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市公共租赁住房社区居民的职住空间匹配

居住与就业间的空间组织是城市空间结构的重要组成要素之一,国外自20 世纪60 年代提出后引发了大量关于弱势群体居住和就业空间机会及其关系的实证研究。近年来在中国城市快速空间重构的背景下,中低收入群体的职住分离现象也引起广泛关注。运用职住空间错位理论,以重庆市主城区公共租赁住房社区为案例进行研究,对541 份有效问卷的统计分析表明:① 公共租赁住房居民搬迁前通勤距离与通勤时间的均值分别从6.5 km与32 min,增加到搬迁后的15 km与52 min;② Logit回归分析表明,群体类型对公共租赁住房居民通勤时间差异影响最为显著,年龄与居民通勤时间呈负相关关系,性别与年龄对通勤时间产生较显著影响。③ 公共租赁住房供应的政策性因素造成了被动迁移型空间不匹配现象,是其住户的区位选择与主要就业场所不匹配而引发的,因此需要深入研究公共租赁住房合理的空间布局方案和实施途径,尽可能将公共租赁住房区位规划在内城。     

基于手机定位数据的珠海市职住空间特征研究

深入分析职住平衡的概念及内涵,从时间和空间两个视角提出了两种职住平衡测度方法。采用移动手机定位数据对珠海居民的就业和居住空间分布、通勤距离、通勤来源进行了分析,同时测算了各规划分区的职住指数。结果表明：就业地与居住地在空间分布上保持较高的一致性;全市居民以短距离通勤为主,平均通勤距离为2048m,各规划分区的居民通勤距离存在较大差异;各规划分区有80%以上的居民实现了本地就业或居住。同时,从自然、规划、政策方面分析了职住影响因素,并提出了优化产业和人口空间配置、打通各规划分区之间交通瓶颈、合理配套公共服务设施等相关建议。     

从自卑中升华——记“全国优秀指导教师”林秀朋

正在广西国土资源系统有一位教师,在职业教育的路上奋勇前行,18年刻苦钻研,18年教书育人,18年硕果累累,先后获得"全国优秀指导教师"、广西技术能手、广西优秀高技能人才、广西"职教名师"培养对象、广西国土资源厅"优秀共产党员"等荣誉称号。骄阳似火的6月,记者去学校采访,见他正拿着一张报纸津津有味地细看在今年6月召开全国职业教育工作会议的相关报道。这位教师就是广西机电工业学校机械电气科副科长、数控技术应用专业学科带     

大同云岗矿区井下陷落柱中的地开石

大同云岗矿区下侏罗统大同组顶部煤层附近的井下陷落柱中,充填有团块状、细脉状、网脉状白色粘土矿物。经物理光性研究、电镜、差热、X射线及红外光谱分析,确证其为特殊产状和成因的地开石。该地开石仅分布地下深300-400m处的井下陷落柱中,并与自生黄铁矿共生,按地热增温率估算,最高温度不超过15℃。显然,本区地开石是在常温还原环境下,在流经煤层的弱酸性地下水作用,由陷落柱中铝硅酸盐矿物,经过长期溶蚀分解而成。     

转型期广州市城市居民职住空间与通勤行为研究

以广州市2001年、2005年和2010年大型家庭社会调查为基础,研究了广州市城市居民职住空间和通勤行为的演化,从微观层面分析城市居民职住空间分离和城市通勤行为的影响因素。结果表明：2000年以来广州市城市居民职住空间分离趋势较为明显,但通勤成本仍然是城市居民居住区位或工作地选择过程的重要考虑因素;通过使用职住空间平衡测量指标来测度城市职住空间平衡的空间差异,研究结果显示：内圈层存在最为严重的职住空间失衡,而随着近年来广州市产业和居住郊区化进程的突飞猛进,城市郊区的职住空间失衡状况有明显改善,职住空间平衡率大幅度提升。从通勤行为来看,广州市城市居民使用传统的通勤方式比重最高,家庭收入、文化程度、住房产权和性质状况、工作单位性质等城市居民通勤行为显著影响通勤方式。     

