甘肃省城市化与土地集约利用耦合协调发展

土地集约利用能够促进城市化健康发展,而城市化水平又影响着土地集约利用水平,两者的耦合协调程度是影响城市发展的关键因素。本文对甘肃省12个地级市进行实证研究,构建城市化与土地集约利用的耦合协调发展度模型,定量评价两者之间的耦合协调发展状况,并且利用地理空间分析工具进行空间聚类分析。结果表明:多数市已经从拮抗期过渡到磨合期,但是还没有进入协调期,说明甘肃省城市化与土地集约利用之间还未完全达到完全协调发展的程度;甘肃省城市化与土地集约利用的耦合协调发展度普遍较低,从2003年开始呈现出逐年扩张的趋势。     

土地利用空间格局的置换变化与代换变化分析

为揭示土地利用空间格局的动态变化,本文基于土地利用转移矩阵,从类型间的空间转移过程出发,构建了置换变化与代换变化的计算模型,并对其2种变化进行了分析。置换变化是2种类型之间以相同面积发生空间位置的置换过程,且各种类型的数量结构保持不变;代换变化则是所研究类型的数量结构保持不变,而与之转换的其他类型数量上的增加或减少;从而将单一类型的总变化进一步细分为置换变化、代换变化与净变化。以晋江流域1985年与2006年2期土地利用格局的变化为例进行分析,结果显示：在1985-2006年间,晋江流域的土地利用空间格局发生了显著变化;园地、建设用地、未利用地呈现扩张态势,草地与旱地呈现萎缩变化,水域变化不大;这6种地类的交换变化面积相对较少,以置换变化为主。水田与林地则主要表现为空间位置的交换变化,其中,水田呈现出与林地、旱地2种类型之间的置换变化,而林地则主要是园地-林地与林地-草地这2对类型间的代换变化。结果表明,通过置换变化与代换变化的分析,更细化了各种类型之间的动态变化过程。     

断层带震相及其应用研究现状与展望

Deep structure and material properties of faults can be understood by observing and simulating the particular phase in a fault fracture zone. This paper reviews the development of fault-zone seismic waves in the seismological domain. The present research status of fault-zone head wave and trapped wave are summarized systematically. Based on recent progress in this field, the paper discusses the prospect on the utilization of seismic wave in fault structure research.     

绿色低廉的“再生能源,是未来的“富矿”

中国的人口数量在增长,能源的需求也将日益紧迫,随着人均增长压力上升能源需要会显著变大,可以想象,我们在没有能源或能源极度缺少的情况下,生活、工作的环境会是什么样？如今,寻求可再生能源热潮在全世界的研究领域已方兴未艾,许多国家都在开发可再生能源,并将其提高到国家的生存和可持续发展战略层面上来,其必要性是可想而知。我们知道自然界中可以不断再生、永久持续利用、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能源资源,这些能源就是再生能源。     

Phosphorus forms and distribution in Zhejiang coastal sediment in the East China Sea

Surface and core sediment samples were collected from Zhejiang coastal waters of the East China Sea to study phosphorus（P） forms and understand the potential release of P as well as adsorption.The sediments were extracted sequentially to determine four phosphorus fractions,and non-sequentially for total phosphorus（TP）.The total concentration of phosphorus in the surface sediments ranged from 527.2 to 680.5 mg kg-1.Inorganic P was the major form and accounted for 84-94%of TP.Among the four forms,P-Detrital was dominant（58.6-73.2%）,followed by P-CDB（10.5-20.9%）,P-Organic（6.1-15.9%）,and P-CFA（5.9-16.3%）.The distribution pattern of TP in the surface sediments was similar to that of P-Detrital and P-Organic,but different from P-CDB and P-CFA.A relatively high level of phosphorus was observed in estuarine sediments,reflecting the influence from terrestrial input.Phosphorus in all forms in core sediments at each station decreased with depth.In addition,potentially bio-available phosphorus accounted for 20-34%of TP.     

利用多源领域知识迁移CA的城市建设用地模拟

目的 建立传统元胞自动机(CA)模型时,如果样本数量不足,模拟效果往往非常不理想。提出了多源领域知识迁移CA模型,利用多个已有的旧样本数据集来帮助建立新的CA模型,并选取广东省深圳市作为试验区验证了其有效性。试验结果表明,该模型在新样本数量不足的情况下能够明显改善模拟效果,并且有效减小产生负迁移现象的风险。     

