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本位原则视角谈滥用征地权的法律规制

征地的本位原则是体现在征地法律制度中的解决社会矛盾的基本立场。国家作为凌驾于社会之上的力量,当它面临种种社会矛盾时,需要采取相应的法律制度来调和这些矛盾。     

长江经济带环境创新的时空特征及其影响因素

以绿色专利申请量为评价指标对长江经济带环境创新的时空特征进行了多维度挖掘,并揭示了其影响因素,研究发现:①时序发展上,长江经济带环境创新空间集聚特征显著,绿色建筑技术始终主导长江经济带环境创新演化发展;②空间演化上,长江经济带环境创新格局整体表现为由东部地区主导,并呈现出由东向西的阶梯推进的发展特征,且呈现出显著的空间...     

环境规制、FDI与能源消费碳排放峰值预测——以西北五省为例

基于STIRPAT模型,运用情景分析法对西北地区2017—2030年能源消费碳排放进行预测,在高、中、低三种环境规制强度下设定出9种发展模式,以分析环境规制与FDI对能源碳排放峰值的影响。研究表明：（1） 在初始发展情境下,西北地区2030年碳排放总量为70 273.07×10⁴ t,无法实现碳排放达峰目标。（2） 低环境规制背景下,高、高中、高低三种发展模式2030年能源消费碳排放额为73 550.53×10⁴ t、64 881.98×10⁴ t、56 296.96×10⁴ t。（3） 中、高环境规制下,中低、低两种发展模式分别于2025年、2020年达到碳排放峰值,峰值额度为53 447.15×10⁴ t、51 022.68×10⁴ t。能源碳排放强度为0.86 t·（10⁴元）^-1、0.68 t·（10⁴元）^-1,相比较2005年碳排放强度下降48.38%、60.14%。9种发展模式中,仅中低、低两种发展模式能够如期实现碳排放峰值任务,表明严格的环境规制政策能够有效减缓西北地区能源消费碳排放,为促进西北地区碳排放峰值目标如期实现,针对西北地区碳减排工作提出了相应对策建议。     

异质性环境规制对中国渔业绿色发展的影响

基于2010—2020年中国省际面板数据,运用SBM-GML指数测算渔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实证分析命令控制型和市场激励型两类环境规制对渔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直接影响,及不同经济发展水平地区下,环境规制工具对渔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影响的异质性。研究发现：(1)近10 a来中国渔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在0.967～1.090波动,呈现稳中有升态势,技术进步是中国渔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主要源泉和动力。(2)不同类型环境规制对渔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具有显著差异,命令控制型环境规制影响呈先扬后抑的倒“U”型,市场激励型环境规制影响呈先抑后扬的正“U”型。(3)环境规制对渔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具有地区性差异,命令控制型环境规制工具在经济发达地区具有更显著的作用,市场激励型环境规制在经济相对落后地区具有更显著的作用。     

海洋环境规制对海洋资源消耗强度影响研究

海洋资源是实现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重要支撑,降低海洋资源消耗强度、提高海洋资源利用效率是发展海洋经济、破解保护与发展矛盾的必然要求。文章基于2006—2019年我国沿海1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面板数据,构建面板模型考察不同类型海洋环境规制工具对海洋资源消耗强度的影响,同时借助门槛回归和中介效应检验分析其非线性影响及内在影响机制。研究发现：(1)命令型环境规制工具会提高海洋资源消耗强度,而市场型环境规制工具对降低海洋资源消耗强度存在边际递增规律;(2)海洋科技创新对降低海洋资源消耗强度发挥促进作用;(3)命令型环境规制工具作用的发挥存在基于市场型环境规制工具的单一门槛效应;(4)产业结构对市场型环境规制和海洋资源消耗强度具有部分中介效应,而在命令型环境规制与海洋资源消耗强度的回归关系中发挥完全中介作用。未来有关部门应适度增强市场型环境规制力度和海洋科技创新,助力降低海洋资源消耗强度。     

