珠三角流动人口社会融入与生活满意度期望——结构方程模型的实证分析

近年来有关流动人口社会融入和生活满意度的研究成为我国学者广泛关注的研究主题,较高的社会融入水平已成为流动人口获得生活满意度的根本。基于珠三角流动人口问卷调研数据建立两个结构方程模型,探究社会融入各维度及其影响因素的路径效应,进一步分析社会融入如何影响流动人口实现"生活满意度期望",即感受到本地生活满意度高于老家的路径机制。结果显示:珠三角地区社会融入可分为经济融入和非经济融入两部分,但经济融入的基础作用不凸显;个体、家庭与制度等因素对社会融入各维度存在较大影响差异;社会融入影响"生活满意度期望"可归纳为"经济融入-生活满意度期望"的直接影响路径和"非经济融入-生活满意度-生活满意度期望"的间接影响路径;提高流动人口市民化和社会融入水平,不仅要关注流动人口的经济收入问题,还应注重流动人口与本地人邻里关系建设,以形成良性的城市更新与和谐的社区环境。     

19世纪以来中国朝鲜族人口迁移分布及聚居区形成研究

基于历史文献和史料,利用地理信息系统技术,对19世纪中期至2000年中国朝鲜族人口数据进行分析,阐述其人口迁移特征及聚居区分布格局。朝鲜族大规模迁移至中国东北始于19世纪后期。1949年以前,朝鲜族主要分布在东北;解放初人口数变化不大,朝鲜战争爆发后东北朝鲜族人口小幅增加,改革开放后朝鲜族逐渐南迁,全国各省均有分布,传统聚居区人数减少。朝鲜族的阶段迁移导致其人口再分布现象及聚居区规模的变化。朝鲜族早期迁移形成北满、南满、东满、东边道和关内五个聚居区;延边朝鲜族自治州成立之初,全国近半数朝鲜族聚居于此,聚居规模较稳定;改革开放后,朝鲜族由传统聚居区逐渐向南迁移,形成以北京、青岛、上海、深圳为中心的新聚居区。探讨朝鲜族的人口迁移规律及聚居区分布格局,为促进朝鲜族人口与社会的协调发展提供借鉴。     

北京流动人口特征与经济发展关系的区域差异

在整理分析官方网站和实地问卷调查数据的基础上,研究了1997年以来北京流动人口来源地、教育水平、年龄结构、就业等特征变化与中心区、近郊区、远郊区3个圈层经济发展的关系以及不同来源地、不同来京时间、不同教育水平、不同年龄、不同职业、不同收入、不同居住状况、不同未来流动意愿的人口在这三个区域的分布差异。研究表明：①流动人口主要来自华北地区的传统格局在发生着变化,来自距离相对较远文化上与北京差异较大地区的人口比重上升 (7.5%),表明距离成本、文化心理成本在流动人口总转移成本中的重要性下降;② 流动人口趋于在近远郊区的集中分布与这一地带日益成为北京的发展重心密切相关;③ 第三产业在创造流动人口的就业中发挥着重要作用;④ 其就业结构趋于与全市产业结构一致并接近北京城区常住居民的就业结构,而与乡村居民的就业结构差异较大是这一群体的重要就业特征;⑤他们在第三产业白领部门就业的比重远低于城区常住居民,但这一状况在逐步转变,已由1997年约为城区常住居民的1/8升到2002年的1/5;⑥ 中心区的流动人口在来源地、来京时间、年龄结构、教育水平、职业构成、收入水平、居住状况、未来愿望等方面与近远郊区的流动人口有明显差异。     

云南省流动人口空间结构研究

从1990年到2000年的10年间，云南省流动人口得到了迅速的发展，云南省现有流动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达9．1％，流动人口密度为9．1人／km^2，并表现出性别结构男性多于女性，年龄结构以20－39岁的青装年为主，来源地省内和省外基本相当的结构特征，在空间分布上，体现了高度集中性，城乡差异十分明显，东部多于西部以及经济发达区，边境贸易区，旅游区流动人口较集中等规律，通过社会统计相关分析，反映出流动人口空间分布与经济发展水平，城市化水平，交通与区位条件等空间差异的显著相关性，并以此探讨了云南省流动人口空间结构的形成机制。     

广州小北路黑人聚居区社会空间分析

1978 年改革开放带来中国城市的快速转型。近年来, 针对经济转型背景下中国大城市 的社会空间研究很多, 但对在全球化影响下出现的跨国移民族裔聚居区的研究尚不多见。对 广州黑人聚居区展开研究, 以越秀区小北路为例, 探讨其社会空间特征与演进机制。研究采 用微观视角, 针对典型案例进行问卷调查和半结构式访谈。研究表明, 广州黑人聚居区与西 方同类族裔社会区存在诸多差异。小北路黑人聚居区因全球化下新的“自下而上”的跨国经 济联系而生, 因广州城市的商贸文化、宗教历史、贸易网络和地理气候条件而兴, 其跨国移 民多为来自西非地区的族裔散居者/ 漂泊者(Diaspora), 其人口构成异质多元, 且流动性强。 小北路的社会空间机制既包含被动隔离也包含主动聚居, 其经济形态已经开始向“族裔聚居 区经济”(ethnic enclave economy) 发展。     

