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外犯罪时空分布研究综述

从时间和空间的角度而言,犯罪事件的发生具有一定的规律。采用地理学视角观察犯罪问 题,可以揭示其时空分布特征,有助于犯罪的预防与控制。国外学术界和警界对犯罪时空分布研究 比较深入,在理论和实践上都有许多成果。本文主要从犯罪时空分布特征识别、犯罪时空分布模型 建立、犯罪时空分布模式形成机制这三个方面,介绍和总结了当前国际上犯罪时空分布研究的进 展,以期为我国在该领域的研究工作提供借鉴。     

上海市浦东新区城市街道“两抢一盗”犯罪的时空规律

以上海市浦东新区"两抢一盗"犯罪为研究对象,采用空间分析和统计分析的方法,分析其时空分布规律,并剖析街道环境与犯罪分布之间的关系。研究发现:1)犯罪时间分布与人们生活、工作的作息周期相关,街道空间使用频率高的时段犯罪相对高发;犯罪的昼夜分布差别与地区岗位、商业场所等环境的空间分布有关;2)在案发部位分布上,各部位的案件构成受到人流活动强度、自然监视的力度及逃逸便捷程度的影响;3)在宏观地理分布上,盗窃案件在浦东新区内以陆家嘴中央商务区一带为核心呈自西向东圈层递减分布,而"两抢"案件的高发区呈带状和点状分布的格局,较为分散在市区与镇区的各居民集中区附近;4)回归分析表明,交叉口是影响盗窃和"两抢"案件分布的重要环境要素之一,交叉口数量及密度均分别对"两抢"和盗窃量有正向影响。最后以研究结论为依据,提出相应的犯罪防控措施。     

拐卖犯罪与“后拐卖”研究的关系地理学探新

在地理学视角上,拐卖犯罪是一种非正常的人口迁移活动。随着人文地理学的关系转向兴起,关系地理学给拐卖犯罪研究提供一种多元、复杂、动态的拓扑关系逻辑,有助于探究拐卖犯罪现象和相关主体间的关联性与过程性。以关系地理学为视角,首先梳理关系地理学在拐卖犯罪问题上的理论张力,获得关于拐卖犯罪的关系地理学基本认知;然后从空间、地方、主体性内涵上解构拐卖犯罪以及“后拐卖”情境,进而以此为依据,总结和建构关系地理学嵌入拐卖犯罪治理与后拐卖发展干预的研究逻辑。研究发现,父权文化下的“性别”和“身体”为拐卖犯罪的滋生提供了土壤和“市场”,作为最小的空间尺度,身体的实践是研究拐卖犯罪的重要入口,在拐卖犯罪活动所构成的关系网络中,存在着空间性的身体规训和权力割裂。同时,拐卖犯罪会带来多元的历时的影响,被拐儿童和妇女在后拐卖情境下会存在地方关系和主体间性的重构。拐卖犯罪治理与后拐卖发展干预都需要引入关系地理学视角,以“关系”视角打通逻辑思路框架。     

犯罪恐惧感与犯罪活动空间分布的匹配关系及其影响因素

利用北京社会调查、法律文书、兴趣点、路网、定位数据,发现盗窃及暴力犯罪密度对犯罪恐惧感并无显著关联或影响偏弱,犯罪活动与犯罪恐惧感存在“匹配且具高安全性”“匹配且具高危险性”“不匹配且比主观感知更危险”“不匹配且比主观感知更安全”等类型。脆弱人群更易高估安全风险;防卫空间及街道眼理论分别适用于解释客观犯罪和主观感知,高密度、混合型、密路网的可渗透环境容易产生比主观感知更危险的情形;物理与社会失序、居住不稳定性会产生比主观感知更安全的情形;高人员流动性及高地位社区的居民则易低估安全风险;出入管控和环境维护能起到减犯罪、降恐惧的双重作用。     

法治与责任——省厅机关干部参观全国检察机关惩治和预防渎职犯罪展览

2011年4月11日,由最高人民检察院主办、浙江省人民检察院承办的法治与责任——全国检察机关惩治和预防渎职侵权犯罪展览浙江巡展在浙江省人民大会堂开展。图为4月12日下午,省国土资源     

