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镇发展的收缩状态识别、分类及因素探讨——以黄河流域甘肃段为例

在推进“以县城为重要载体的城镇化建设,以县域为基本单元的城乡融合发展”的时代背景下,科学甄别县级单元城镇发展收缩状态、类型成为其城镇化发展分类施策的关键。通过构建“人口-土地-经济”耦合交互的城镇发展评价指标,借助象限图和耦合协调度模型,对县域、县城人类活动实体地域进行城镇发展状态识别和分类,并采用地理探测器进行因素探讨,最后以黄河流域甘肃段62个县级单元为例进行实证。结果表明：（1）黄河流域甘肃段大多数县级单元发展态势良好,其中县域发生收缩的县级单元14个,县城发生收缩的共21个,大部分县城发生收缩与供给侧改革、去工业化相关。（2）区域内绝对扩张型或绝对收缩型的县城数量均多于县域,各县城间城镇发展失衡,增减分化严重。（3）社会经济发展水平、人民生活质量是影响黄河流域甘肃段县域城镇发展的重要因子,地方发展活力、开发建设力度是影响县城城镇发展的重要因子。（4）县域与县城各主导因子的交互作用规律均表现为收缩型>扩张型,多个因子的共同作用有利于县域县城收缩发展态势的好转。研究提出了基于象限图的城镇收缩类型甄别方法,实证结果能够为黄河流域甘肃段各县级单元的规划建设引导提供依据支撑。     

高质量发展阶段旅游业发展水平空间分异成因探测——基于因素分解的黄河流域实证

立足旅游业发展影响因素的阶段性变化,构建了高质量发展阶段旅游业发展影响因素指标体系,并采用地理探测器、地理加权回归等方法探讨了2019年黄河流域旅游业发展水平的空间分异成因。结果表明：（1）新发展阶段,区域旅游业发展既受到传统因素的影响,又受到新发展理念等新因素的影响,二者共同组成了高质量发展阶段区域旅游业发展的影响因素体系。（2）黄河流域旅游业发展水平呈现由下游向上游逐级递减的空间分异格局,上中游地区内部差异较大,下游地区较小,上中下游之间存在比较显著的供需不匹配现象。（3）在单一维度和综合维度上,各因素对旅游业发展均有显著的影响,但新因素强于传统因素,各因子的影响力排序具有一致性,旅游业发展受因子间协同作用影响更大。（4）传统因素中消费水平、交通条件和旅游资源禀赋,新因素中创新能力和绿色生产对旅游业发展具有显著的空间异质性影响,但其异质性空间效应各不相同。     

长株潭城市群经济-社会-生态协同发展水平的演化特征及提升路径

基于复合系统协同度模型,将城市群解析为由经济、社会、生态等子系统集成的复合系统,以长株潭城市群为对象,探讨国家“两型”社会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获批成立以来长株潭城市群经济-社会-生态协同发展水平的演化特征并探寻其提升路径。结果表明：1）从城市群尺度看,2007—2019年长株潭城市群经济、社会、生态子系统有序度总体呈提升趋势,复合系统协同度由轻度失调走向中度协同;2）从城市尺度看,长沙市、株洲市已实现中度协同,湘潭市仍为轻度协同,研究期内长沙市复合系统协同度持续强化、株洲市与湘潭市相对弱化;3）长株潭城市群协同发展目前存在两大问题,一方面城市群总体协同水平偏低、社会-生态子系统变化缓慢,主要制约序参量为基础设施和环境治理;另一方面城市间协同水平存在明显差距,主要制约序参量为经济规模、发展质量、产业结构和污染排放;4）长株潭城市群协同发展水平的进一步提升,在城市群尺度下需合理制定各子系统有序发展与协同目标,健全城市群财政及公共事务统筹管理机制;在城市尺度下各城市应补足短板、提升发展能级,不断完善城市间互动合作机制。     

湖南省人-地-水系统耦合协调度时空演进与影响因素

通过构建人-地-水系统的评价指标体系,运用综合评价模型、耦合协调模型、系统GMM模型分析湖南省人-地-水系统的综合发展指数、耦合协调度及其影响因素。结果表明：(1)2010—2019年湖南省人-地-水系统综合发展指数呈上升趋势,但子系统增速各异,人系统增速最快,地系统增速最慢。(2)人-水、人-地、水-地的二元系统中,人-水系统耦合协调度增速最快,发展为高度协调,人-地、水-地二元系统为中级协调;人-地-水三元系统从勉强协调发展为中级协调,各地耦合协调度均有提高,系统间的依托关系逐渐增强。(3)在影响因素中,产业结构升级、政府调控能力、科技投入和农村治理投入具有显著正向促进作用。     

Transformation and development of small towns in developed countrie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rescaling北大核心CSCD

