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TP协议在广电时间同步网中的应用研究

随着广电行业的飞速发展,以串行数字接口(SDI)基带信号为基础技术架构的传统电视信号已经很难满足未来技术发展和业务扩展的需求．得益于现代通信技术的迅速发展以及即将到来的万物互联的5G时代,广电行业也将采用IP化技术来构建新的网络系统．处在向IP化发展的过渡期,广电IP化目前还存在一些亟待解决的问题．为了解决广电系统网络中需要更高精度的同步信号来完成时间同步的问题,本文利用精确时间协议（PTP）时间同步技术在专用以太网中完成时间同步组网,搭建了测试环境并对测试数据进行了分析．测试结果表明,相较于传统的网络时间协议（NTP）时间同步技术,输出PTP信号的准确度能够达到亚微秒量级,完全满足广电行业IP化数字电视系统时间同步信号的高精度需求．      

GDCORS多星系统定位平台测试与分析

广东省连续运行卫星定位服务系统(G DCORS)建成了兼容多星系统的北斗地基增强平台,组织开展了新平台与原平台的外业测试.并从内符合精度评定、重复性精度评定、外符合精度、初始化时长等方面对网络实时动态(RTK)定位结果进行了统计和比对分析.测试结果表明,新平台能够提供高可靠性、高精度的网络RTK服务.文中研究结果可为GDCORS用户使用新/原平台提供实际应用参考.     

全球集装箱航运企业的航线网络格局及影响因素

采用船期表数据,以全球前20位航运企业中的18家为研究对象,剖析各企业航线网络的异同点,并探讨企业航线配置的影响因素。研究表明：各企业航线网络均具有小世界和无标度特征,东亚是航班的首要集聚区,并且均为轴辐连接与点对点连接并存的混合式网络;各企业航线网络的市场广度和深度各异,根据航班的空间分布特征可将企业划分为4种类型,其中高丽海运、汉堡南美、阿拉伯轮船和万海航运专注于特定区域的细分市场,且拥有不同于全球枢纽港的企业枢纽港;港口腹地货源、港口自然条件及作业效率、海运保护政策、企业自身能力等是影响企业航线布局的重要因素。本研究有助于揭示航运企业的航线组织模式,为港口管理者决策提供参考。     

互联网影响下的“网剧”与传统“台剧”生产网络的结构差异

选取2016—2017年最具代表性的“网剧”和“台剧”各318部,运用社会网络分析法探讨互联网影响下的“网剧”与传统“台剧”生产网络的结构差异。研究表明：① 空间分布上看,相对于“台剧”生产网络,“网剧”生产网络中的企业区位、核心城市节点和城市间强联系更加集聚,尤其是向京津冀和长三角两大城市群集聚。② 网络结构上看,相对于“台剧”生产网络,“网剧”生产网络的规模小、联系数量少、分工粗略、中心势低,核心企业节点多为民营互联网影视企业,最强凝聚子群更为开放。最后,从互联网发展的地理格局、互联网带来的消费习惯改变、互联网引发的自由竞争,以及互联网视频平台企业的崛起四个方面分析了产生上述网络结构差异的原因。     

城市群创新联系网络结构与创新效率研究

引入修正引力模型、社会网络分析方法、DEA模型以及Tobit模型,探讨2001—2015年京津冀、长三角、珠三角三大城市群的创新联系网络结构对创新效率的影响。研究表明：① 创新联系格局方面,京津冀城市群呈现以“京津”为核心的放射状发展特征,长三角城市群呈现以“Z”字形为主轴的类钻石型空间格局,珠三角城市群形成了以珠江口两侧城市为核心、其他城市为重要节点的空间格局;② 在创新联系网络结构特征方面,京津冀城市群呈极核式发展,群内创新联系高度依赖于核心城市,长三角和珠三角城市群由单中心驱动转变为多中心驱动,呈均衡发展特征,京津冀和珠三角城市群创新联系网络具有“小世界”网络特征;③ Tobit模型回归结果显示,三大城市群中,城市节点在城市群创新联系网络中的中心位置、中介地位、对结构洞的运用能力和集聚程度对其创新效率的影响存在差异。     

