结合手机信令数据和地理空间数据的居民职住信息识别

基于手机信令数据和地理信息数据,融合地理信息空间运算能力,创新性地提出了一种识别居民职住信息的方法。在Spark平台上,首先运用地理信息空间分析服务将手机信令数据绑定至地理实体,再通过降噪算法完成定位校准和信令数据的清洗、加工,最后构建数学算法和模型得到居民的工作地和居住地。以成都市居民连续两周的手机信令数据为例,验证了该方法的可行性,该成果将会为商业选址、客群管理、城市规划等应用提供数据支撑。     

等效源法三维随机点位场数据处理和转换

为了实现曲面随机点位场数据的曲面延拓和转换,以磁异常位场数据为例,采用一组磁偶极子作为等效源,置于观测面下方的一个曲面上,把观测磁异常作为这组磁偶极子所产生磁异常的边界条件,通过求解线性方程组的方法反演磁偶极子磁矩的大小,再根据反演结果正演所要计算的磁异常数据,实现了曲面随机点磁异常位场数据的向上延拓、向下延拓、求导以及化极处理.在数据量较大时,为了提高反演计算的速度,把磁异常数据和磁偶极子分成若干小块,再利用各块磁异常数据分别反演该块数据下方磁偶极子的磁矩,并通过迭代计算来逐步取得更准确的反演结果.模型试验表明,磁异常位场数据向上延拓的均方根误差小于±2nT,向下延拓和化极也可以取得较高的精度,所提出的分块处理方法提高了延拓和转换的速度,实际资料处理给出了曲面随机点航磁异常数据向下延拓和化极的一个例子.     

信息技术对中国服装企业空间组织的影响

近年来,信息技术的广泛应用在对传统的企业组织模式产生深刻影响的同时,也催生了一些新的企业组织模式.信息技术导致的市场透明化和竞争激烈化正在促使企业进行不断的变革和发展,比如生产链的变革及其在不同环节上的体现.这些变化对企业空间组织产生着重要影响.信息技术的角色和作用、企业的变革方向以及可能产生的空间组织变化,都需要深入的研究.结合统计数据、企业访谈和问卷调查等数据,回顾了中国企业信息技术应用的概况和主要类型,并在此基础上以上虞市服装企业集群和PPG为案例进行对比分析,在地方层面上探讨信息技术对企业空间组织的影响.案例研究结果显示信息技术促进企业生产活动的空间集聚以及企业销售活动的空间扩散,时间成本正成为信息时代企业空间组织的重要影响因素.     

信息技术对南京市职住分离的影响

职住空间伴随着城市的发展演变产生分离现象, 引起国内外学者广泛的研究兴趣, 通过实证研究和因素分析已经取得丰富的研究成果。本文试图从信息技术发展视角入手, 分析其对城市职住分离的影响。本文以南京市为例, 通过入户调查获取477 份有效问卷调查数据, 使用有序多分类Logistic 回归模型研究分析。本文提出3个理论假设, 通过实证分析得到部分验证:①职业类型对职住分离的影响仅体现在服务业, 当仅考虑居民社会经济属性时, 从事服务业居民承担的职住分离程度更小;②从居民信息化程度来看, 居民的手机上网流量越大、家庭网络时长越长, 则承担更大程度的职住分离, 但这种正相关较弱, 而手机个人拥有数和便携式电脑家庭拥有数与城市职住分离没有相关性;③从个人属性来看, 个人月收入对城市职住分离的正相关影响最大, 性别、年龄则没有相关性。     