中国县域市民化需求人口分布时空格局演变

在提出基于流动人口定居意愿的市民化需求人口测度方法的基础上,采用第五、六次人口普查数据,并借助ESDA等分析方法,对中国县域流入人口及市民化需求人口的时空格局演变规律进行探析。结果表明：① 整体格局上,流入人口比重及市民化需求人口比重均表现为东西部高于中部,区域差异明显且具有较强的经济指向性。② 时空演变方面,2000~2010年,中国县域市民化需求人口时空格局发生显著变化,三大区域之间的差异有所扩大,且不同城市群之间也存在显著差异。     

中国地级市间流动人口永久定居意愿的空间特征和影响因素

促进流动人口市民化成为当前国家推进新型城镇化进程中着力解决的重点问题,而永久定居意愿是促进流动人口市民化的关键内在驱动力。论文从地级市间流动人口的永久定居意愿出发,利用全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数据和多元线性回归模型开展实证研究。结果发现：① 地级市间流动人口的永久定居意愿有着整体水平偏低、空间不均衡的特点;永久定居意愿流形成以上海市、深圳市和北京市为主,内陆部分城市群的核心城市为辅的多极格局;随着永久定居意愿的增强,对城市的选择愈发聚焦在少数几个一线城市。② 模型结果显示,流入地级市与流出地级市间的工资与失业率的差距显著影响地级市间流动人口的永久定居意愿;女性、年长、受教育程度高、短距离迁移、停驻时间长以及举家迁移等的流动人口具有更高的永久定居意愿;流入城市的住房开始取代就业成为定居决策过程中最为重要的经济因素变量。     

我国将划四大人口功能区聚居区承载全国54％人口

国家人口计生委预计,未来30年,全国的城市人口比例将达到70％,城市人口将从目前的5．6亿上升到10亿,约有3亿农村人口进城,将给未来国家的经济社会发展带来严峻的挑战。据悉,国家人口发展功能区的战略规划已经由国家人口计生委完成。这项规划的大体框架,是将全国的国土分成5大区域,即不适宜、临界适宜、一般适宜、比较适宜、高度适宜地区,其中高度适宜地区,面积只有全国的10％,但是要积聚全国30％的人口,是人口密度最大的地区。在此基础上,还按照环境资源承载力,把全国划分出四大人口发展功能区域,即限制区、疏散区、稳定区和聚居区。其中人口聚居区将占全国人口的54％,约为7．4亿。     

住房产权与公共服务的“捆绑”——基于一线城市流动人口的视角

利用全国流动人口卫生计生动态监测调查数据,采用补对数-对数模型、工具变量法与中介效应分析法,研究中国一线城市流动人口的住房产权与公共服务之间联系与作用机制。结果表明：住房产权对公共服务存在显著正向影响,即拥有住房产权的流动人口取得相对完整的基本公共服务的概率将会更大。在住房产权与公共服务取得性之间,流入地户籍存在中介调节作用,即流动人口购买住房将有机会获得所在城市的城镇家庭户口,进而获得较为完整的公共服务。对于农业户口群体,是否拥有住房产权对他们能否享受流入地完整的基本公共服务影响更大,该现象符合我国城乡二元结构特征。     

区域协调发展背景下流动人口回流的空间意愿及其政策含义

人口空间分布格局的改变既是区域协调发展战略实施的结果,也是推进区域协调发展的重要手段之一。本文以流动人口的回流空间意愿作为切入点,采用全国性大规模抽样问卷调查数据,对流动人口回流的空间意愿、群体差异和影响因素进行研究,并探讨其对区域协调发展和新型城镇化的政策含义。研究发现,流动人口的回流意愿薄弱;对具有回流意愿的流动人口来说,回流空间的路径选择以返回原居地为主、乡镇中心和县城为辅。模型结果显示,流动人口回流空间选择不仅是其人力资本和流动经历正向选择的结果,也显著地受到流出地住房和流入地的就业收入和养老保险等因素的影响,而流出地的家庭需求和空间成本则无显著影响。在此背景下,政策制定者不能高估人口回流对人口流动空间格局和人口均衡发展的调整作用,也不能高估回流劳动力对流出地城镇化和城乡协调发展的促进作用,而应加强流出地城镇自我可持续发展的能力,吸引人口主动回流,以推进区域协调发展和新型城镇化战略的落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