据着外资银行金融网络的核心位置,整体上与区域经济发展水平相吻合,外资金融中心层级体系相对稳定,基本符合“金字塔”等级结构。随着外资金融联系覆盖范围的扩大,在华外资银行金融网络集中程度有所降低,外资金融联系在空间扩张的过程中表现出较强的时间惯性和空间惰性,体现了空间依赖和路径锁定特征。在华外资银行金融网络呈现出“东稠西疏、南密北稀”的格局,非均衡性明显,核心-边缘结构突出。在华外资银行金融网络经历了从小到大,由弱变强的发育阶段、等级阶段和轴-辐阶段3个阶段。在华外资银行的发展规模除受企业层面内部化优势和市场机会的行为驱动外,还受我国逐步开放的金融政策的影响。     

中国贫困地理研究及其学科范式

中国减贫事业具有世界意义。回溯中国贫困地理研究特征和学术贡献,归纳其学科范式,对今后地理学研究巩固脱贫攻坚成果与乡村振兴有效衔接,以及相对贫困问题,具有重要学科价值。基于CiteSpace 6.1.R2对1988—2020年中国知网（CNKI）和“Web of Science”(WOS)核心合集的中国贫困地理文献进行知识图谱分析。结果表明：(1)国家和区域减贫实践促进了中国贫困地理研究机构、作者和发文数量逐渐增长,反映贫困地理研究的需求导向性;(2)城乡减贫政策差异和异构形成了中国乡村贫困地理和城市贫困地理研究分异格局,反映贫困地理研究的城乡二元性;(3)减贫政策调整与社会主要矛盾转化推动了中国贫困地理研究学科范式的变迁,反映了贫困地理研究的范式演进性;(4)在地理学学科范式框架下,发展地理学和贫困地理学以贫困地理研究为共同领域,发展地理学旨在建构减贫过程、方法和决策,而贫困地理学重在解构贫困过程、方法和决策,代表了两个“学科”共同的研究基础和不同的学术话语表达。     

传承和发扬人文与经济地理学前辈的精神和知识体系——人文与经济地理学青年论坛综述

2018年1月27-28日,人文与经济地理学青年论坛暨第二届中国科学院区域可持续发展分析与模拟重点实验室青年论坛在北京国家会议中心成功举办。论坛以“人文与经济地理学的传承与创新：青年学者的责任与行动”为主题,来自全国100余家高校和研究机构从事人文与经济地理学相关研究的青年学者370余人参会。这说明人文与经济地理学青年学者很活跃、有热情、有担当意识。青年学者要加强学习、传承和发扬人文与经济地理学前辈的精神和知识体系,迎接人文与经济地理学繁荣发展的新时代。     

经济地理学制度理论的发展与建构的重要方向

在中国制度差异显著与目前区域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现实下,经济地理学与制度相结合的研究显得尤为必要。通过系统地梳理经济地理学与制度的关系发现,经济地理学与制度在历史上存在先分离后融合的情况,并且目前经济地理学与制度研究结合态势不容乐观,制度研究在本体论、方法论、时间维度、空间尺度、研究方法等方面仍然存在不足。通过文献梳理与理论分析,认为经济地理学的制度理论应基于演化经济地理学进行建构,并提出了建构的方向:1)以系统论、层级观为指导,注重构建制度的层级结构;2)以反还原论为基础,寻求方法论的突破;3)借助演化的思想与路径依赖理论,强调时间在制度系统中的作用;4)加强对各空间尺度的制度研究;5)注重工具方法的借鉴与创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