长江经济带环境规制对旅游生态效率的门限效应及空间差异

环境规制手段与环境规制水平的动态调整是引领旅游业绿色发展的重要途径。采用熵值法和非径向SBM模型解读2003—2018年长江经济带命令控制型、市场激励型和公众自愿型3种环境规制与旅游生态效率的时空演化特征,综合运用普通面板回归和面板门限回归辨析3种环境规制对旅游生态效率的影响差异。结果表明：(1)命令控制型表现为“U”形演变轨迹并呈“西部高值集聚、东部与中部低值集聚”的空间格局,市场激励型由东至西呈梯度递减特征,且随时间推移愈发显著,公众自愿型则先震荡下跌后缓慢提升。(2)研究期内,长江经济带旅游生态效率均值距离最佳生产前沿面仍有29.6%的改善空间;纯技术效率均值高于规模效率,是促进旅游生态效率改善的重要因素。(3)命令控制型与旅游生态效率呈正线性关系;市场激励型与公众自愿型分别产生单门限与双门限的非线性影响,随环境规制水平提升均呈“负向效应逐渐减弱、正向效应开始显化”特征,并存在“东部>中部>西部”的空间差异。     

中国沿海城市群环境规制效率时空变化及影响因素分析

基于2003~2016年中国沿海三大城市群的面板数据,采用基于非期望产出的超效率SBM模型测度城市群环境规制效率,结合变异系数、基尼系数、空间自相关和广义最小二乘法（GLS）分析城市群环境规制效率空间演变特征,识别环境规制低效运行城市,探究环境规制效率变动的驱动因素。研究表明：① 京津冀城市群注重产业结构调整,环境规制效率上升最为显著;长三角城市群注重末端治理,环境规制效率下降趋势明显;珠三角城市群注重清洁生产技术的引进,环境规制效率明显优于其他两大城市群。② 三大城市群环境规制效率内部差异明显,珠三角城市群最为突出,长三角城市群环境规制下降型城市占比高达38.64%,集中分布在安徽、江苏交界处。③ 珠三角城市群是高环境规制效率空间集聚区,空间溢出效应显著;京津冀、长三角城市群是低环境规制效率空间集聚区,空间溢出效应不显著。④ 经济发展水平、产业结构、市场环境、城镇化水平和对外开放水平是东部沿海城市群环境规制效率变动的影响因素。     

环境质量、环境规制与产业结构优化——基于中国东、中、西部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

环境污染、环境规制和产业结构优化升级是当前中国为实现包括生态文明在内的"五位一体"小康社会目标必须解决的重要问题。基于2003—2012年中国东、中、西部地区的省际面板数据,实证考察了环境污染、环境规制和产业结构优化的关系。模型以SO2排放量作为环境污染指标,以SO2排放量和产业结构优化关系为例验证了环境库兹涅茨曲线的存在。环境规制会促进产业结构优化,不同地区不同形式环境规制政策对产业结构的优化效应是有差异的。因此,应采取形式多样和有地区差异的环境规制政策以改善环境质量、促进产业结构优化。     

浅论小矿法律规制

通过考察国外小矿法律规制的特点,总结出国外小矿法律制度的基本原则以及小矿管理制度的发展趋势,归纳出国外小矿规制实践对我国的启示。本文认为,国外小矿法律规制有很多宝贵经验值得我国借鉴,其中两点尤为重要：一是在政策上充分肯定小矿在促进国家经济发展与缓解贫困方面的重要作用,把小矿的发展战略融入到整个农村复兴和农民增收战略当中;二是在立法中明确小矿的法律地位、相应的法律制度与管理制度的设计,以促进小矿发展为本,把规范与促进发展有机结合起来。     

中国资源规制的概念、框架和实践(英文)

当前我国经济增长模式对自然资源的依赖程度过高,已经引起了严重的经济和社会问题,尤其是自然资源约束的变化威胁着未来我国区域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根据我国自然资源的制度基础及经济条件,本文提出了资源规制的概念。资源规制是政府规制在自然资源领域的应用,其目的在于调节和控制区域发展,是政府对资源勘查、开发、利用、经营和保护等行为的约束。资源规制包括了两层涵义:一是对自然资源的管理,二是以自然资源为工具对区域经济和社会发展的调控。我国资源规制的基本框架主要由法律规制、规划规制、标准规制和具体的指标规制四个层次构成,而其他的社会参与、监督、监测、评价和奖惩对于资源规制框架的构建也是必不可少的。从资源类型来看,我国的资源规制主要集中在对水资源、土地资源、能源资源和环境资源的规制上,而对于海洋资源、矿产资源和森林资源的规制力度则较弱。总体来说,我国的资源法律规制、规划规制和标准规制的基本体系已经基本形成,并取得了较好的效果。而具体的指标规制则较为分散和破碎,建立完善的资源规制体系仍任重道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