小城镇在城乡聚落体系中占据着重要位置。自20世纪中叶以来,小城镇分化发展逐渐成为世界范围内的普遍现象。随着城乡互动与全球流动的不断加剧,小城镇受区域、国家乃至全球尺度的影响愈加显著。因此,论文将尺度概念和尺度重组理论与小城镇相结合,对国外相关研究开展综述,以期对发达国家小城镇的转型发展提供合理解释。研究指出,小城镇具有多尺度性,可以用梯形尺度、嵌套尺度、网络尺度等隐喻进行具象化表达。小城镇的转型发展蕴含了尺度生产与再生产的过程,并且可进一步分为经济、社会、文化、政策等4个维度。研究认为,在全球化和城市化背景下,小城镇原有的“核心—边缘”结构发生重构,正在经历一个跨尺度的网络化的尺度重组过程。有些小城镇在此过程中走向衰落,有些则能够成为全球网络尺度中的节点,在梯形尺度方面实现了发展跃迁,在嵌套尺度方面则扩大了腹地范围。最后,研究认为基于尺度重组理论开展中国小城镇转型发展研究有利于突破就小城镇论小城镇的研究禁锢,但需要注意不同语境下的差异性。     

区域发展视角下的政府引导基金研究进展及展望

政府引导基金现已成为许多国家(或地区)政府普遍使用的一种促进区域发展的政策工具,受到了国内外学者的广泛关注,积累了丰富的研究成果。论文基于区域发展的视角,从政府设立引导基金的原因、政府引导基金的扩散与分布、政府引导基金的运作模式以及政府引导基金对区域发展的影响4个方面对现有研究进行综述。主要发现有：(1)政府设立引导基金的原因在于缓解融资缺口,实现区域发展目标;(2)政府引导基金经历了不同地理尺度的扩散,形成了不均衡的空间分布格局;(3)政府引导基金的运作可以分为募资、投资、管理、退出4个环节,公共资本的参与和政府干预是其区别于一般私人风险投资基金的主要特点;(4)总体而言,政府引导基金对区域的风险资本供给、创业创新、产业升级有正面影响,但也可能扩大区域发展差距。最后,论文提出地理学要加强区域发展视角下政府引导基金的研究,并指出了未来的研究方向。     

清代中期以来喜马拉雅山脉两侧的边境战略行为分析——基于国家边境投射力视角

科学认识印度的边境战略对中国制定合理的对印政策措施具有重要意义。已有的研究难以解释在中印综合实力悬殊条件下,印度为何一直在中印边境地区挑衅和蚕食,很难为未来中国调整对印策略提供理论依据。本研究在构建国家边境投射力分析框架的基础上,选取乾隆时期、清代末期、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和2000年以后的近期为时间节点,结合历史文献和实地调研,解释不同时期喜马拉雅山脉两侧主要政治实体的边境战略行为,以史为鉴,为中国调整对印边境战略提供参考。结果表明：(1)国家边境投射力是政治实体选择边境战略的重要依据,综合国力、牵制力量、地缘距离和经贸往来是影响国家边境投射力的主要因素。(2)中国综合国力强盛,没有受到牵制力量的羁绊时,国家边境投射力投射强度增加,成为喜马拉雅地区边境战略行为中的强势方;反之,则会成为弱势方。(3)基于国家边境投射力分析框架,提出中国对印边境战略调整的方向,即评估中印两国的国家边境投射力变化、重视外部牵制力量、加强中国国家边境投射力的投射强度、推动边境贸易等。     

江苏盐城湿地珍禽自然保护区自然教育的对策思考

自然保护区开展自然教育活动有助于提高全民生态保护意识,是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举措。以江苏盐城湿地珍禽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为例,系统分析了开展自然教育的有利条件、制约因素和探索实践,并提出自然教育高质量发展策略。结果表明:保护区具有资源丰富、知名度高、设施完善、文化深厚、区位优越等有利条件。制约因素包括功能布局不合理、自然教育体系不完善、生态安全威胁。保护区在精品课程和教程开发、特色自然教育径设计、人才队伍培养、新旧媒体融合和湿地科普教育等方面开展深入探索实践。提出了构建先进的管理模式、建立科学的运行机制、打造系统的自然教育体系、探索社区化的示范推广等方面的发展策略。     

中国科学院资源与环境信息系统国家重点实验室

资源与环境信息系统国家重点实验室成立于1985年,是我国首批建成的国家重点实验室之一,是我国地理学领域第一个国家重点实验室。作为我国地理信息系统事业的开拓者、倡导者和实践者,实验室为中国地理信息科学的建立和发展作出了奠基性的重大贡献。2010年和2015年实验室连续2次在科技部组织的国家重点实验室评估中被评为优秀。目前实验室学术委员会主任为杨元喜院士,实验室主任为苏奋振研究员。     

湘西“旅游扶贫”的地质依据

正湘西地区将发展旅游业作为扶贫攻坚的重要措施,按地质地貌条件有充分的科学依据。去年11月的深秋时节,习近平总书记到地处武陵山片区中心地带的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考察。他沿着狭窄山路辗转来到花垣县十八洞村,在低保户施成付家院子里和村干部、村民代表等座谈,村干部和村民说话不绕弯子,纷纷建议这里风景好,希望政府帮助改造房子、发展旅游扶贫致富。习近平说,各级党委都要重视,还要更重视。之前2013年9月3日湖南省委副书记、