转型期省际城镇土地利用绩效格局演变与机理

以中国省域单元为例,在界定城镇土地利用绩效内涵基础之上,从结构、效益、效率及管理四维度构建城镇土地利用绩效评价体系,利用改进熵值法测度省际城镇土地利用绩效;并运用空间统计模型、R/S分析法及PCA模型,对2000-2012年中国省际城镇土地利用绩效格局时空演变及机理进行了初步的探讨。研究表明：① 2000年以来省际城镇土地利用绩效水平不断提升,区域差异较显著;绩效演变呈现出东西方向递增,南北方向倒“U”型分布格局。② 省际城镇土地利用绩效全局空间上表现出显著的正自相关,呈现绩效高(低)—高(低)集聚模式;局部Ⅰ绩效热点区主要集聚在东部沿海的京津及江浙沪,且不断向珠三角演化,Ⅱ绩效次热区主要集中在中原城市群、华北、华中及华南地区,Ⅲ绩效次冷区主要分布在西南地区及东北地区,而Ⅳ绩效冷点区主要集中在西部的藏疆蒙甘青地区,形成稳定“L”型塌陷形态;省际城镇土地利用绩效具有明显的分形特征,未来绩效值将呈现出继续增长的演化态势,且增长显著区分布在京津及长三角地区。③ 城镇化、产业升级、科技发展及市场化综合驱动转型期省际城镇土地利用绩效格局演变。     

中国县域国土空间集约利用计量测度与影响机理

土地利用问题日益成为中国经济发展的重要约束力之一。快速城镇化背景下城镇和乡村的快速扩张吞噬了宝贵的土地资源,粗放非集约的利用方式更加剧了土地资源的浪费。从国土空间集约利用的影响机理出发分析中国县域国土空间集约的影响机理对指导集约利用实践以及宏观集约利用政策瞄准和政策矫正都具有特殊意义。综合运用OLS模型、空间面板滞后模型和空间面板自相关模型以GIS和Matlab为技术平台,构建中国县域发展基础数据库 (1992-2010年),定量刻画中国2286个县级单元的空间集约利用度时空变化格局,计量分析社会经济发展、自然环境本底、区位交通地理、宏观战略政策和历史基础5大类变量17项具体因素的影响机理。研究结果表明,空间面板数据模型的整体显著性和可信度检验略高于一般面板数据OLS模型;在固定相关效应后对各因素的影响机制进行了检验,表明工业化、城镇化、经济发展水平、区位、交通和宏观战略政策等因素对县域国土空间集约利用的影响较为明显。自然环境因素弱于社会经济因素。被忽略的历史因素对县域国土空间集约利用具有极显著的影响。未来县域国土空间集约利用应因势利导,强化有利因素,减小不利因素影响。提高工业化和城镇化发展水平和质量。发挥市场的主导作用,完善土地市场和运行机制。优化国土空间集约利用调控政策和管治手段,制定差别化的空间集约利用政策。以资源环境承载力为基础和约束最大限度地提高投入和产出水平。     

中国城镇化与经济增长及用水变化的时空耦合关系

中国的快速城镇化进程伴随着经济总量与用水总量的持续增长以及严重的城市缺水危机,然而三者之间的定量关系及内在机理尚不完全清楚。本文构建了城镇化驱动经济与用水增长的完全分解模型,定量测度了中国以及31个省级行政区1997-2011年城镇化过程对经济增长与用水变化的驱动效应。结果表明：① 中国城镇化对经济增长的综合贡献率长期稳定在30%左右,经济增长60%以上依赖于生产效率的提高,因此应适当弱化“城镇化是经济增长主要动力”的理念;② 中国城镇化虽然通过拉动经济增长增加用水2352×10⁸ m³,但通过优化产业结构和提高用水经济效率减少用水4530×10⁸ m³,中国用水增长的原因是由于人口和经济规模效应而不是城镇化效应;③ 中国东中部的人口和经济大省且处于城镇化加速阶段的,城镇化拉动经济并造成用水增长的作用大,但减量效应也大,而且均呈逐年增长趋势,最终城镇化对用水的综合驱动以减量效应为主,而且在时空变化上的差异相对缩小;④ 城镇化虽有助于减少全国或较大范围区域的用水总量,但会导致城镇建成区或城市群地区的缺水危机,因此应尽快建立并完善城乡之间 (或城镇化水平较高与较低地区之间) 的水资源流转机制与补偿机制。     

中国省域耕地集约利用态势与驱动力分析

基于“理性小农”、超边际经济学等理论,建立了农户耕地集约利用解释的理论框架。构建了集约利用度指数 (CII) 和驱动力模型,分析了1996-2008年中国省域的耕地集约利用程度及其影响因素。研究结果表明：我国耕地利用集约度总体大幅度提高,但地域差异明显,初步形成了第一阶梯较高集约度、第二三阶梯较低集约度的空间格局;耕地集约利用的首要贡献来自于化肥、机械、农药等省工性劳动的大量使用,其次是资本投入和劳动力;耕地自然本底条件、耕地经济收益和劳动力生产率,与耕地集约度呈正相关,而耕地非农化效益与耕地利用集约度呈负相关。基于研究结论的政策引申：加强政策引导,科学合理使用非可再生能源等省工性劳动;切实改善农业生产条件,适度规模经营,提升劳动生产率和耕地综合生产力;提高耕地经营性经济补贴标准,激励农户稳定从事农业生产的积极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