社会网络视角中世界文化遗产地旅游村寨的利益关系治理

以云南省红河州元阳县哈尼梯田核心区域2个典型的旅游村寨（大鱼塘村和普高老寨）为例,对两村寨利益相关者从网络凝聚性、网络互惠性、网络核心边缘、网络传递性、网络经纪人等5个方面展开关系数据分析,结果显示：1）大鱼塘村压力集团内部、压力集团与社区、企业与政府之间的利益关联性和联系的紧密性不足;2）两村当地政府和压力集团与社区之间的互惠性低于整体平均互惠性;3）两村利益网络中边缘结构较核心结构更加明显,这导致了利益关系的不平衡;4）两村当地政府利益集团传递性相对较低,当地社区传递性最高;5）两村中利益集团间缺少部分协调人、守门人、代理人、联络人等角色。最后提出相应建议：1）提升哈尼梯田利益关系由弱利益关系转变为强利益关系,改变利益集团间核心边缘利益关系格局;2）进一步加强各利益集团内部及之间的关联性;3）加强以企业和政府机构为顶点的组间利益传递,让利益流动逐步打破哈尼梯田利益集团之间的核心边缘关系结构;4）重点加强社区在利益关系网络中的参与机会与权力,对社区进行增权;5）利益集团内部要重点培育协调人和顾问角色,利益集团之间要重点培育企业与政府、社区、压力集团之间的守门人、代理人和联络人角色,以及社区与政府和企业之间的守门人、代理人角色。     

中国高铁网络结构特征及其组织模式

基于2018年高铁网络OD数据,运用社会网络分析方法从高铁网络、城市节点等方面探讨中国城市高铁网络结构特征及其地域组织模式,结果表明：①中国高铁网络整体较为松散,东北地区网络密度最高,东部和中部地区作为整体网络的中介作用明显;②重要高铁线路的“廊道效应”突出,中心度呈现出以京广、京沪和沪昆高铁组成的“三角旗状”空间格局并向两侧城市呈不规则递减的态势;③多层级网络识别出紧密关联高铁线路和四横四纵向八横八纵格局的转变;④高铁网络的地域组织形式表现为点-轴串珠模式、双核组团模式和极核模式,高铁网络的完善使组织模式由单核趋向于网络化转变。     

基于网络游记的城市旅游流网络结构演化研究——以北京市为例

采用网络游记文本数据,结合爬虫技术和社会网络分析方法,分析北京市“十二五”和“十三五”时期城市旅游客流网络结构的演变特征。结果表明：① 城市旅游流网络结构存在不均衡性,城市历史文化遗产节点的的影响控制能力强,新兴旅游吸引物的集聚能力相对较弱,受不同类型节点的路径依赖效应的影响,这种差异存在动态扩大特征。② 城市旅游流网络结构呈现显著的等级分层结构和节点分散分布特征,传统游憩场所是城市旅游流的核心节点,外围发育的旅游节点较分散且规模能级提升空间较大。③ 城市旅游流拥有显著的赋能效应、倒逼效应和联通效应。     

新冠肺炎疫情对经济全球化的影响分析

新冠肺炎疫情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世界面临的最大危机,给世界带来巨大的冲击,包括人们的心理和生活、经济增长与就业、国家治理及世界治理等。这些影响使很多学者、评论家、大众、企业家乃至政府官员产生了非常悲观的情绪,舆论中不乏经济全球化将终结、全球供应链将大规模调整、世界治理格局将彻底改变等言论。本文通过建立“全球化的三角结构”剖析了经济全球化的动力机制,并结合疫情对世界的主要影响,试图揭示后疫情时代经济全球化的走势。我们认为,资本的“空间出路”、技术的“时空压缩”和国家的开放程度是驱动经济全球化的三个基本力量,这三者的变化及其相互作用结果影响着全球化进程。从动力机制看,全球化是一个没有终点且不断变化的历史过程,它不会倒退,而是波动。过去半个世纪以来,世界各国已经被全球化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相互脱钩的代价极其昂贵,没有国家会选择完全脱钩。所谓的逆全球化现象,是全球化发展过程中世界格局变化及各国应对策略调整的结果。新冠肺炎疫情并不能影响全球化的资本和技术驱动力,但是可能影响国家的开放程度。如果疫情持续时间不是很长,经济全球化将很快会回归原有的发展轨迹,继续进行调整。各国也将继续围绕经济全球化进行斗争、妥协、再斗争,直至形成一个相对稳定的状态。因此,经济全球化可能因为应对疫情而踩下急刹车,甚至暂退半步,但很快将继续前行,向着“包容性全球化”的方向发展。     

高速铁路对东北城市网络结构的空间影响

借鉴复杂网络理论,以铁路列车时刻表为基础数据,探讨高速铁路的开通对东北地区铁路网络结构和城市网络结构的空间影响。结果表明：① 高铁强化了东北地区铁路网络的小世界、无标度等网络特征,各网络节点在可达性和辐射能力方面受到4种不同形式的影响;② 高铁强化了沈阳和哈尔滨的主-副双核心铁路网络结构,使得拓扑网络的离散程度大幅降低,长春、大连等城市的网络联系中心性显著提升;③ 铁路交通重心向西北方向偏移,区域间不平衡性增强,吉林省成为东北铁路客运联系强度最高的地区;④ 大连市拥有特殊的门户城市特征,即对外联通能力强,但未形成足够吸引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