信息技术对南京市职住分离的影响

职住空间伴随着城市的发展演变产生分离现象, 引起国内外学者广泛的研究兴趣, 通过实证研究和因素分析已经取得丰富的研究成果。本文试图从信息技术发展视角入手, 分析其对城市职住分离的影响。本文以南京市为例, 通过入户调查获取477 份有效问卷调查数据, 使用有序多分类Logistic 回归模型研究分析。本文提出3个理论假设, 通过实证分析得到部分验证:①职业类型对职住分离的影响仅体现在服务业, 当仅考虑居民社会经济属性时, 从事服务业居民承担的职住分离程度更小;②从居民信息化程度来看, 居民的手机上网流量越大、家庭网络时长越长, 则承担更大程度的职住分离, 但这种正相关较弱, 而手机个人拥有数和便携式电脑家庭拥有数与城市职住分离没有相关性;③从个人属性来看, 个人月收入对城市职住分离的正相关影响最大, 性别、年龄则没有相关性。     

基于社会属性的北京市居民居住与就业空间集聚特征

制度转型期,中国城市居民社会空间发生了新的变化,居民居住和就业空间组织也变得更为复杂,并引起了广泛关注。基于2010 年问卷调查数据,采用缓冲区、最近邻层次聚类和Ripley K函数等空间分析方法对北京城市不同社会属性居民的居住和就业空间分布特征进行实证分析。研究发现：① 总体上,北京城市居民居住和就业空间圈层分异明显。在各圈层内部,不同人群的居住和就业空间分布比例亦存在相对差异;职住空间错位程度表明距市中心15 km左右是城市就业功能和居住功能主导地位转化的分界线;职住平衡度整体上呈现出由内圈层到外圈层递减的趋势,但高收入阶层和年轻白领的职住平衡度相对较低。② 不同人群居住与就业空间集聚特征存在明显差异。一般平民居住和就业均呈散点状集聚;年轻打工族居住和就业集聚区域紧邻,主要集聚在四环以内的城市东部区域;高收入阶层居住呈现“小集中、大分散”集聚特征,就业集聚区多集中在四环以内的城市东部和西北部区域;年轻白领居住集聚区呈现城市西部条带状和东部散点状相结合特征,就业集聚区主要在中关村和CBD为中心的两条轴状区域。③ 不同人群居住和就业空间集聚的尺度特征较为相似,呈现随距离增加“先增后减”变化趋势,但距离阈值存在差异。表现为高收入群体居住空间可选范围较小,一般平民就业空间可选范围较小,而年轻白领居住和就业空间可选范围均较大。     

西淋岗第四纪错断面特征及其成因

西淋岗第四纪错断面位于佛山市顺德区陈村镇,有研究者认为这是晚第四纪活动断裂。为了进一步探明该错断面形成的机理,进行了大比例尺地质地貌填图、探槽开挖、浅层地震探测和第四纪地层年代测定等工作。结果表明,该点及其周边地貌上没有最新构造活动的迹象,但符合重力活动的特征。第四纪地层的错断和基岩中的断裂不能配套,不是统一构造应力场的产物。两侧物探反射特征表明,基岩断裂并未错断第四纪地层。根据基础地质条件、工程地质类比和高陡稳定性计算结果判断,该错断面的产生具备重力活动的条件,是重力失衡的结果,而并非由构造作用形成。     

1990s以来京津冀地区经济发展失衡格局的时空演化

1990s以来京津冀地区经济增长快速,然而经济发展在行政辖区间并不均衡,且逐渐导致环京津贫困带的形成.为识别经济发展失衡格局的演化过程,首先引入DMSP/OLS夜间灯光和可比价GDP,构建"单位开发活动GDP"表征区域经济发展状况;然后运用Local Moran's I将区域经济发展格局划分为五种类型:HH富化扩散,HL富化极化,LH贫化塌陷,LL贫化制约和非显著;最后以HH类型的边界作为京津冀地区经济发展失衡界线,采用缓冲区分析探讨经济发展失衡格局的演化过程和行政区划等人为因素对经济发展的制约效应.结果表明:① 整体上,1990s以来京津冀地区经济发展失衡格局不断加剧,京津富化扩散与河北贫化制约的规模与强度同时增长;局部上,受京津市区经济发展的外溢效应,京津郊区及区位优势显著的部分河北地区经济发展较快.② 与传统认知的"环京津贫困带"不同,在两个空间尺度上识别出经济发展断层,一为京津市区与郊区之间,二为京津与河北之间,且前者的区域经济发展失衡整体上较后者更为严峻.③ 1990s以来京津冀地区经济发展的失衡格局,整体上受制于城乡二元体制带来的城乡隔离效应,局部上受京津冀三地的行政制约.要实现京津冀地区经济发展的协同均衡,关键在于弱化城乡隔离,并辅以消除行政制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