私签协议建电站 涉嫌犯罪被移送

日前,河南省宁陵县国土资源局依法将一起单位非法租占基本农田涉嫌犯罪的案件移交到县公安局立案侦察。     

犯罪网络构建及其时空分析——以入室盗窃为例

提出了一种基于时空影响范围的网络构造方法,构造了一种基于节点影响强度的犯罪传输网络,并引入复杂网络的度、平均度、聚集系数等特征参数分析犯罪传输网络。提取了犯罪预测过程中需要关注的重要节点,分析了其时间分布和空间分布特性,研究结果表明:（1）近邻的时空单元的犯罪率具有一定的关联关系。其中,节点的出度与入度具有正相关性,因此可以引入邻居时空单元的犯罪密度以量化和分析犯罪规律。（2）节点的度分布具有无标度特性,犯罪较少的小区也可能出现度较大的节点,而节点的度与未来犯罪率具有较大的关联性。因此,即便犯罪率较低的小区也要关注节点的度变化情况。（3）犯罪聚集系数大小与未来犯罪率的变化具有一定的关联性,较高的聚集系数意味着未来犯罪状态的变化。     

贝叶斯方法在犯罪时空格局研究上的应用——以长春市为例

对比分析了2008年和2018年长春市犯罪空间格局的变化特征,进而构建了贝叶斯时空分析模型,整合了犯罪时空格局演化中的固定效应、空间随机效应和时间随机效应,基于R环境中的INLA程序包对模型的各个参数进行了拟合,结合GIS制图,识别出异于总体趋势的犯罪相对风险高值区,并进一步解析了犯罪格局形成和演化的过程和规律。研究发现,犯罪总量在10 a间显著下降,犯罪数量较高的警区数量明显减少。长春市周边地区犯罪率有所提高,而城市中心区域的多数警区则明显下降。贝叶斯时空模型表明,虽然城市犯罪相对风险的平均水平较低,但其总体上却呈现出显著的增加趋势。空间效应的高值区主要集中在城市中心核心区域,特别是传统的商业网点或经济活动较为集中的警区。时间效应的高值区主要集中在城市外围地区,尤其是国家级开发区所在的警区。综合空间效应和时间效应,城市中心区域存在既是空间效应的高值区也是时间效应高值区的时空共同高风险区。贝叶斯方法在数据整合、区域异质性识别以及灵活性方面具有明显的优势,对于犯罪时空格局形成和演化规律的理解和把握上均有所助益。     

论城市犯罪的空间防控

犯罪是当代城市最大的社会问题,对犯罪实施有效的空间防控是解决城市犯罪问题的重要途径。在对城市犯罪空间防控的必要性和可能性进行理论辨析的基础上,重点论述了城市空间环境的形态布局、空间盲区的综合治理和空间地域的防控管理等犯罪空间防控的主要实施途径。     

西南地区拐卖犯罪时空特征与影响因素

以拐卖犯罪的重灾区也是典型拐出源区的西南地区（云南、贵州、四川、重庆）为研究区,利用2008—2020年中国裁判文书审判数据,综合运用文本分析、数理统计、空间分析和负二项回归检验等方法,探索西南地区拐卖犯罪的时空分异与影响因素。结果表明：1）时间分布上,拐卖犯罪整体高发于2009—2014年,呈“三峰两谷”波浪形变化,“三峰”出现于2009、2012与2014年,而于2010和2013年出现“两谷”;最高发月份为12月,拐卖妇女次高发月份集中在3、6、7、9月,而拐卖儿童次高发月份为5、7、8、9月。2）空间分布上,拐卖犯罪呈显著的“东南—西北”轴线状分布,与川渝、云贵交界线高度吻合,省际交界区域是热点地域;省域空间分布以云南省为最,重庆市最次;微观地点多发生在人流量大的医疗、车站等场所以及乡村住宅附近。3）拐卖犯罪案发量受人口性别比和城乡居民最低生活保障人数的正向影响,而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城镇登记失业率、少年儿童抚养比和客运量具有负向影响;其中,人口性别比、客运量和城乡居民最低生活保障人数对拐卖妇女犯罪影响更大。最后,基于影响因素分析从加强社会建设、创新预防机制、强化打击机制3个方面提出防控治理对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