鄱阳湖越冬水鸟栖息地评价

参照国际重要鸟区的评定标准,建立基于种群数量综合因子、物种多样性因子、保护物种综合因子的水鸟栖息地重要性评价因子集,采用模糊综合法评估鄱阳湖62个子湖泊作为越冬水鸟栖息地的重要性.结果表明:(1)鄱阳湖的水鸟栖息地总体处于比较重要的水平,子湖泊之间栖息地的重要性呈现出明显的空间差异,自然保护区内高于保护区外;(2)不同子湖泊间栖息地重要性的变化趋势不同,53.23%的子湖泊栖息地重要性上升,46.77%的子湖泊栖息地重要性下降,自然保护区内重要性下降的子湖泊比重低于自然保护区外.因此,当前保护区对栖息地的保护和管理是有效的,但省级以下保护区内的一些子湖泊的重要性存在下降的趋势,当前仍存在部分保护空缺.本研究为水鸟栖息地的保护与管理提供了科学支撑.     

乌梁素海湿地:迁徙候鸟的重要栖息地(英文)

乌梁素海是干旱半干旱地区典型的湿地。其位于东亚—澳大利西亚及中亚—印度两条迁徙路线上,是迁徙候鸟极其重要的繁殖地和停歇地。从2009到2012年,我们采用样线法和样点法对水鸟及其栖息地进行调查,共记录了98种水鸟,隶属于6目、14科,同时记录到水鸟个体超过100 000个。其中夏候鸟55种(在此繁殖)、旅鸟39种(在此短暂停留),分别占所记录物种数的56.12%和39.80%。对所记录的鸟类及其种群的迁徙规律进行进一步分析,结果表明:春季迁徙期主要为3月上旬到5月中旬,比秋季迁徙期(8月上旬到11月中旬)短。水鸟繁殖的高峰期是4月上旬到5月下旬。重点保护水鸟(包括IUCN红色名录中的受胁物种以及中国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名录中的Ⅰ、Ⅱ级保护物种)的集中分布时间是4月上旬到5月下旬以及9月上旬到11月上旬;相比春秋迁徙季节,夏季水鸟的群落结构相对稳定。基于研究,我们建议将乌梁素海湿地列入国际重要湿地名录及迁徙路线网络。此外,栖息地管理对鸟类分布的决定作用同样在文中加以讨论。     

西洞庭湖水鸟监测与保护管理

2010年监测记录到西洞庭湖保护区水鸟81种,35264只,分别隶属于6目16科,基本上是涉禽和水禽,其中涉禽的鸻形目、鹳形目和水禽的雁形目种类占优势,分别占整个鸟类群落组成的38.27%、19.75%和29.63%。从季节型组成上看,候鸟78种,占水鸟总数的96.29%;留鸟2种,占2.47%;迷鸟1种,占1.23%。记录到珍稀濒危水鸟12种共2023只,新记录到水鸟2种共4只。从种群数量上来看,2010年比前几年总体上有所上升,其中水禽数量有所下降,涉禽数量有所增加。气候变化、湿地缺水与人为活动是影响迁徙水鸟的主要因素。开展湿地恢复与改造,加强保护管理力度仍是西洞庭湖保护区今后工作的重点。     

人类与雁鸭类冲突是湿地保护与管理的新挑战北大核心CSCD

在世界范围内,普遍存在着人类与雁鸭类发生冲突的现象,引发冲突的原因比较复杂,包括生态、社会、经济和安全等多方面的原因,人类与雁鸭类的冲突能否有效缓减直接关系到湿地保护的可持续性。已经在人类与雁鸭类的冲突涉及到的种群管理、冲突防控和损失赔偿等方面,开展了大量研究和管理实践。在人类与雁鸭类冲突的表现形式、产生原因、国内外管理策略和应对办法等方面,进行了梳理;人类与雁鸭类冲突主要体现在雁鸭类破坏农作物、鸟撞、疾病传播、人类盗猎和毒杀雁鸭类等。全世界应对人类与雁鸭类冲突的办法多种多样,有一些成功的经验可以借鉴。但是,中国目前解决人类与雁鸭类冲突的办法主要是相对单一的经济补偿,由于实施上的困难,不足以应对当前的复杂形势,人类与雁鸭类冲突的加剧会影响未来中国湿地保护与可持续管理。为了缓减人类与雁鸭类冲突,需要开展更多跨学科的系统研究,将社会经济与生态保护紧密结合,充分考虑各利益相关方的诉求,对雁鸭类致害和补偿的成本进行合理的计算,尤其应该重视直接承担损失和保护成本的当地人。中国还需要加强有关法律法规的制定和执行、加强有关部门和社区间的合作、开展多元化的替代生计保障民生,以缓解人类与雁鸭类冲突,促进湿地保护与可持续管理,为中国生态文明建设提供可借鉴范式。     