转型期广州市城市居民职住空间与通勤行为研究

以广州市2001年、2005年和2010年大型家庭社会调查为基础,研究了广州市城市居民职住空间和通勤行为的演化,从微观层面分析城市居民职住空间分离和城市通勤行为的影响因素。结果表明：2000年以来广州市城市居民职住空间分离趋势较为明显,但通勤成本仍然是城市居民居住区位或工作地选择过程的重要考虑因素;通过使用职住空间平衡测量指标来测度城市职住空间平衡的空间差异,研究结果显示：内圈层存在最为严重的职住空间失衡,而随着近年来广州市产业和居住郊区化进程的突飞猛进,城市郊区的职住空间失衡状况有明显改善,职住空间平衡率大幅度提升。从通勤行为来看,广州市城市居民使用传统的通勤方式比重最高,家庭收入、文化程度、住房产权和性质状况、工作单位性质等城市居民通勤行为显著影响通勤方式。     

重庆市公共租赁住房社区居民的职住空间匹配

居住与就业间的空间组织是城市空间结构的重要组成要素之一,国外自20 世纪60 年代提出后引发了大量关于弱势群体居住和就业空间机会及其关系的实证研究。近年来在中国城市快速空间重构的背景下,中低收入群体的职住分离现象也引起广泛关注。运用职住空间错位理论,以重庆市主城区公共租赁住房社区为案例进行研究,对541 份有效问卷的统计分析表明:① 公共租赁住房居民搬迁前通勤距离与通勤时间的均值分别从6.5 km与32 min,增加到搬迁后的15 km与52 min;② Logit回归分析表明,群体类型对公共租赁住房居民通勤时间差异影响最为显著,年龄与居民通勤时间呈负相关关系,性别与年龄对通勤时间产生较显著影响。③ 公共租赁住房供应的政策性因素造成了被动迁移型空间不匹配现象,是其住户的区位选择与主要就业场所不匹配而引发的,因此需要深入研究公共租赁住房合理的空间布局方案和实施途径,尽可能将公共租赁住房区位规划在内城。     

基于社会属性的北京市居民居住与就业空间集聚特征

制度转型期,中国城市居民社会空间发生了新的变化,居民居住和就业空间组织也变得更为复杂,并引起了广泛关注。基于2010 年问卷调查数据,采用缓冲区、最近邻层次聚类和Ripley K函数等空间分析方法对北京城市不同社会属性居民的居住和就业空间分布特征进行实证分析。研究发现：① 总体上,北京城市居民居住和就业空间圈层分异明显。在各圈层内部,不同人群的居住和就业空间分布比例亦存在相对差异;职住空间错位程度表明距市中心15 km左右是城市就业功能和居住功能主导地位转化的分界线;职住平衡度整体上呈现出由内圈层到外圈层递减的趋势,但高收入阶层和年轻白领的职住平衡度相对较低。② 不同人群居住与就业空间集聚特征存在明显差异。一般平民居住和就业均呈散点状集聚;年轻打工族居住和就业集聚区域紧邻,主要集聚在四环以内的城市东部区域;高收入阶层居住呈现“小集中、大分散”集聚特征,就业集聚区多集中在四环以内的城市东部和西北部区域;年轻白领居住集聚区呈现城市西部条带状和东部散点状相结合特征,就业集聚区主要在中关村和CBD为中心的两条轴状区域。③ 不同人群居住和就业空间集聚的尺度特征较为相似,呈现随距离增加“先增后减”变化趋势,但距离阈值存在差异。表现为高收入群体居住空间可选范围较小,一般平民就业空间可选范围较小,而年轻白领居住和就业空间可选范围均较大。     

基于手机定位数据的珠海市职住空间特征研究

深入分析职住平衡的概念及内涵,从时间和空间两个视角提出了两种职住平衡测度方法。采用移动手机定位数据对珠海居民的就业和居住空间分布、通勤距离、通勤来源进行了分析,同时测算了各规划分区的职住指数。结果表明：就业地与居住地在空间分布上保持较高的一致性;全市居民以短距离通勤为主,平均通勤距离为2048m,各规划分区的居民通勤距离存在较大差异;各规划分区有80%以上的居民实现了本地就业或居住。同时,从自然、规划、政策方面分析了职住影响因素,并提出了优化产业和人口空间配置、打通各规划分区之间交通瓶颈、合理配套公共服务设施等相关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