2018年11月至2019年3月北仑河口虾养殖塘区水鸟分布及其影响因素分析北大核心CSCD

北部湾区域是东亚-澳大利西亚鸟类迁徙路线上水鸟的重要停歇地和越冬地。2018年11月至2019年3月,在广西北仑河口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的缓冲区及其附近的克溪村、交东村、贵明村和榕树头村的虾养殖塘区,开展水鸟调查;随机在虾养殖塘中采集水样,测量虾养殖塘的水深、水温和盐度,计算虾养殖塘的水域面积,测定水样的pH和溶解氧含量,分析水体指标与水鸟种群数量的关系。研究结果表明,调查期间,在虾养殖塘区,共记录4目7科23种水鸟,其中,有3目3科5种水鸟为留鸟,有2目5科18种水鸟为冬候鸟;虾养殖塘水体的水深、水温、盐度和pH以及水域面积、水体中的溶解氧含量都对水鸟选择其作为栖息地有一定影响;冬季虾养殖塘水体的水深和春季的水域面积对水鸟种群数量的影响分别能解释总影响的28.51%和55.73%;冬季和春季,白鹭(Egretta garzetta)对虾养殖塘水环境的变化反应最敏感,水深对迁徙水鸟特别是鹬科水鸟种群数量的影响较大;水深和水域面积是迁徙水鸟是否选择虾养殖塘作为栖息地的重要影响因素。     

内蒙古桃-阿海子的生境演替与水鸟群落的兴衰

桃力庙-阿拉善湾海子是内蒙古西部鄂尔多斯高原上一个水面曾为10 km2的荒漠咸水湖泊,因其在20世纪90年代承载了遗鸥最大繁殖群,于2002年被认定为全球第1148号国际重要湿地。随后,干旱少雨加之严重的人为干扰使桃-阿海子趋于干涸,遗鸥繁殖群于2004年放弃该地点而迁居他地,2005年当地水鸟群落彻底消失。数年后,桃-阿海子干涸湖底发育起碱蓬群落。自2011年蓑羽鹤在其间营巢繁殖,且数量逐年增多,并出现蓑羽鹤非繁殖群在此停歇与栖居。在鄂尔多斯高原东部已干涸的湖泊中,桃-阿海子是唯一一处在其湖底碱蓬群落发育后进而成为大型鸟类繁殖与栖息生境的地点,它将以何种方式演替值得关注。     

滦河口湿地主要水鸟种群迁徙动态

2008年1~12月,采用样方法和样线法,研究滦河口水鸟多样性和迁徙动态。滦河口水鸟的重要类群(鸻鹬类、鸥类和鹭类)种类和数量高峰期都出现在春、秋迁徙季节,除雁鸭类有较多种类在本地区越冬以外,其他类群在冬季的种类和数量都最少。秋季,水鸟迁经湿地的时间较为集中,大部分水鸟在8月下旬至9月下旬进入该地区,而春季较分散,分别为3月中下旬的雁鸭类(279只)高峰期和4月下旬的鸻鹬类(2 035只)、鸥类(2 346只)、鹭类(159只)高峰期。     

鄱阳湖夏季水鸟的数量与分布

2016年5-6月,调查了鄱阳湖夏季水鸟,共记录到水鸟59种,隶属6目14科,其中繁殖鸟31种,非繁殖鸟28种;古北界种类27种(45.76%),东洋界种类3种(5.09%),广布种29种(49.15%)。与2015年相比,16个种有变动,涉及3目7科,比2015年减少了14种,增加了2种。鸟种类最多的为鸻形目,25种;其次是鹳形目和雁形目,分别为14种和11种;数量上,鄱阳湖夏季水鸟中,少见种3种,常见种2种,优势种有12种,其中鹳形目鹭科优势种7种,占优势种种数的58.33%。初步分析了鄱阳湖夏季水鸟的分布、生境选择和生物多样性。     

肯尼亚“以鱼治蚊”计划失败

科学家近日发现，生活在肯尼亚纳库鲁湖附近的水鸟，竟然成了当地实施疟疾防治计划最大的阻碍。     

鄱阳湖国家级自然保护区食块茎鸟类种群数量与水位的关系

以4种食块茎鸟类———白鹤(Grus leucogeranus)、白枕鹤(Grus vipio)、鸿雁(Anser cygnoides)、小天鹅(Cygnus columbianus)为研究对象,分析越冬候鸟种群数量与鄱阳湖保护区内湖泊水位变化的关系.2003 2007年越冬季节,采用直接计数法调查鸟类的种群数量,通过非参数回归分析鸟类种群数量与水位之间的关系.结果表明,虽然4种食块茎鸟类的种群数量最高值分布在不同水位,但峰值水位差异较小,且种群数量与水位关系的总体趋势呈现一致性.随着保护区内湖泊水位的下降,鸟类种群数量呈现先增长后减少的倒V字形趋势.在水位由16.0 m降至14.8 m(吴淞高程)的过程中,鸟类种群数量随着湖泊水位下降逐步增加达到最高峰;在水位由14.8 m降至13.5 m的过程中,鸟类种群数量随着水位下降而减少.当鄱阳湖水位处于14.5~15.5 m之间时,食块茎鸟类的种群数量较高,其种群数量最高点出现在水位14.8 m左右.2003 2005年3个年度鸟类种群数量与水位的关系相似,呈现出先增多后减少的单峰趋势,峰值水位均位于14.75~14.90 m之间,2006和2007年平均水位升高,鸟类种群数量分布的峰值水位也高于前3年,峰值水位出现在15.25 m附近.由于受到良好保护,大湖池和沙湖鸟类种群数量与水位的关系稳定,而梅西湖未呈现出有规律的变化趋势.研究表明在本研究区域中,水位在14.5~15.5 m之间4种食块茎鸟类的种群数量较高,该研究结果对鄱阳湖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水位管控具有指导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